1 社会发展领域的理念基础

中学时期家乡的报纸报道过一则新闻：一些企业家联合起来资助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停止了资助，因为从未收到过一封孩子的感谢信。企业家们认为孩子不懂感恩，所以不愿继续下去。

从个人角度说，企业家有权支配自己的合法收入，并决定是否要捐赠，捐赠给谁，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但如果资助者换成公益组织，就不能根据道德好恶来区别捐赠对象。譬如我们无法想象壹基金的紧急救灾项目，会在灾害捐赠前先考察受灾地民风是否淳朴。也无法想象嫣然天使基金会资助唇腭裂儿童前先考察父母的道德品质。对于政府来说更是如此，邓飞先生发起了著名的免费午餐项目，政府接管后可以因为资金调配逐步覆盖不同地区，但目标是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午餐吃，而不是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或素质高低来区别对待。

这样做的原因是，贫困儿童、失独老人、残障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发展失衡所带来的结构性权利缺失，与“弱势”个体是不同的。因此，现代公益慈善文明（以下用“社会发展”代替“公益慈善”）的基础是对于权利的尊重，而非出于善心的救助。

社会看待残障群体的视角演变是个很好的范例：残障群体经历了宗教、慈善、医疗和社会融合四个阶段。远古时期残障人被认为是犯了罪孽而遭到上天的惩罚，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同情并对残障群体予以救助，到了近代社会致力于通过医疗技术恢复残障群体的生物学功能，而随着联合国残障权利公约的提出，人们意识到残障并不仅仅是因为躯体或精神本身带来的障碍，同时也有社会资源配给的影响。

举例来说，一个人失去了一条右臂，在生物学上，和其他人相比的确不够方便，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因为有两条手臂并不是许多工作产出成果的必要条件，例如美术、声乐或是教育，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眼光、乐感和知识结构。但由于只有一条胳膊，主流社会中往往并不接受他们的合理存在，在教育、就业等各个环节残障人都被排斥，无法融入社会。

如果以“社会功能”的视角来看残障，那么高度近视、在现代社会不会使用计算机或开车也可以被纳入“残障”范围。“残”通常是由于先天或后天意外所产生的不可选择的因素，但“障”更多是由于社会文化认知与思维所造成的人为性障碍。

当然，这种后天性障碍并不仅仅因为社会意识和资源调配的不足，的确对一些重度残障患者很难通过资源的调配使其拥有完善的社会功能，但在残障群体中，依然存在大量的，超越其“残疾”部分的人为限制，这种限制集中的体现在教育、就业、恋爱婚姻等发展性因素上。

有一种声音是，的确，如果社会资源调配更合理，残障人会有更多的空间，但是，社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并且社会有许多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集中资源先做更有利于发展的事情？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一方面，社会无法做到平均主义，让财富和资源平衡分配，或者说，在可见的文明发展史上，任何社会形态都做不到这点，否则文明很可能根本无法被创造。社会要进步，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更准确的说，差异的产生应当脱离动物世界物竞天择、王者生存的模式，而转向“前进者带动后进者共同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意义。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如何让人体验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假设你有能力重新设计一个社会制度，包含这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医疗资源供给、财务分配等所有制度，但接下来你会随机的投胎到社会中：既可能是贫穷家庭也可能是富庶家庭，既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既可能健康也可能残障，那么你会如何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充分的考虑社会流动性的问题，因为谁都无法确保自己不投胎到社会最底层，只有这样才能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层次考虑公平与正义。

因此，尊重和保障权利是社会发展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政策文件里的语言表述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权利保障的制度性具体化），譬如在农民工收入得到提高时，也需要享受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的社会资源，包括医疗、教育、户籍福利等。虽然话语结构不同，但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发展领域，所追求的美好社会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是，限于发展时间和阶段的原因，不少社会发展组织仍在以”救助“的视角开展工作。“救助”本身并无问题，但缺少权利视角会降低工作的可持续性。

我们时常会看到目标人群在“救助”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例如流动人口的论坛中全部是社会阶层较高的学者，女性发展论坛中大多是男性。更直白的讲，“弱势”群体只能作为客体被动接受社会的安排，而非主动参与到相关工作中：非残障群体决定着残障群体的事务，成年人决定着青少年的事务，男人决定着女人的事务。

当需求难以表达时，会对工作的有效性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2013年微信开发了针对视障群体（盲人）捐助声音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作为志愿者捐献1分钟声音，微信会分配1分钟内容的读物，在大量语音的基础上组成了各类读物。项目上线不久后就遭到了视障群体的批评，因为该项目完全忽略了视障群体的实际需求。试想，任何人听着每分钟切换的声音都会对理解产生极大的障碍，每个人的音色、语调、节奏都不相同，更不用说方言等发音的标准性问题。如果在项目设计时期请视障人共同参与，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残障群体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例如大部分的残障群体都可以和非残障群体接受相同的教育，有了知识结构与技能就可以获得工作，经济收入会带来更多自由与发展机遇。而多数情况下，具备能力与社会资源的残障者会反过来为其他残障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例如捐助、呼吁社会关注、发声甚至直接建立相关组织（瓷娃娃即是典型的例子）。对社会来说，也无需不断进行“慰问”和“关怀”，最重要的是，残障者在此过程中具备了独立的尊严和人格，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融合进社会整体并做出贡献——这就是发展的价值。

根据发达国家的尝试，”Empowerment“是实现弱势群体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理念。本文即是以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MSIC）在青少年性教育工作”Empowerment“的经验为基础，探讨”Empowerment“的方法与意义。

由于语言翻译及话语结构的差异，需要先明确本文几个重要词汇的意义。”Empowerment“在内地普遍被翻译为“赋权”，而在香港和台湾被译为“增能”。在语言上，英文“power”对应的词汇是权力，而“rights”对应的是权利。从概念上，权力对应的通常是监督和限制，而权利对应的通常是尊重和保障。社会发展领域所探讨的权利普遍为后者。但”Empowerment“的词汇结构中使用的是power，而power本身除了权力还有能量、力量的意思。从字面上看，”Empowerment“可以认为是“使之具有力量”（得到发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歧义。另外一个需要被提及的词汇是“赋能”，”Empowerment“有时也被翻译为赋能，但在本土的概念中，赋能又通常被认为是”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设）。

此外对于“赋”的表达也存在争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潘绥铭就曾指出，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不是“赋权”而是“复权”，“赋”本身带着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是“我赋予你”才有，而不是“你本来具有，只是由于各种问题产生了缺失”。因此，在一些文件和组织中，”Empowerment“也被译为“充权”。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些人对“权利”很喜欢，另一些人则不喜欢，因此，也曾出现关于专家解释具体实践时说不是“赋权”，而是“赋能充权”，但实际上用的都是Empowerment。

以上就是对于”Empowerment“及相关词汇的一些争议。我们暂且忽略原始定义及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歧义，在本文中几个词汇形成的背景意义如下：

• “弱势群体”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结构性权利缺失；

• 帮助弱势群体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赋权”，即使其同其他群体一样，具备社会参与与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权利；

• 赋能是赋权实现的重要方法，缺失赋能的赋权是形式化的赋权，而非实质性的赋权。缺少足够的信息、知识结构、技能、发展机遇和经济地位无法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 “赋”并非是不平等的体现，只是由于翻译原因造成的误解。无论赋权与赋能的各方都是平等的。“赋”可以理解为“促进”，青少年原本就具备受教育与发展权利

2 青年先锋项目的古往今来

2000年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SI）在中国正式注册（MSIC）。经过细致讨论，大家将机构关注的目标人群定位为13-24岁的青少年，工作内容与MSI相同——促进性与生殖健康。目标群体定位的理由是，从初中到研究生毕业阶段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在国家相关政策中的关注与群体本身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属于需求未被满足的群体。

MSIC的第一个项目是由福特基金会支持，和《中国中学生报》合作的倡导培训项目。2001-2003年期间，MSIC开展了多个合作项目，在农村中学、铁路建筑工人间普及性安全教育。2003年，MSIC与瑞典海外开发署合作，在北京高校中开展了基于“同伴教育”模式的性与生殖健康活动。

“同伴教育”是发达国家开发的一种群体干预手段。其理论基础是“同伴”对人具有显著的影响力，特别是对青少年，要远高于家人和教师。因此可以借助这种影响力在目标群体中施加积极的影响。同伴教育被广泛应用于控烟、艾滋病预防、毒品防控、性教育等领域。中国最早可查的同伴教育应用是在1994年云南省红十字会与澳大利亚红十字的艾滋病项目中。随着MSIC、美国帕斯卫生科技适宜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连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国内组织的共同推广，在其后十余年的时间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同伴教育的方法很多，例如宿舍卧谈、同伴聊天、非正式的活动等。在青少年领域，被使用最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参与式培训模式。即由资源组织寻找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人，或是更为积极、愿意与他人交流、较为活跃的人，对他们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使他们具备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包括对性器官的了解、卫生保健的常识、防治意外怀孕与性传播疾病的方法、识别拒绝性骚扰与侵害的技能等。之后由他们组织同学、朋友开展培训，通过各种轻松的讨论、有趣的游戏帮助大家增长知识、提升技能。这样的活动通常在1-3小时不等，每次参与的成员在15-40人之间。

在时任项目官员崔麒的努力下，MSIC在北京多个高校发展了一批认同度很高的同伴教育志愿者。其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梅冬，中央民族大学的刘陈男在毕业后都进入MSIC工作。崔麒非常注重技术和质量，在MSIC任职期间开发了多个宣教材料，其中《爱之年华》、《非常男女》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成为MSIC的经典技术产品。

2004年底，美国杜克大学的学生来中国访学时曾拜访MSIC，MSIC邀请北京地区志愿者参与了交流。这次活动后崔麒与梅冬深刻的感受到两国青年人的差距。梅冬的描述是：“我们的志愿者年龄相当，甚至还大一点，但是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表现在能力上，而是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思考和一种担当。我和崔麒讨论了很多，这个事情当时没有讨论出答案和结果，但是非常刺激我们，让我们很想做点事情能把他们往上拔一下，能让大家更多的站在青年领袖的层面去思考社会问题，这是后来夏令营的一个导火索。”

2005年，MSIC和瑞典海外开发署合作的教师培训项目结束后剩余一笔尾款，经过讨论后崔麒和梅冬决定举办一次志愿者夏令营，讨论了同伴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谈到了青年人如何认识领袖的作用等。时任项目官员，现任MSIC执行总监肖远鸿后来对此的评价是：“这届夏令营最大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方法，把同伴教育参与的理念移植过来，夏令营没有做的很规矩的正式讲课，而是很多参与的环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家情感的交流，很多人在很久以后仍然记忆深刻。”同年，崔梅二人还邀请了7人的志愿者核心小组对《爱之年华》进行了改版。虽然小组提交的稿件质量与期待中差异很大，最终由崔梅二人全部重写，但他们依然认为这件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让志愿者更深刻的参与工作，更为系统的训练了他们的能力和思考方式。

2005年底，在MSIC的年会上，梅冬介绍了同伴教育模式对机构发展的意义，但由于机构战略原因，梅冬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太多认同和支持，在05-07年间，曾有一段时间的发展停滞。

2007年，随着MSIC更加重视支持以诊所为基础的工作方法，除了职业团队外，还需要在当地发展一批志愿者团队协助开展工作。鉴于之前同伴教育志愿者表现出的强烈归属感，同伴教育模式再次得到发展，并于07年夏天在南京举办了第二次夏令营。这次夏令营重新梳理和讨论了同伴教育的核心意义，分享了各种技能。简而言之，这届夏令营的目的在于促进同伴教育质量的提升。同年崔麒从机构离职，后来去了全球基金日内瓦总部工作。

2008年8月，MSIC在西安举办了第三届夏令营，这次夏令营被许多人认为是MSIC青年项目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届，并在接下来的数年直接孕育了青年先锋系项目。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夏令营主要在几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

• 开放了招募渠道。不仅仅是针对MSIC内部志愿者，也有少量的外部人员参与；

• 大大减小了推荐制，所有人都需要经过正式申请，有一个8人小组共同审阅所有报名材料并做出决策；

• 取消了所有对同伴教育的讨论，转为对青年人的自我认知、对社会作用的讨论，特别是在生殖健康领域能做出什么贡献；

• 创造了大量有趣的参与式方法。例如所有成员都有一条红丝带，最上面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每天所有参与者会有数张卡片，用以写给今天活动中印象最深的同伴，可以写批评、建议、赞赏、鼓励等任何想要说的话，包括对欣赏的人表白。最后会举行降旗仪式，每个人带走自己收获的所有卡片。这个方法作为经典活动被保留至今。

这次夏令营的官方名称是：生殖健康青年领袖夏令营。从主题就可以看出，MSIC对于青年价值的定位从“同伴教育者”变成了“青年领袖”，认为大家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培训结构上看，也多为理念和自我认知的内容：

夏令营是由当时MSIC四位年轻人：梅冬、刘陈男、陈晓东、坚春杰共同设计的。刘陈男后来回到广西，在一家生物保护组织工作。陈晓东现在广西中医药大学任职。坚春杰离职后先供职于瓷娃娃，后回到家乡西安，现为雕刻时光咖啡店的店长。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届夏令营除了小组任务的一些体验，参与者并没有学到太多具体的技能。更多的是一些有趣的参与方法、对理念的讨论。但这只是由于发展初期技术还未能积累。本届夏令营最重要的意义，是激发了参与者的激情与思维，让大家有了更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且创造了一个以“夏令营”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我就是这届夏令营的受益者之一，也是这届夏令营让我重新回到MSIC的志愿者序列（有一段时间因为个人原因几乎脱离MSIC），并在毕业后成为正式工作人员至今。其他一些伙伴也依然在社会发展领域工作。例如夏令营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王鑫，后来进入深圳恩派，目前就认恩派华南区高级经理，并负责中国慈善项目展览会的具体执行。由于四位年轻人在志愿者群体中巨大的影响力，与另外一位同事“梁龙蜀”一起，被志愿者亲切的称为“四公子和精灵妹”。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老志愿者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友谊。

第三届夏令营结束后，参与者们激动的回到各地奔走相告，点燃了更多人的热情。大家都很期盼09年夏令营的信息，而最终等到的却超乎意料——一个全年的能力建设项目。

2009年初，耐克公司中国区企业社会责任（CSR）部门联系了MSIC，希望共同开发一个青少年项目。

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CSR部门都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不但不能为企业带来盈利，反而要花钱，并且需要为企业证明钱花的好，即便在中国的跨国企业也是如此。耐克则是少数的例外。耐克公司早年由于被诸多国际组织抨击其“血汗工厂”，所以高层在一系列事件后决心重塑耐克形象，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与其他企业不同，耐克的CSR部门并非叫CSR，而是“商业可持续创新部门”，并由耐克中国总监级别直管，每年有巨量资金投入公益行业。其资助策略随耐克全球CSR策略一致，并直接对总部报告。

2009年开始，耐克全球CSR的一个重点是将足球和艾滋病预防结合。非洲地区是全球艾滋病流行的高发地区，而足球是青少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耐克希望通过足球培养“同伴骨干”，并鼓励其在同伴中倡导艾滋病防治的信息和意识，因此中国区也希望开展类似项目。

09年初，耐克的CSR部门总监Kelly Lau和主管俞菲女士找到MSIC商谈合作。耐克当时提出了几个重点，希望这是一个有关青年、领导力、艾滋病和运动（特别是足球）的项目。基于08年夏令营及前期志愿者培养的经验。以时任项目官员梅冬、刘陈男为主，机构设计了一个长周期（相对以往）能力建设项目。在讨论项目名称时，有人提出沿用08年的“青年领袖”，但MSIC首席代表刘丽青认为“领袖”一词过大，短期的项目难以培养出真正的领袖，应当谨慎使用。后来有人提出“青年活动家”的定位，而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家”的称呼也过大，于是最终定名为“青年活动者培养计划”。

该计划为期一年，从2009年6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结束。包含招募，两次实地集中培训（夏、冬令营），两期社会实践，督导，以及毕业典礼。

这次招募共收到了148份申请，每名申请者必须要填写申请表，但可选择提交推荐信。当时内部的申请文件中对推荐信的界定如下：

经过审阅申请材料和部分电话面试，最终选出了60人。根据前期方案，最终入选名单需要满足以下两点：

• 至少保证每中心（注：MSIC当时在北京外的5个地区有医疗诊所，也作为当地项目办公室）所在地有2名志愿者能够参与到该培养计划之中。

• 非中心所在地区的志愿者（指北京、湖南、其它地区的志愿者）共应有不少于8人，不多于15人参与到该培养计划之中。

经过最终确认后，所有成员需要填写一份测评表进行团队角色测评，该工具将每个人分为8种角色，包括执行者、协调者、塑造者、创新者等。根据测评结果全部成员被分为两个班，每班约30人。夏令营和冬令营结束后每位参与者可以申请1000-3000元不等的社会实践项目，也可以两人联合申请。每轮社会实践约5个月，项目全程共批复两轮次47个项目。

09届项目还设立了辅导员制度，在往届优秀的志愿者中遴选了数位成员，与MSIC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了辅导组。每名辅导员负责4-6名不等学员的工作，定期对工作予以指导建议。

由于人数众多，为了激励大家，项目组设计了一套较为复杂的评分体系。将整个项目分为六大部分，每部分100分共计600分的成绩作为项目结束的终期考核。虽然该评分体系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仍然有效的识别了参与者的表现。09届项目结束时得分最高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参与者韦莹玉，而莹玉毕业后也进入MSIC工作，并在接下来的5年里成为我最紧密的工作伙伴。其他不少成员也活跃在社会发展领域。例如颜家峰在美国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工作，李婷婷致力于性别平等工作，罗柳红进入南宁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卢逸桉现任东莞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主任。

从培训结构上来看，09届项目大大扩展了培训内容，并教授了许多技能：

09年项目最大的贡献在于，在志愿者群体中引入了“社会发展”的概念，并鼓励志愿者尝试以项目的方式开展工作。虽然在实际意义上的“项目”很少，大部分成员都是将原有的“同伴教育”强行装入“项目”的框架，但在一年的训练后，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具备了“项目”的思维与视角。

09届项目执行过程中，刘陈男、陈晓东、坚春杰等因为各种原因相继离职，那是MSIC人员较为动荡的一年。直到2010年初梅冬离职，后来四公子与精灵妹都有了各自的发展。半年后梅冬去了歌路营，工作至今，现为歌路营副总干事，并和同事共同开发了著名的“新一千零一夜”项目。梅冬后来对这段职业生涯的评价是：“我在MSIC最高兴的就是播下了青年先锋的种子”。

由于同事相继离职，项目执行团队出现空缺，而我也即将毕业。经过沟通，10年3月我正式到北京办公室开始实习。彼时耐克也同意继续第二轮项目的资助，周期是2010年6月1日-2011年7月31日。过去一年中，“青年活动者”的名号虽然准确的表达了定位，但由于比较拗口，不方面使用，于是项目名称再次被提上日程。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最终同意定名为“青年先锋”（培养计划）。

从模式上来说，10届项目几乎沿用了09届的全套模式，但在一些细节上做出了改变：

从培训结构上看，培训更集中于系统能力的培养：

与09届显著不同的是，除了集中培训，10届项目在2011年3-5月期间开展了三次在线培训，分别是“项目设计”、“痕迹管理”和“财务管理”。这也是MSIC第一次通过QQ群的方式开展在线培训。工作人员事先将培训内容打成文字稿，在培训时不断粘贴。为了保证培训有序进行，还开发了QQ在线培训规则。这份简单的规则成为了今后MSIC各类在线培训的规则蓝本，并被不少青年组织参考使用。

完全相同的是，10届依然采用了辅导员制度，且从工作职责、方法上与09届几乎没有差异。但从两年的尝试来看，辅导员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制度。一方面学员反馈辅导员给予的帮助有限，另一方面辅导员也表示不知该怎么帮助学员。现在回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项目技术每年都有较大的差异，后一年项目的技术对前一届的人来说也完全是新的内容，反而后参与的人在思路上要更加开阔，不受以前所学内容的限制。后来我和同事也寻访过一些项目类似的制度，发现在能力建设项目中，“辅导员”的方法都多少存在有效性的问题，至于具体原因则各有不同。无论如何，自本届项目起就取消了辅导员制度。

10届项目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开发了详细的蛛网评估工具。这份工具总结了以往志愿者管理的经验，将能力分为影响与激励、管理与执行等六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5项条目，每个条目有具体的释义与实例，例如：

每名成员在项目开始、中期和末期分别进行一次测评，并绘制成蛛网图，用以反映项目对个人成长的帮助：

蛛网工具是耐克认为项目非常重要的成果。但其最大的缺陷是，一些内容只能进行自我评估而非第三方。例如1影响与激励中的1.1触动与改变，其描述是：“给他人带来积极的触动，树立榜样、激励前进的能力。例如在项目中通过他人的分享培训对使命感有新的认识，从而能更好的激励自己团队成员热爱并坚持所做。”只有非常熟悉并且长期陪伴被评估人的人才能观察到该描述下的改变，事实上，恐怕连被评估人自己，在一年的时间内也未必真正了解自己在这类“概念性”方面的成长。

虽然在后续项目中没有被沿用，但蛛网工具中的许多内容和思想都被应用在各类事务之中。例如，为了让被评估者更准确的对自己进行测评，工具的使用导读中提出了两个建议：

• 人们在回忆过往时，通常会最先记起和情感高度相关，对某个特定时期特定人相关的一种情结或感觉。例如青年先锋项目，最让大家记忆深刻和怀念的是不是夏令营呢？因为我们对友情和团队的向往，对那些开心时刻的记忆，在面对“影响与激励”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刻意的放大自己的感受，而情感上的支持与眷顾，也有可能影响客观的结果。例如你有可能觉得这个团队并为给自己带来特别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也常常会因为“组织”的各种任务而倍感压力，但因为顾及大家的感情，觉得组织方也很辛苦，所以在评估时会刻意的想“毕竟我认识了许多朋友，大家都很好啊”，于是在1.3栏下评定为6分，但实际上或许它只能达到4分。

• 人们往往对短时、刺激度高的场景印象深刻，并会为此长久的保留激动兴奋的情绪，但对不经意的，长久的影响容易忽略。例如，许多人可能深深的记得夏令营的每个人，那些有趣、好玩的八卦故事，那个让自己有归属感的团队，但是却没注意到夏令营时对一些理念、概念的建立。比如项目管理，这是一个无法一次性让人学会的东西，但是通过夏令营的培训、社会实践中反复的修改申请书、平时群里不经意的讨论分享以及收到的一些管理工具，在不知不觉间就建立起了项目的意识，比起从前或许开始懂得如何将各种独立的活动串起来，在一个目标的引导下，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指标、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让这个目标有逻辑、有步骤的实现。而这些改变往往自己很难以察觉。

这些思想都与蛛网图一起被融合在后续开发的“发展视角”等课程中。

总体来说，10届项目的贡献是：在管理体系上做出了细致的规范，特别是财务管理，这是青年团队工作的普遍弱项。10届部分团队报账时寄来的材料让机构负责财务的同事都赞不绝口，直到数年后许多团队依然沿袭着这些规范。同时，本期项目大量细节的实践也积累了许多经验，为后来《高校社团与青年组织的管理》手册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事实证明，更少的人、更聚焦的资源的确也有更好的质量。工作人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每位成员单独交流。一个例子是，冬令营结束后，项目成员朱非给我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信，谈了自己对于项目的一些见解，而我回复了6000余字进行讨论，一些人也常在QQ邮件中发表文章，我和同事几乎对每位成员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在60人的项目中是难以做到的。

10届项目最终批准了15个社会实践，其中只有3个项目是针对高校学生的同伴教育，其余项目有不少创新。例如项目成员孙婕动员高校周边的日租房放置安全套和宣传手册，朱非在职业学校中试验三种不同的教学方法等。从人的发展上来看，不少成员毕业后也进入了社会发展领域工作。例如韦婷婷去了纪安德咨询中心，魏艳和张志超去了瓷娃娃。魏艳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回到山东的一家社工机构工作，张志超至今仍在瓷娃娃，负责行政工作。

最让令人欣喜的是，项目成员吴定和杨传意在15年12月31日注册结婚，这是自我进入MSIC以来第一对因为项目相识、恋爱并步入婚姻的青年先锋。吴定因为在农村青少年中的出色工作，耐克在项目结束前专门拨付了一笔经费拍摄了宣传片《定哥》，而杨传意的社会实践因为做的极其规范和富有成效，最终作为两个优秀项目之一在毕业典礼上进行展示。

10届项目中还出现过一个插曲。项目成员詹发超来自贵州毕节，之前与MSIC并没有接触，夏令营中受到了很多触动并决心在家乡开展性教育工作。詹发超非常努力，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毕节地区从未有人开展过类似工作，媒体得到消息于是进入学校采访。在一次活动中学校发现有许多媒体进入，不知是何原因便开展调查，后来发现是一个学生在做性教育。在毕节性教育还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学校遂进行询问，并发现背后是一个国际组织在支持，引起了校方的高度警觉并进行上报。没想到当地的安全部门迅速介入事件并开展全面调查。虽然后续结果是安全部门认为这是正常公益活动，但那段时间里詹发超需要每天到学校相关部门报道并汇报一切个人事务。

通过之后和詹发超的沟通，我们了解到他在表述的时候是说MSIC给了他一笔钱在学校开展活动，让学校误以为是“境外组织策动学生在当地发展下线”。这也为我们的志愿者管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虽然MSIC一直秉承着温和、建设性的推动原则，并长期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并非所有机构都了解这些背景，所以有时的确会造成误解。我们不希望参与公益活动会为志愿者个人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开始在各种志愿者中寻找成功经验。后来发现，一些团队和校方关系良好，校方在知道背景的情况下也非常支持。详细了解后我们发现，这些团队往往用的是另一种描述方法，他们跟校方的表述是“学校同学存在某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做一些事情，但是没有相关技术，于是找到一个专业组织，他们很认可我们的工作，并且同意给予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我们已经尝试开展了工作，希望校方能给予一些其他支持。”这与“一个国际组织给我一笔钱让我在学校开展活动”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沟通和倡导能力，作为青年先锋，应当理解不同组织所站的立场，使用不同的话语结构进行沟通，并通过良好的协调能力做出建设性的工作。于是自10届之后，能力建设体系中加入了沟通的课程。

10年6月，项目即将结束，所有成员被要求提交一份“毕业总结”。原以为大多都是文字总结，没想到看到了许多创新，项目成员许诚将每位成员画成了一样物品，杨传意做了项目十大瞬间，最让我们惊喜的是，李昱捷制作了一份包含50道题目的试卷，题目用幽默和充满意识流的语言回顾了项目的经历，例如：

我和莹玉决定以这份作业为蓝本，出一份青年先锋毕业考试题，将其扩充至100道题目，系统纳入了一年多来的各类事件和文化词汇。特别是最后添加了一道看图说话，配图是夏令营在进行足球训练时项目辅导员莫名夫在草丛上拍的自己的手，这张图片也在后来成为青年先锋的标志。考试卷的最后写着：

“不及格的童鞋很遗憾，因为这次，你再也没有补考重修的机会。”

也是从这届项目开始，毕业试卷被作为青年先锋系项目的经典方法被保留下来。每次当大家被通知要进行毕业考试时都会非常焦虑，但不会想到要面对的，是这样一场令人感慨万千的试卷。

11年8月，项目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毕业典礼。第一天是项目内部成员的讨论和总结，第二天邀请了30余位外界嘉宾观看了解社会实践的成果。毕业典礼同时展示了刚刚开发完成的手册——《我们可以的—青年参与社会发展能力建设手册》。手册收录了项目的一些工作方法和工具，希望能为同类项目提供参考经验。

2011年3月起，耐克方面就告知我们应该会继续进行第三轮项目资助，不料7月当我们提交了新的项目书和预算时，Kelly发邮件告诉我很遗憾他们无法继续支持了。耐克的CSR战略是两年期的，而因为各种原因，耐克在社群项目上做出了重要调整。我们回复邮件表示理解，并对耐克这两年的支持表达感谢。这种感谢并不是官方的形式，而是耐克和Kelly的确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作为资助方，我们从未收到硬性的要求，而是每个月都会和耐克讨论项目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耐克方面非常尊重我们的想法。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项目还设计了一本社区足球手册，设计师提供的封面稿是一个大大的足球，后面是各种踢球动作的水印，而水印几乎都是身强力壮的男性。Kelly反馈时特别提到了希望加入女性，因为耐克的理念是足球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运动，不仅限于健壮的男性，反倒是我们没有察觉到这点，我也在其后做了很多的反思。在运动上，耐克秉承着“If you have a body, then you’re an athlete”（只要你还活着，就是一个运动员），这直接奠定了几年后我系统思考性教育后的一个重要观点：只要你存在，你就拥有性存在，并且在后来MSIC和残障组织合作中深刻运用到这个观点。

虽然耐克的支持正式结束，但几乎在同时福特基金会发布了项目招标，鼓励社会组织将性别视角纳入到性教育中去。机构讨论后决定投标，并将青年先锋的经验结合，设计了一个青少年性教育培训师训练项目。遗憾的是当时我提出沿用“青年先锋”的名称并未获得机构同意，于是在相关文件上项目被定名为“青年培训青年”。

虽然与10届项目目标不同，但本质上都同属赋权和能力建设项目。11届的项目在以下几方面做出了改变或尝试：

• 在申请表中，进一步将内容贴合项目对参与者能力的需求。分别设置了两道培训能力相关的题目和性教育与性别视角相关的题目：

• 制作了更为标准的痕迹管理体系，并采用163相册和土豆音频空间进行统一的网络管理，大大减少了每个人提交材料至邮箱收集并整理的过程。所有培训的录音都有保存，项目组会挑选部分录音进行反馈，所有成员也都能看到反馈结果，促进了相互切磋交流。

• 采用YY语音软件进行在线培训，并将在线培训制度化为每月一期。

与10届项目成员相比，11届成员没有经过项目思维训练，并不懂得项目管理，但在培训和性教育的专业认识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培训结构来看，主题课程都集中为培训能力和性教育的认知：

为了有效筛选优秀成员，并确保所有成员都能具备足够的专业性。11届项目引入滚动积分和考试制度。项目的三次培训分别有相应的任务，只有完成任务才能参与后续活动。每次培训后学员需要写一份培训报告，报告要求详细的记录所有学到的知识点，统一收齐后进行交叉对比，并选择写的完善的报告作为示例修改后发送给所有成员。

从项目的结果来看，还是实现了“培养培训能力”的目标，例如项目成员郭薇成为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流动青年培训项目的培训师，唐知然为中国人口福利基金、南充红十字会项目提供培训，黄磊受邀为福特基金会进行团队培训。柯晓雯在14年毕业后进入益微青年工作，并将性教育带入支教领域。王颖怡则进入中国发展简报工作。

这届学员具备了一定的性教育基础，并且是可持续的能力。目前国内性教育微信平台的大号共有三个，包括MSIC，青杏与谈性说爱。与其它两个平台付费邀请专业人员撰稿不同，MSIC的微信几乎都由11届项目成员撰写，其内容的多样性和质量可以与两个平台齐平。

有趣的是，在项目申请时根据福特要求，我们需要和一位性别领域的专家合作开展项目。经过一番寻找后，把目标锁定在了意大利学者Alessandra Aresu（安蕾）身上。安蕾在多年前就是研究中国性教育的学者，并且师从性社会学泰斗潘绥铭教授。安蕾的先生是MSI英国总部成员，她本人中文也很棒。因为当时安蕾在国外工作，如果她作为顾问参与项目，我们需要额外申请一笔不小的费用。从独立的项目来看，这是不合算的，举例来说，第二期培训为了节省经费，早餐都是馒头咸菜，培训班一共花费了7万5千块，而其中3万5都是安蕾往返的国际差旅、住宿和培训费用。

申请项目时，福特也询问我们为何不和本土的专家合作，在学术水平上本土也有很多优秀的专业人员。对此我们有三个考虑，一是安蕾作为国际学者看中国可能会有不同的视角。二是她未来很可能到中国发展，我们希望有更深入和长期的合作。第三，因为项目的执行团队，也就是我和另两位同事，并没有和国际专家合作的经验，我们也想通过项目来拓展自己的合作能力。福特方面非常尊重我们的想法，并最终同意追加一笔预算。事实证明，这12万的额外花费非常值得，仅仅三年之后，和安蕾的合作不仅为MSIC，更是为国内性教育与残障两个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青年培训青年”结束时开发了两本技术资料，一本是《爱之年华3—青少年性教育参与式培训手册》，这本手册和项目的结束标志着MSIC从专注性与生殖健康更多的开始关注全面性教育。另一份材料是《我们可以的2—青少年性教育培训师管理发展手册》，与《我们可以的1》一样，是一本关于该类项目如何设计以及管理方法的技术总结。

13年4月30日，青年培训青年项目正式结束，5月1日起机构启动了新一轮项目。在对前两届项目进行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下一步青年社群的发展应当从个人转向组织，并最终讨论决定，将MSIC历届核心志愿者项目整合，统一命名为“青年先锋”。至此关于“青年先锋”数年来名称的取舍终于落定。

其后大部分参与者都未能长期开展工作，这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个观察：赋权与赋能都是长期的过程。但是也有少数人一直坚持下来，例如江薇14年毕业后进入恩派北京工作，负责区域的社区项目督导，并兼任后来建立的性教育专项基金青年委员会成员。另一位参与者隋真，后来几乎参与了MSIC所有重要的青年活动。隋真目前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精神卫生与性学的研究生，虽然之前并未受过性学的专业训练，但其扎实的生理学与社会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超越单独议题的社会发展整体视角，已经足够媲美有多年经验的职业工作者。

新一轮的项目周期被设计为两年。第一年依然沿用10届的模式，第二年则更集中于经验总结、推广及倡导。

13届最终录取20人，13人毕业。项目做出的新尝试包括：

• 以往的培训多少都会耗费一些时间培训基本内容，而集中培训的时间非常宝贵。因此本届项目招募后有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自我学习。我的同事罗楠制定了一套材料，包括必读和选读，以让所有参与者提前了解性教育领域需要掌握的基本信息。每人学习后需提交一份学习报告，并参与考试，只有通过考试才能继续参与项目。

• 社会实践申请采用了滚动申请制，并使用QQ群邮件进行。往届项目都会规定一个时间提交项目书，本届项目规定了最后批准时间，期间只要写完即可提交，MSIC提供意见后再次修改。QQ群邮件的功能非常适合这类活动，每提交一版我和同事就会提出具体意见再上传，换句话说，所有成员都可看到所有项目书所有被修改的版本，不但让大家节省了重复犯错的时间，还能够看到多样的项目修改视角。该封群邮件最终被回复了247次。

• 采用了以行为和具体案例为基础的管理反馈形式。例如冬令营前每个成员会拿到一张问题表单，表单包含了40个问题，都是从社会实践过程中收集的。每个人都要对表单上的问题进行思考，在培训相应环节对具体问题进行分组交流，每组配备一个富有经验的人员引领并进行补充。这种形式非常有效，并被总结为“清晰描述”和“多元举例”，作为“沟通”的重要内容被收录在项目开发的技术资料中。

• 社会实践也细化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内容：

因为项目时长两年，所以项目成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发展自己。成果也比较显著：李嘉芮将性教育和所在社工工作结合成功申请了民政项目，谭雪明不但将性教育带入济南社工圈，更在15年3月召开了性教育与社会工作论坛。杨博雅将性教育纳入所在中学的校本课程，并成为云南地区小有名气的专业人员，后来成功申请到包括桥畔计划、我能实验室等多个项目。光晓东的团队独立筹资到6万余圆召开了西南地区首个青年性教育会议，而其团队负责人之一张耀华，也在15年7月毕业后正式加入MSIC工作。

13届项目结束时产出了两本技术材料。第一本是《青年先疯—青少年性教育活动参考手册》，第二本是《高校社团与青年组织的管理》。管理手册集合了从08-14年青年先锋系项目的全部精华，在微信平台发布后收到了150余个组织的申请，至今被数百个青年组织作为基础培训材料。13届项目结束后也标志着MSIC该类别项目能力建设体系的成熟。

相比10届的毕业典礼，13届毕业典礼要盛大的多，因为除了两天的内部会议外，还有了更大的展示舞台——全国性教育青年工作者论坛（简称“你我论坛”）。

你我论坛是青年先锋系和MSIC其他项目融合的产物。2012年MSIC开始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CPWF）。两个机构的合作源于一个意外：201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学校性教育会议上，我在一个发言结束后站起来提问，按照提问规则先要介绍自己，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机构和组织，提问坐下后后排的两位女士便找到我交换名片，她们是CPWF的工作人员。彼时CPWF正在做一个性教育项目，因为对本领域经验不多，所以设计的指标有些过多，要在2年半时间完成1000场培训。CPWF意识到这点后希望找到一个技术支持方合作开展项目，正好在会上遇到我，便将她们引荐进机构。

经过数轮讨论后，我们的建议是，1000场培训如果靠全职工作者，国内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完成。不如将培训交给青年组织，这样不但能完成指标，同时也是一种赋权。并且给出了具体的方案：

• 由MSIC组织设计较为完善的在线培训课程，课程包含性教育的专业认识、培训能力和社团发展能力；

• 课程对所有做性教育的青年组织或高校社团开放；

• 所有参与课程的团队需要完成一定指标的培训，由CPWF发放适当补贴；

• 由MSIC负责评估培训并制定标准但不复杂的痕迹体系；

• 每年举办两次区域交流会，选择数个地区，邀请当地优秀的团队参与，分享工作经验与方法；

• 优先支持未开展过性教育的地区。

这个方案的背景如本文最初所说，自90年代后期，在数个国际国内组织的支持下，全国有许多社团在校内外开展性教育工作，但2006年后这些支持越来越少，大多社团虽然未解散但处于瘫痪状态，或勉强提供质量不高的服务，因此有足够的团队基础可供开发。在双方的努力下，最后共完成1400余场培训，95%以上的培训都有详细数据和主题记录，并可联系到培训人员。

项目最后，按计划CPWF要做一次全国志愿者的交流会，但MSIC建议了一套新的方案：召开一次针对性教育青年工作者的会议，公开招募优秀的年轻人，讲述所见所闻，展示优秀项目，并邀请各路嘉宾参与，打造一个赋权青年、发声参与的平台。经过细致讨论后，双方同意此方案，并将其命名为“你我论坛”。

2014年8月，首届论坛召开，来自全国30余个城市的100位青年代表参加，其中5位成为发言人，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对性教育的看法和见解。他们平均年龄为25岁，并且都有两年以上的性教育经验。另有10个优秀项目的展示，其中大部分都为13届青年先锋所做项目。来自媒体、政府、联合国、企业及社会组织的100名嘉宾参与会议。

因为14年的成功经验，15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论坛，除MSIC和CPWF之外，数个组织对论坛进行了资助。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等组织分别举办了分论坛。论坛不分座次，不介绍嘉宾，发言人虽为青年人但都有着很充实的内容。

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反复的沟通，MSIC和CPWF决定合作成立一个性教育专项基金，基金在2015年3月正式审批成立，命名为你我健康青春基金。基金成立至今开展了一些工作，包括15年的你我论坛、参与中国慈展会、开展性教育的小额资助等。但是由于国家对基金会管理要求非常严格，而青年赋权项目又很注重灵活性，例如小额资助无法通过基金会打款至个人账户。因此在财务流程上出现了诸多协调性问题，双方目前仍在探索更加有效的运营模式。

2015年8月，MSIC启动了新一轮青年先锋项目，并于10月在郑州开展了首次培训。这次培训结构的设计综合了过去多年的经验，一个环节在评估中得到了青年先锋系历史上第一个5分。

限于资金等各方面原因，本届项目成员未配比社会实践资金，而是鼓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源。同时项目成员会被融合到其他性教育工作中，与性教育网络公开课、视频课程、高校社团网络、NGO合作伙伴等共同整合为一类项目，作为MSIC三个核心业务之一推进性教育与公益慈善的融合。至此，可以将MSIC在此类项目的发展过程梳理如下：

3 参与、融合与未来

2015年10月，也就是15届青年先锋首次培训之后，MSIC通过机构微信平台发表了《中国青少年性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文章指出，随着社会发展领域的变化，MSIC很难靠自身能力弥补青少年性教育的庞大需求，而是应当开展广泛的合作，促进性教育与公益慈善融合，帮助各类相关组织将性教育纳入到组织常规工作中去。

这个思路标志着MSIC相关项目工作手法的转变。事实上，近两年MSIC已经做出了一些融合性的尝试。

2011年9月，青年培训青年项目启动不久，我去印尼日惹参与了第五届亚洲性与生殖健康会议。同行者中有2位是来自于壹加壹残障文化集团的蔡聪和金玲。蔡聪和金玲本身都是视障群体，他们在会议中做了残障与性的专题发言，介绍了残障者在性方面遇到的困境。我和蔡聪住在一起，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一个残障者近距离的接触，观察他们的生活。短短的一周时间，蔡聪完全改变了我对残障群体的意识和看法。

回国之后，2012年4月，青年培训青年的二期培训时，我邀请金玲参与了全程活动。由此与壹加壹结下了更紧密的友谊。而在一年之后，安蕾回到中国，并告诉我们希望在中国长期发展。不久之后我们惊讶的获悉，安蕾最终成为了国际助残（Handicap International）的中国区首席代表。国际助残也是国际最知名的非营利组织之一，由于其卓越的贡献，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安蕾上任后，除了国际助残原有工作，便是致力于推动两个领域的融合。在数次会议、研讨之后，2014年国际助残启动了国内首个性与残障融合项目。壹加壹是项目的三个执行机构之一，而MSIC也成为项目技术力量的重要提供方。与此同时，MSIC还尝试了与包括袖珍人组织在内的罕见病组织的合作。2015年末，经过讨论，国际助残在16年项目中会尝试将青年先锋的经验应用到残障群体的培训之中。

在残障领域之外，MSIC还尝试了青少年发展领域的结合。激励行动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CYDF）的品牌项目，该项目每年支持约100个学生活动社团开展公益活动。2014年，恩派旗下的社会创业家学院（SEI）承接了该项目的培训工作，在组织培训团队时，王鑫推荐了我参与。由于恩派的发展原因，SEI后被合并入三个事业群，2015年CYDF开始与MSIC合作。我和同事经过一番讨论，按青年先锋的赋能思想帮助CYDF设计了新的培训结构，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研究了类似项目的上千份申请书，并统计出了5类最常见的申请领域：支教、环保、老年人、留守儿童及社区服务，这五个领域的申请书占全部申请的90%以上。而大部分申请者其实对该领域的问题几乎不了解，于是邀请了五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加上性教育共六个领域，开了六次在线培训。每次培训2小时，介绍了本领域存在的问题与需求、已有的经验与方法、大学生参与能够做什么及该领域的参考资料或资源。申请者在申请类似项目前可以先对该领域有大致的了解，这样更有助于项目设计的合理和可行性。

简而言之，MSIC在近几年的工作中发现，随着社会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性的加强，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可持续项目的要求也更为复杂。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可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作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参与、融合性项目应当是在此背景下一个较好的选择。而融合的目的，依然是通过赋能实现赋权，只不过不仅是对性教育，更是对整体的发展能力。

综合过去数年的经验，我们认为好的赋权与赋能包含以下发展阶段：

• 信息的流通。对许多弱势群体来说，由于信息的局限性，他们并不知道自身是可以具备发展空间的。这种局限性既可能来自于社会隔离，也可能来自于自身在长期隔离中主动隔离信息。例如一些农村女性没有见过性别平等的夫妻模式，所以认为服从男性、甚至被丈夫打骂是理所当然的。不了解反家暴法的女性也不知道遭受家暴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信息的流通是个体意识和思维转变的首要步骤，对任何群体都是一样；

• 实际经验。个体经验是对信息的内化处理。由于环境、教育背景等各种原因，人的认知结构是不同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因为认知结构的差异产生错位，简单来说就是一些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在缺少足够训练的前提下缺乏对信息的筛选与判断意识。而经验能够帮助其更加细致的了解细节。举例来说，一个青年志愿者在看到一个观点批评某医院同意在不需父母签字的情况下给未成年女孩做流产，但需要收取额外费用，该青年很可能会简单的认同这种道德批判。但如果做相关社会工作，有过大量的工作基础就会发现，其实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牵涉到社会政策、医疗系统的风险、伦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而最终发现或许一些看似有问题的做法反而是多种因素下最佳或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经验能够让人避免流于表面的信息，从而有对问题更深刻的认识；

• 分析、见解与眼光。在一定经验与学习的基础上，被赋能的群体就会形成一定的个人见解。这种见解不是零碎的信息片段，而是有一定系统性和逻辑关系的对问题的认识。当个体眼光形成时，就具备了对群体问题总结的能力，并能够意识到问题背后的结构缺陷。到这种层面的赋权通常就可以成为某个群体的代表或是领袖。理论上看，这几乎是赋能能做到的极限，因为到此阶段弱势群体的结构性缺失因素已被稀释；

• 声音与发展机遇。当被赋能者具备相当的社会能力后，就需要相关的社会网络提供足够平台与发展空间。包括上层流通通道，高层的倡导机会等，在此过程中“弱势”个体已不再弱势，而是进一步的发展自己，并发出声音；

• 制度性融合与决策参与。当群体中有相当部分的个体得到发展，群体本身的声音就会形成力量，并影响与群体相关的决策程序。随着群体作为主体的参与，群体的参与就被制度化，并真正有能力和其他富有智慧与见解的人共同决定群体的相关事务，从而更好的融合在社会整体的发展过程之中。

从青年先锋项目出发，我们认为在赋权与赋能的操作细节上有以下主要经验：

• 将通用信息标准化并通过互联网公开。例如将本领域的基础知识、信息等录制成网络课程并开放，或制作通读学习材料，让所有社群成员及感兴趣的人士，或至少让可以公开的群体能无限制的自主学习；

• 根据过往经验制作经典案例，为被赋能群体提供经验。例如支持青年人参与公益时，可先介绍不同种类设计优秀的项目，拓展思路。国内大量的青年小额资助项目都缺少此过程，因此几乎所有项目收到的申请书模式都相同，多年来质量并未有什么改变；

• 制定良好的痕迹管理体系，将工作经验与案例整理后保留记录，积累技术细节，不断改进培训体系；

• 实体培训最好聚焦于少数人，并将时间和精力放在技能的提升而非基础信息的讲解。有质量的少数群体是发展的必经过程之一，要比泛泛的针对许多人更产出结果；

• 对目标群体来说，实践是训练的方式之一，但缺少指导的实践有效性会大打折扣。例如在青年先锋项目中，社会实践如果只是提供资金而非技术细节和指导评估，参与者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收获会小很多。“帮助改很多遍报告直至写出优秀的报告”要比“将写报告的权利交给你”更重要，因为后者可以随时被收回权利，而前者培养的能力能创造并拥有权利；

• 从个体发展到社群发声，需要多年的积累，并且是动态的改进，没有一种模式可以成为“完美”并被复制。赋权与传统救助项目不同，在设计时产出是可以被预估的，但“结果”是不太容易预测的。因为赋权的有效性，恰恰体现在出现意料之外的发展。赋权类型的项目一旦被“模式化”或固定化，就失去了原始动机，即根据目标群体的特性来开展工作。需要被沿袭的是赋权与赋能的核心思想，而不是具体方法，方法只能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