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6 日清晨，土耳其东南部与叙利亚交界处发生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 4000 人死亡，超过 18000 人受伤。远方传来的视频里，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满地的废墟和痛哭的人。
叙利亚作为冲突频发的国家，土耳其等周边国家作为难民接收国，地震还将带来次生灾害和民生压力。朴素的同理心跨越国境，人们再次开始思考大洋另一边的人的处境。青年作家、学者晓宇在过去的研究和实践中，一直关注国际难民的处境，随着洲际旅行重新开启，许多工作也得以继续。
去年夏天，晓宇与两位黎巴嫩朋友一同前往义乌，在这座忙碌的“国际化”城市，走入黎巴嫩人的社群（点击👉阅读晓宇在义乌的记录）。到了冬天，出境限制逐步解除，他终于得以按照计划，经由黎巴嫩，前往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资助写作者前往世界各地的项目“水手计划”的下一站：叙利亚。
当我们重返世界
撰文：吕晓宇
我需要重新适应洲际旅行的一切。
不同国度乘客，分区登机序列，座椅背后的屏幕，温差换衣，时差调表，毯子和枕头在十小时飞行后散发的味道，寻找和邻座的闲谈话题，在恰当时刻摘去口罩。凌晨在首尔登机，抵达多哈机场等待日出。今天是世界杯的决赛日。前往转机厅安检的路上，我从电视瞥得克罗地亚战胜摩洛哥的结果，而法国与阿根廷的比赛即将在十二个小时后，在此时离我不足三十公里的卢赛尔体育场开始。不出意外的话，我会在比赛前一个小时落地黎巴嫩的贝鲁特，告诉当地朋友我刚从卡塔尔来。上一次来黎巴嫩是港口大爆炸前。比起新冠分界线，他们更习惯用“爆炸前”和“爆炸后”指代这三年的黎巴嫩。
邻座的黎波里人要回到家过圣诞。多哈没有任何的节日气氛，黎巴嫩的圣诞节是一个跨宗派的狂欢。她同我讲起自巴西输了后她如何变身阿根廷球迷，前去阿根廷和克罗地亚半决赛的现场。她对我讲英文，起飞前在胸前划十字，用阿拉伯语告诉前排大叔这个中国人要去叙利亚。身后一对德国夫妇抱怨中东的炙热，他们在阿根廷待过四年，用西班牙语逗乐了旁边闹哄哄的说着法语的孩子。
这是记忆中的现实，现在它们重新浮现，光怪陆离地催生错觉：可能什么都未曾改变，只是三年过去了。我打开通讯录，寻找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备注，里面的每一个名字面前，我都需要停下，回想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相遇。我给他们发去问候信息，告诉他们我已成功出行。我从一个漫长的梦里醒来，即将抵达，即将重回世界。
伊萨一手持方向盘，一手在跟我比划。直播世界杯的手机搁在仪表盘前，他看我，看直播，偶尔看一下路。他自嘲是中国人的御用司机，从三年前在口耳相传中名声鹊起。他如数家珍地说起到过的中国人，评价他们的英语和阿拉伯语。“两天前到的茉莉，她的阿语很好，标准语。你们是要一起叙利亚吗？”伊萨转过来怀疑不解地看着我。“那谁会在现在这时候去叙利亚呢？”伊萨中立地使用了这个词，但信息二字听得刺耳。一旦入境叙利亚，不能被当作是信息的收集者，这恐怕是最令人怀疑的出行目的了。我似是而非地点点头。伊萨说，他熟知我们这一群人，一下飞机就钻进贝鲁特难民营或去贝卡谷地。他抬手指向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Burj El-Barajneh Camp），1949 年建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沙提拉难民营（Shatila Camp）在西边一点，我觉得你是知道的。”赶在哨声响起前，伊萨把车停在法国大使馆旁的酒店，告诉我可以去看球赛的咖啡店。“无论你支持哪一方，最好不要表现出你是法国球迷，这里没多少人喜欢法国。”伊萨朝我眨眨眼，“我会把叙利亚司机信息发给茉莉，你需要阿语和那个人沟通，在这地方，你总要找到信任的人，记住这一点。”大路上一阵喧嚣。球迷组成的摩托车队，插着阿根廷国旗，身披阿根廷国旗，重击喇叭，呼啸而过。酒店的前台从电视前抽身，心不在焉地完成入住手续，提醒我这里有二十四小时的电和热水。酒店的阳台是伸出去悬空的一块混凝土，晚风从落日的方向袭来，零星分布的内战留下的弹孔的墙壁，遮阳的帷帐在橙黄色的光影中淡入暗夜。我脱下外套，风像早春时节，清凉中透着日间的暖意。楼下传来一阵欢呼，哨声、喊声、捶桌子的砰砰声。想必是进球了。但我丝毫不愿移动身体。事情到了结局时刻是最无趣的，决赛让我困意连连。五彩缤纷的众相只剩两个颜色，输赢还有什么意思。旅程要开始的兴奋远大于这一场球赛。三年前入境叙利亚的记忆也是足球。当时从边境开始，不断有人朝我大喊 Two One。入关交钱，官员也对我说 Two One，我以为边境费从十一美元涨到了二十一美元，可是官员微笑地把我的十美元钱退回，对我说，Football。我顿时明白，结束不久的足球赛中，叙利亚队二比一战胜了中国队。一路上，我被如此礼貌地问候到了首都。
我和茉莉约定在半场后见面。她支持的球队一向会输，所以我们多少已经预知了结局。跌宕起伏的球赛后，人群涌往街道，摩托车队暂时瘫痪了几条街的交通。我们去中央车站酒吧喝了令人失望的“地中海酸”。城市陷入一片欢腾。因为缺电，这样的欢腾在零星的光亮和主宰的阴暗中交错举行，手机的灯筒在无灯的街道刺破暗夜，让欢腾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我困得厉害，但睡不着。过去两周，跨越三个时区，身体记忆陷入一片混乱。饥饿和困顿在不明时刻猛地袭来，疲惫没有起承转合，立马眼睛要闭上，立马能在对话中打盹。醒来的时候，或是半小时，或是五六个小时，精神抖擞，没有浑浑噩噩的晕眩，心思还停留在没有完成的对话里。我是被阳光叫醒的。贝鲁特的早晨沐浴在日光中。城市是透明和赤裸的。马赫迪从住处接我们。我喜欢这个名字，差点把自己的阿语名从塔里克改成马赫迪。他和我出生于同一年，二十九岁时从叙利亚军队退役。如此幸运地“提前”结束兵役是因为父亲的军衔。他当下的工作是驾驶一辆二手的起亚三厢车，往返于两城之间。他的胡子裁剪齐整，侧面像美国队长的演员克里斯·埃文斯。每当在红绿灯路口停下，他强迫症似地反复数钱，不去管那一沓厚厚的叙利亚镑和黎巴嫩里拉，仅仅集中精力在绿灰色的美元，翻来覆去，好像这样可以缓解等待的焦躁。午后的阳光穿过前窗，又从海面反射过来，眼前一面白光，我昏昏欲睡。咚！第一次醒来，膝盖因为惯性冲向前方，砰的一声。我惊恐地坐起来，发现是我们追尾前车了。司机下车，紧皱眉头，在白色日光下看上去更加烦躁。前车的保险杠凹去一块，两人说了几句，拍拍手，彼此上车分道扬镳。第二次醒来，山，朦胧的山，雾。我以为睡眼惺忪，揉了揉眼。山间的雾气没有消失，膝盖还在隐隐作痛。身后的山挡住了落日，从黑洞洞的躯体顶部，透出来固执的橙黄色的光束，光束的余晖落在前方的黎巴嫩山脉上，一层浅黄色的朦胧雾气像行星之环，围绕山体，群山的边界模糊不清，空气清新透明，只是触到山的时候变得举棋不定。周遭的村庄和山镇在黄昏里轮廓明了。推起的垃圾山，报废车的坟墓，一堆家具，一堆洁具，一堆黑色的轮胎。每隔一段路是集中的是不同的废物。然后，是白色的难民帐篷，挤在一块。国与国的边界之间是被遗弃的一切。第三次醒来，出境黎巴嫩前的最后一站。换钱的店铺。这里是合法换得市价叙利亚货币的最后机会。比起三年前，叙镑对美元贬值了十倍，货币里增加了五千块的面值。如果是在叙利亚银行官方换钱，汇率只有黑市的一半，政府将私下换汇视作违法。我把砖头般的钱装进背包。马赫迪买了些日用品。他回到车上，不停地跺脚，急不可待，妻子打来电话催促。我们越是接近关卡，交通越是拥堵。像是赶上了下班回家的晚高峰。车子在离边境关卡三百米的地方彻底动不了了。我们步行前去办手续。北卡谷地之间的马什纳（Masnaa）连接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陆路，是两国之间最繁忙的口岸。黎巴嫩这一侧，混凝土的圆筒工事，红白相间、雪松其中的国旗。菜市场式的边境检查处，一列纵队，沿着窗口平行展开的一列横队，交织。司机们挥舞着证件，像是最后一秒的博彩下注。蓝色平房属于联合国难民署，2012 年在扎赫勒地区设立的办公室专门应对从边境涌入的叙利亚难民。经过关卡后，穿过八公里的无人区，便是叙利亚。首先看到的是阿萨德父子的画像。他们在叙利亚无所不在，是另一种国家边界的标识。全身、半身，微笑、严肃，便装、军装，墨镜、慈父般的目光，一成不变的背景是叙利亚的国旗。红、白、绿、黑分别代表哈希姆王朝、倭马亚王朝、法蒂玛王朝、阿拔斯王朝，在 1916 年到 1918 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中成为泛阿拉伯的色彩而被延续至今，两颗绿色的五角星是 1958 年到 1961 年埃及与叙利亚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短暂遗产。排队时我再一次遇到了出境黎巴嫩时见过的外国人。举足无措的身体和格格不入的神情暴露了他，但是我没有料到他的旅程目的。他来自印尼雅加达，到叙利亚做裁判，西亚超级篮球联赛在 2022 年刚刚成立。“叙利亚和俄罗斯不一样。这次海湾国家也来参赛。”裁判说。“因为缺电，12 月份开始，政府把所有的体育赛事暂停了。”“是吗？”他不知道这条新闻，叠起手臂，“那我只能希望自己不会白来一趟。”司机催促他上车，在未来的四天里他要判罚两场比赛，一场在大马士革，一场在阿勒颇。出了叙利亚的关卡，夜幕降临，冷风往车里灌，马赫迪冻得不停搓腿。我打起精神来。黑夜中仍能看见凸凹的岩石和光束下的画像。猎户座的三颗星出现在路的尽头。剩余的群星似乎都在它们的照耀下现身。公路宽阔平整，车在转弯处不减速。检查站是我们唯一停下的理由。检查站的数量没变，从口岸到大马士革市区，一共九道。军人哈着气，在车前车后绕上一圈后放行。马赫迪解答了困扰我三年的疑问：经过检查站时，为什么有时候要和士兵握手塞些钱，有时候则不需要。马赫迪莞尔一笑说，当守卫走到你的车右边时，他便在索要；你要读懂他的身体语言，他如果再转上几圈，那便是贪得无厌了。最后一道关卡，通关费由现金变成了两包烟。从贝鲁特离开快四个小时了。灯光散落在临近大马士革的山谷中。战前这曾是风靡的度假胜地，战时把首都包围起来的郊区省（Rif Dimashq Governorate）是政府军、反对派和伊斯兰国反复争夺的对象。2018 年大马士革南边的攻势结束后，政府军时隔六年重新获得了对环首都地区的控制。伊斯兰国以爆炸袭击继续宣示他们的残余影响。飞速经过的塞卜布拉（Al-Sabboura）是两个月前爆炸袭击的现场[1]，在这里转弯一路向东，沿着法耶兹·曼苏尔（Fayez Mansour）大道，进入大马士革市区。猎户座消失了，头顶上的群星黯淡，梅泽赫区两旁的建筑熠熠生辉。光，毫不吝啬地从混凝土穿射而出，餐厅屋顶盘绕的彩灯，居民楼窗户中圣诞树发出的温煦，尽兴地落在忙碌的街道上。“说的能源物资短缺呢？”半小时后，我询问坐在餐桌对面的“编辑”。“编辑”自三年前外派至此就再也没变动岗位，如今他独自一人协调和当地雇员的新闻社工作。他住在我称之为“城堡”的四季酒店。战争地带总会有一座“城堡”，联合国、国际媒体和外企的驻扎地。一个气泡，一座孤岛，一个国中之国。矗立在市中心，正对国家博物馆，地标般的四季酒店在十一年的内战中免于战火。得益于沙特王室瓦利德王子的出资背景和叙利亚政府的关系纽带，四季酒店是各方都不触破的禁区。这是战争的第一课：炮弹是长眼睛的。绕过路障和防爆墙，外国人面孔不会有繁琐安检，旋转门后暖气扑面而来，柔软厚重的地毯，璀璨夺目的灯光，四五米高的圣诞树，锦衣华服的宾客，无非都在提醒你，这是另一番世界。
我说到比三年前更繁华的夜景，金色光圈的倭马亚广场，1960 年代的大马士革利剑雕塑在夜里的彩光，味道不改的茄子泥（Moutabbal）。编辑一直没有打断我，直到最后说，“你可以再等等看。在这，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变得更难。”“自从俄乌冲突后，联合国在叙利亚的资金都少了，他们也在找钱。”“但不缺在四季酒店驻扎的费用，他们宁愿撤出叙利亚也不会从四季撤出。”“你觉得会有结果吗？你看到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日常社会经济困难是制裁带来的，受影响最大的不过是普通人。两三年来，什么都缺，汽油原来是一个星期加两次，然后是一个星期一次，现在能一个月加上一次就是走运了。冬天来了，情况只是更糟。”战前的叙利亚是石油出口国，东部的油田先被伊斯兰国占领，现如今在库尔德人的控制下，黎巴嫩叙利亚边境正在成为石油的黑市地带。餐厅突然一片漆黑，过了两三秒，重新亮了起来，灯光暗了一些。“公共的电停了，现在是餐厅自己发的。”编辑一边卷饼，一边说，“欢迎来到叙利亚。”服务员露出默契的微笑。“如果明天在老城看到排队，多半是领饼的。少数还没有取消的国家福利。里面现在掺的东西不只是面粉，但至少一家人不至于饿死。你这次来住哪？”“那你们不如去郑姐那里，她那里每天来电的时间长。你三年前来的时候，没见过她吗？她是三年前的那一批来的。”“学阿语、做饭，生意是没法做下去的。你提醒我了，我待会过去看她包了饺子没有。”餐厅外的街道陷入暗夜。路灯消失了，红绿灯消失了，圣诞彩灯也消失了，群星回来了。我们打开手机的光，朝北边的使馆区走。卡松山上灯火稀疏，因为看不到四周的道路，山体的黑和夜连成一体，那灯火也成了星空的一片，像是坠星到了低空和屋顶。坠落的星际之间，相传是圣经中亚当住过的洞穴，该隐杀死亚伯之处，卡松山上的“血洞”。自战争开始，卡松山不再对公众开放，俯瞰全城的据高点是军事重地。三年前的斋月，我的叙利亚朋友整日开车带着我在城里闲转。某一天晚上，我在后座上，从瞌睡中醒来时，正是在卡松山的半山腰。他从没告诉我他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望着大马士革宁静和璀璨的夜景，车上的电台放着弗兰克·辛纳特拉的“夜晚的陌生人”
（Strangers at Night）。他指指不远处山头的灯光说，“那是总统官邸。他又指指右边的山头，那原来是反对派占领的炮地，你说，不是要打过来很轻松吗。九年了，我们活在一场虚假的的战争中。”郑姐把门打开，她说话是南方口音用北方词汇。公寓宽敞明亮，挂着中国结和叙利亚的风景画，中间是一张厚重的木质大圆桌。我们脱下鞋，走上客厅的地毯。“下面垫了一层电热毯。”郑姐说，她指向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门旁一串白色的玻璃珠似的灯管。“应急灯，如果没电的话，记着开。”我们把寒暄留给明天。柔软的床垫。我挨枕即眠。第二天，晨间的阳光从卷帘门的下方照进来，空气里没有一丝暖意。手机里有一条郑姐的信息：打炮了。我坐起来查新闻，半夜，以色列的导弹打击了大马士革郊区的目标。“是机场的方向。”郑姐司空见惯地说，她伸一下懒腰，“欢迎回到叙利亚。”注释：
[1] 2022 年 10 月 13 日，伊斯兰国策划了在塞卜布拉针对叙利亚军车的袭击，18 人死亡，27 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