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视角来看：好的教育危险重重吗？

从开始应用我的法国老师奥斯卡·伯尼菲博士的哲学践行，在北京和台北分别设计和带领「儿童哲学」的寒暑假营，今年冬天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就像任何新的外来事物一样，在「儿童哲学营」一开始执行的时候，也会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甚至是反对者的排斥。

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在法国可行的儿童哲学，虽然适合在人文教育已经非常充分的环境，但是我忽略了孩子的父母，还有孩子的家庭环境。如果在原本就有批判性思考的家庭与社会中成长的孩子，会非常理解这套思考应用的方法。但如果将原原本本的批判性思考，试着移植到情境并不相同的东方社会，却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创新教育

是危险的教育吗？

比如，在北京把学校分成「传统教育」跟「创新教育」。很多不是公立学校的学校都属于创新教育，而创新教育就代表着有可能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因此「创新」两个字本身，就会暗示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

我很惊讶地发现，一名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都在北京接受类似「蒙特梭利」教育的学生，竟然从来没听过「蒙特梭利」这个名词。

“蒙特梭利是什么？”我问。

她困惑地摇摇头，好像生平第一次听过这个名词。

“那你之前的学校叫什么？”

“不是「爱与自由」国际学校吗？”这个15岁的初中生，对于我的问题显得有些讶异。

我作为旁观者，按逻辑来看，「爱与自由」的教育显然是一种「创新」教育，是不一定会被「传统」认可的。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传统教育中，就不需要爱与自由了呢？

这样的逻辑，是不是意味着爱与自由也是危险的？对于包括哲学教育在内的「非传统教育」也都是危险的？

后面，孩子们几乎快要帮我认定了这个疑惑。

如果换到台湾的场景，又是如何的呢？台湾社会习惯把北京说的「创新教育」称为「另类教育」，那又是另外一套逻辑。

因为「另类」意味着「非主流」，相对来说，政府推行的教育制度，当然就是「主流教育」，维基百科定义「另类教育指的是和主流体制不同的教育」就证明了这个逻辑。

「另类」或是「非主流」这个名词，在台湾使用的语境中，跟「优秀」有比较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喜欢听「另类摇滚」的人，要不是品位比较好，就是英文比较好，或是比较「厉害」，所以「另类」的意象，跟在大陆使用的「另类」是不同的。

在大陆，「另类」跟「叛逆」比较有关系， 强调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一定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在台湾，「另类」基本上会暗示着「比较好」，并没有「危险」的暗示。

身为在儿童哲学营的主教老师，必须像船长那样负起全责，课后与北京的家长面对面交流，甚至面对家长的质疑时，我确实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不安与对危险的担忧。

不只是家长

孩子自己也觉得危险重重 

哲学营的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人为什么要上学？」，真人图书馆环节请到的嘉宾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位15岁初中生。

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她接受的是类似蒙特梭利的教育，但因为初中没有这样的学校，必须回到传统学校上学。

我们请她来跟这群比她小几岁的哲学营的孩子们，自由对谈她自己上初中以后，感受到的两种学校之间的差异，还有她个人努力适应传统学校的经验。

隔天的反思时间，我请孩子们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知道自己尝过「创新教育」的自由滋味之后，终究还是必须回归「传统教育」，那么你会选择「创新教育」，还是「传统教育」？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成长条件相对优渥的孩子，竟有一半以上选择了传统教育。

“为什么呢？”我问。

“与其日后失去自由痛苦，我宁可不知道自由的滋味。”其中一个孩子代表发言，其他人也举手表示附议。

那一刻，我表面上虽然一如往常，持续跟孩子们做理性的讨论，但是内心却难受得纠结成一团。我在这一半主动选择「被囚禁」的孩子身上，隐隐看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的影子，也就是所谓的「人质情结」。

当然，我不是说制度和家长就是加害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但是，我看到的是对于脱离传统、走进未知的危机感，让这些年轻的生命——这些相对来说家庭环境良好，可以坚持任何选择，甚至去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课后却一一拿起外套，抛掉白天学习到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乖巧地跟着来接他们的慈爱长辈，继续主动选择走进“被囚禁的命运”。

不要跑步，不然会跌倒。

认真念书，以后才会有前途。

外面冷一定要多加件外套，不然会感冒。

上课要专心不可以看自己的书，学费很贵。

上课要做笔记，回家要写作业。

作业不是太多，而是你动作太慢。

快去洗澡。

快去吃饭。

快去睡觉。

面对着这些孩子，我的心底有着甩不掉的沉重悲伤。

真理又是什么？

有一位妈妈，因为孩子上了三天哲学营，回家没办法回答出自己提出的问题——「真理是什么？」，专门到课堂上来找我，认为是老师在课堂上没有严格要求，放弃她的儿子，才会学了三天哲学，还回答不出正确答案。

“那你想怎么办？”我问这位失望的妈妈。

“我考虑带他去新西兰，总比在这里好。”她说。

孩子低头沉默坐在我的旁边，不发一语。我轻轻搂着孩子的肩膀，深叹了一口气，也说不出话来，但心里想着的是：

别说新西兰，就算去了月球，父母的压力也会比地球的万有引力更加沉重，让孩子抬不起脚往前行走。

但这不是我能说的话，妈妈不会懂，而这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

很巧的是，第二天我们真人图书馆的嘉宾是一位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学的研究员，我们问他“作为科学家，您能不能说一条您知道的真理呢？”

这位博士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所知道的真理，都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才成立的，精确地说，我还不知道存在着一条无条件成立的真理。”

我觉得那位妈妈如果听到这位科学家的话，也许能开心一点，也不好说，没准会更失望吧，谁知道呢。

我唯一能够做的，是一次一次努力调整，在北京，学习在「创新」之中把「危险」的疑虑拿掉，而在台北，是学习把「另类」当中「精英」的骄傲抹去。

你们已经

尝到自由的滋味了

第一次我们把心目中100分的法国儿童哲学教育，原原本本搬到亚洲，却很惊讶只达到了70分的效果，慢慢进步到达第二年的80分，而第三年的冬天，在北京，在童书妈妈，我有信心给我们团队打90分。

进步的关键在于找到方法——让我们设计的十种抽象的哲学思考能力，尽量「视觉化」，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心智图（思维导图）、周哈里窗、2W1H、提问坐标。

同时把哲学能力化为「体验式学习」呈现，让他们知道思考的时候，不需要像在传统课堂里那样听课、抄笔记、写作业、考试。

但是思考过的道理，不需要去记忆也不会忘掉，就好像学会认地图以后，总是可以看着地图，带着你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比如，我们学会结合更多在欧洲的哲学课不需要准备的工具，像是童书妈妈引进的芬兰凯萨卡里奥（Kisakallio）体育学院的课程，由来自芬兰的体育教练，每天中午两点开始带领孩子们做45分钟的运动，将「从做中学习」的哲学态度，落实在体育活动中。

另一个改变则是引导孩子如何帮助自己在浮躁无法思考的时候，通过身心灵的八套静心冥想方法，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平静（而不是安静）的安适状态，就像在德国一样。

我们试着把西欧和北欧认为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亚洲无法理解的人文经验，在「童书妈妈儿童哲学营」补齐，我们虽然不能把北京变成巴黎，台湾变成芬兰，但是确实能够拥有类似的「体验」。

“与其日后失去自由痛苦，我宁可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所以当又一次孩子们这么说时，我听到自己笑着说：“可是已经太迟了。你已经尝到自由的滋味了，不是吗？”

孩子们先是迟疑了一下，然后放松地笑了。

我知道，眼前这群孩子是幸运的，而这是北京最哲学的冬天，虽然冷，但是不难过。

图片说明：本文图片均来自刚刚结束的童书妈妈冬季儿童哲学日间营。

备注：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称为人质情结，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撰文：褚士莹（Shiro)：国际NGO工作者，毕业于埃及AUC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2015年赴英国伦敦瑞士哲学作家艾伦·狄波顿成立的The School Of Life（人生学校），以及法国Institute of Philosophical Practices（IPP），师从奥斯卡.伯尼菲，学习哲学咨询。中文出版了包括《给自己十样人生礼物》《我为什么到法国上哲学课》等五十多本作品。

责任编辑：舒雯    视觉设计：邵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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