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无相 ▏第七章无心《禅的行囊》

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司空山无相寺

第六章无相 ▏第七章无心《禅的行囊》

第六章无相

到了该跟新聚和酒店那些快乐的服务员说再见的时候了。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走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我决定再用一次老杨的车，作为临别时的小小答谢。在中国，有一个可靠的当地司机做向导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洛阳这样的地方更尤其如此。这座曾经做过十二朝皇都的历史名城，交织了太多悠远的时空轨迹，常令我陷入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而老杨和他的出租车就好像我的月光宝盒，每次都能让我安全返回。

我在长途汽车站门口和老杨告别，进站买了车票。开车时间尚早，左右无事，我又回到车站外面，站在路旁东张西望。清晨的空气里渐渐浮现着暖意，有微风拂动，但已吹面不寒。这是旅程开始之后最温煦的一天，破天荒地，我在室外拉开了大衣的拉链，待了一会儿不见异常，干脆把大衣脱了下来抱在怀里，忐忑而又兴奋地体会着这初春时节乍暖还寒的微妙滋味。正在我开始反思不穿大衣是否太过冒险的时候，老杨又回来了，他按了下喇叭，把我从愣神中唤醒，然后摇下车窗，递过一包零食：那是我落在车后座上的。我立刻心中大宽——护法神已经到岗，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该上车了。下一站是七百公里之外的合肥市，从洛阳开往合肥的长途车只有早晨九点钟这一班。通常每天只开一班的长途车总在早晨六七点钟发车，而对于七百公里的漫长旅途来说，九点钟出发晚了点，但我宁愿这样，省得天还没亮就要爬起来赶路。眼下，长途车赖在停车场里迟迟不愿动身，车门大开着，希望能等来更多乘客。可直到终于出发的时候，车上还是只有六个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我早已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永远都在迁移的人口洪流……可现在，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发现了这滚滚人潮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空隙：三月上旬，这无疑是来中国旅行的最佳时机。

除了车载电视里枪声大作的香港警匪片之外，前往安徽的旅途堪称愉快。长途车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而整个车厢的后半部分由我一人独自享用。我四仰八叉地倒在最后一排座椅上睡了过去。沙尘过敏已被药物击溃，过去两周以来不断累积的疲惫也在这长达四个钟头的昏睡中渐渐消退。终于醒来的时候，午饭时间到了，长途车开进了一座新建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巨大的停车场上至少停着二十辆大巴，自助餐厅里至少挤着五百人。考察了餐厅供应的饭菜之后，我决定还是靠自带的零食打发掉这顿。按照中国的规矩，午餐时间大巴上是不能留人的。我只好坐在餐厅门外的台阶上边吃边等。

一个捡啤酒瓶的老汉从我眼前经过。他停下来搭讪，问我为什么不去餐厅吃饭，我回答说饭菜不对我的胃口。他立刻点头称是，说这儿的餐厅的确档次太低，比他们家差远了。老汉穿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破衣烂衫，嘴里缺了几颗牙，看起来很是犀利。我俩四目相对，仿佛心照不宣似地嘿嘿乐了起来。

食不厌精的拾荒老汉继续寻找啤酒瓶去了。过了一会儿，食客们陆续从自助餐厅鱼贯而出，回到大巴上继续赶路。开了没多久，司机驶离高速，上了一条乡间公路，沿途出现许多摆卖草莓的农民。我突然意识到，就在我埋头昏睡的时候，长途车已经驶出了黄河冲积扇的势力范围，沿着慧可当年南下的道路进入淮河流域。

当年二祖可大师与弟子们南行避乱时，很可能是沿水路前进的。离开邺城之后，他们应该先南下至嵩山少林寺，与决意留守的达摩祖师告别，然后便沿着发源于嵩山东麓的颍水一路向东南行去。在淮南以西颍水入淮的地方，可大师与众弟子渡过淮河继续向南，又沿淮河的另一条支流淠河上溯，来到它的源头大别山脉。这条逃难之路的终点就是大别山中的司空山麓。他们在此避世隐修，直到北方的动乱过去。长途车正沿着这条禅宗南传之路前行，不过它的终点是合肥，到了合肥，再换车去司空山就很方便了。

合肥曾经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个不大不小的区域性农产品集散地。1949年以后，安徽省的省会从安庆迁来此地，合肥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六十年间它的人口增加了十倍，长成一座工业化的省会城市。由于制造业的勃兴，它的人口数量现在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农闲时节，打工人口从全省各地的乡村涌入，峰值可达六百万；而到了农忙季节，则又回落至四百万左右。从外人的角度看，合肥与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如同一只只破土而出的幼蝉，头角峥嵘，急于摆脱陈旧的躯壳。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匆忙堆起的漫画一般的新房子，和它们急于拆掉的旧躯壳基本上一样惨不忍睹。

好在天已经黑了。七点钟，我们终于开进了合肥市长途汽车站。已经是打尖住店的时间，但当务之急是先把去司空山的行程安排好。车站的售票员说，离司空山最近的长途车站在岳西县，而从合肥去岳西的班车都在西门汽车站发车。我打车直奔西门汽车站，下了车，抬头看见车站对面一座二十二层的酒店鹤立鸡群，招牌上写着丰乐国际大酒店。它看起来很是招摇，估计价格不菲，但是我已经坐了十个钟头的长途车，犒劳自己一下也不算太过分。我走进大堂，理直气壮地要了间房。房间颇为奢华，而要价也不过二百块人民币。

放下背包，我下楼去找网吧。酒店的门童周到至极，他领着我出门，穿过一条窄巷，把我一直送到网吧门口。上网查了邮件，很不幸，依然没有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消息。每年三月是古根海姆基金会向基金申请人发放赞助的时间，现在三月已经过去了一半，我递交的申请仍然音信皆无。这已经是我第七次申请了。我倒不在乎被拒绝，反正白日梦做做也无妨，讨厌的是每次申请都要到处托人写推荐信，有时候甚至为此找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头上去。

古根海姆已经拒绝了我一长串申请：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一个把广播节目改编成书的项目（我曾在一家香港电台长时间连播过中国旅行的经历），《佛本行经》英译本（以诗体叙述佛陀行迹的古印度经典，这个项目申请了两次），四卷本《楞伽经》英译本（就是菩提达摩传给慧可的那部佛经），唐代诗人韦应物诗集的英译本。最近的一次申请就是关于现在这本书的，看起来运气依然不佳。可是除了古根海姆基金会，其他的机构就更没可能赞助我这些项目了。我决定停止不切实际的幻想。

回了几封邮件之后，我在网站上看了看水手队（作者家乡西雅图市的棒球队。——译者注）的近况。球队到凤凰城春季集训去了。最近这帮人有点不靠谱，跟我一样，老是幻想些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出了网吧，我走进一家路边店吃了碗炒面，然后回房间洗澡。在浴室里，我惊喜地发现皮肤起了变化。之前在北方旅行了十几天，皮肤每天都极其干燥，碰到水就觉得痛。这才刚到淮河流域，情况已明显好转。我终于可以用上酒店里配备的浴液了。洗完澡，穿上酒店配备的浴袍，我在靠窗的一张逍遥椅上滋润地躺下——没错，这真是家奢华酒店—— 从弧形的落地大窗望出去，一轮明月正爬上中天。如此良辰岂能辜负。我打开千里迢迢从美国带来的波尔图酒举杯邀明月，下酒的是去年万圣节时剩下的小包装“士力架”巧克力棒——我们家住在山顶上，万圣节的夜晚根本少有人来，可那也得准备着，结果剩了不少。不过等到跟月亮道晚安的时候，波尔图酒和巧克力棒差不多都被我消灭光了。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西门汽车站根本没有去往岳西县的班车。这就是问路太草率的下场，我已经吃了好几堑也没长一智。又四处打探了一番，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乘车地——合肥火车东站旁边的新亚汽车站，从这里开往岳西的班车每小时一趟。买票上车，几分钟之后，我上路了。

班车在市区里转悠了一个钟头才终于开出城外。一进入乡间，触目皆是清新的绿色，当此美景，再想起枯黄沉闷的北方，简直不堪回首。班车在国道上行驶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在舒城县附近拐向一条狭窄的乡村公路，朝着西南方向的山区驶去。山路蜿蜒向前，掠过两旁缀满松树和杉树的缓坡，竹林掩映的山岭和汩汩流淌的清泉，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吸引了车上所有乘客的眼球，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凝神望向窗外，仿佛从来没见过似的。

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表现得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严格地执行了车厢内禁止吸烟的规定，而当我试图在座位上横躺下来时，也被他们坚决制止了。售票员解释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山路上随时可能出现弯道会车，需要格外小心。她说得没错，接下来我们的确经历了几个惊险时刻。当班车终于开出这片山区，重新回到一条南北走向的国道上之后，我才松了口气。最后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从繁花似锦的果园中穿行而过，远处的山地茶园绿浪起伏，间或还能看见形单影只的农人在梯田间松土。春天已在安徽降临。

离开合肥四个半小时之后，班车开进了岳西县城。从我上次来访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这座沿着两条交叉的公路发展起来的小县城又长大了不少，像样的街道已经有十几条了。从这儿到司空山还有七十公里，长途车站没有这条路线上的班车，不过站外尘土飞扬的停车场上趴着一排本地小巴，车窗前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县城周边各个村镇的名字。我找到挂着“店前”牌子的小巴，它正好还差一个人才肯走。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钻进车门，小巴立刻出发了。

前往司空山的道路比之前更为曲折。山路上的之字形转弯比比皆是，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妇女开始晕车，好在有热心人给了她一片姜，让她放在嘴里咀嚼，似乎很管用。愈向山中深入，车窗外的景色愈发迷人。经过亿万年剥蚀作用形成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在道旁次第展开，时不时还可以看见球状风化的岩浆岩巨石悬在半空，有生命力顽强的松树扎根其上，迎风傲立。

两小时之后，小巴开进一道狭长的山谷，店前镇到了。这是个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司空山就在镇外西北方向屹立着。乘客们都在镇上下了车，我另外付给司机五块钱，请他把我直接送到司空山脚下的无相寺。小巴出镇向西，继续开了两三公里，停在无相寺的山门前。

一名上了年纪的比丘尼坐在洒满阳光的庭院里穿针认线。我穿过院子，走上前去向她打听方丈的所在。我拿出七年前来访时为僧人们拍的照片，她看了一眼，说这些和尚们都不在了，现在住持无相寺的是一位法号能文的僧人。能文也没在庙里，他到岳西县附近的法云寺主持法会去了，估计得下礼拜才回来。

司空山无相寺

赶了七百多公里路，没想到扑了个空。我是带了一堆问题来的，本以为方丈可以为我解惑。禅虽然发源于中国北方，但如果不是慧可当初避难于南方，它很可能早已被北周武帝消灭。司空山就是禅宗逃离北方之后最初的落脚点，二祖可大师在此居留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准确的记载。本地的文献里说他在北齐（550－577）年间来此，这意味着他逃出邺城的时候，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还未开始。更晚些时候的史料则认为他在550年前后来到司空山，而在灭佛运动开始之前便已回到北方。两种说法都有疑点，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北周武帝灭佛，慧可长途跋涉到大别山区来隐居就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小巴已经开走了，除了在此过夜别无选择。比丘尼把我领到上次住过的一幢两层的建筑，打开一间客房，朝里面望了一眼，立刻又把门关上，继续向前走去。这座僧舍七年前就已经是一座需要修缮的老屋，现在更加破败了。最后，比丘尼决定让我住在方丈的房间里。整个寺院里只有他的床上配备了全套卧具——铺着床单的木板床，两床棉被，一只以谷壳为填充物的枕头。它们看上去很久没洗过了，但既然方丈能睡，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再说有地方睡就不错了。

很显然，今天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我重新捡起在家时的好习惯，睡了个午觉。这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个午觉，感觉很是奢侈。小睡醒来，依然想不出起床能干什么，于是靠在枕头上开始写日记。刚写了几句，就听见比丘尼在外面敲门。我下床开了门，看见她拎着两只暖瓶站在门口。喝茶是个好主意。我把桌子上的东西清理到一边，拉出板凳请她坐下，然后开始沏茶。

比丘尼是岳西县人，法号仁明，今年六十三岁，但看起来至少有七十三岁。我猜想她的一生一定相当坎坷。她从未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她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就好像是在说她脑子有问题，没人愿意娶她。我习惯性地点着头，装作表示理解。但其实就算脑子有问题的人也能结婚生子吧。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她没说，我也没问。

我问她学的是哪种佛教。仁明回答说，她虽然当了十年尼姑，但其实从来没学过佛教。她提到佛教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姑姑波琳。波琳从小在阿肯色州的农场长大，她总喜欢取笑我对佛教的热情，说我信的是“佛爷教”。仁明有一种开放而天真的气质，我想不学任何宗教也许对她来说更合适。我们东拉西扯，几乎除了佛教以外什么都说了，不过她的本地方言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但这并没影响我们的沟通。她一点不做作，说着话便常常放声大笑起来，我完全被她感染了。后来她告诉我说，她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台湾高山乌龙的确不错，但心境更重要。当你心情大爽的时候，吃东西也会更香。

喝过第四泡茶，仁明站起身，说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做完剩下的针线活。她回到院子里，坐在夕阳下继续缝补起来，我也趁着落日余晖继续写我的日记。天快黑的时候，一位妇女骑着摩托上山来了。她是住在山下村子里的女居士，每天来寺里给僧人们做两顿饭，饭后还跟僧人们一起做功课。一小时之后，手脚麻利的女居士已经准备停当，敲响了斋板。今晚用斋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晚餐由白菜、萝卜和野山菌组成，原料都是女居士自己带来的。我向来以为，野山菌原本是仙界的私房菜，要不是当年神仙搬家离开地球时不小心落下几粒孢子，我们这些俗人如今恐怕无福享用此等美味。

斋毕，我跟着比丘尼和女居士一起走上水泥台阶，到大殿里去做晚课。这座佛殿刚建成不久，但看起来和其他的中国寺庙也没什么两样，建筑材料虽然用了现代的水泥和砖瓦，样式上却依然在模仿明清时期的官式建筑风格。中国人对待外在形式的态度有时候会显得极端保守。我一直期待着看到有人设计一种不需要投入大量钱财建造的佛殿——毕竟，大兴土木并不能体现佛陀的根本教诲，它体现的只是善男信女们贪婪而执著的心态。不过，在大兴土木蔚然成风的今日中国，我的期待显然还难以成为现实。

仁明在佛坛前点了几炷香，然后又烧了些纸钱——前者是晚课的规定动作，而后者却是她自己的发明，这也许是为了她的父母，或者哪位去世的施主烧的。并不是每一位逝者都需要“冥国银行”发行的这些钞票，按道理说，地府里的一切都应该是免费的，烧纸钱也许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无相寺比丘尼仁明和皈依的女居士

纸钱的火焰慢慢熄灭了。比丘尼仁明走到大殿的一角，开始敲钟。大钟悬挂在一座木架上，上面镌刻着“无相寺”三个大字；和它对称的另外一个角落里放着同样的木架，上面摆着一面鼓。和着钟声，女居士也使出浑身力气开始击鼓。一百零八记鼓声代表人类的一百零八种烦恼，而象征着解脱的无相之钟同样鸣响了一百零八次。两位女士发出的声音摇撼着十方世界，令山谷里的每一位修行人警醒。烦恼与解脱。二者总是相伴而行。钟鼓齐鸣中，我靠墙坐在地板上，随着两位女士一起念诵叩钟偈：

闻钟声，烦恼轻，

智慧长，菩提增，

离地狱，出火坑，

愿成佛，度众生。

晚课结束，女居士骑着摩托下山去了，仁明带我缓步走向僧舍，回了各自的房间。我拿出仅剩的波尔图酒，对月又浮一大白，饮罢上床，倒头便睡。

夜半时分，有乌云遮月，天气于是大变。才从坏天气的魔爪中逃出来没两天，就又被它追上了。到了早晨，原本已经收起的大衣重新派上了用场。山雨欲来，刺骨的寒风中裹挟着潮湿的气息，我决定赶在雨水降落之前拜谒一番无相寺周边与二祖慧可有关的遗迹。

向南逃难的慧可来到司空山的时候，这里并没有寺院，不过这一带却是由来已久的避难胜地。事实上，司空山之名的来历便与逃难有关，“司空”是中国古代的职官，主土木营建之事。相传上古之世，曾有司空淳于氏于此避世隐居，从此，山便以淳于氏的官职闻世。司空山还是诗仙李白的流连之所。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李白曾卜居山中，并于758 年写下一首歌咏司空山居岁月的五言古诗《避地司空原言怀》。此后不数年，他便在长江“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了。

二祖可大师的行迹，“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仅留下些微蛛丝马迹让人怀想。而在他之后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六祖惠能的弟子本净禅师（667－761）也来到司空山修行，很快，他的名声传入了朝廷。743年，当朝玄宗皇帝召请禅师入宫讲法，拜为“国师”，后来又在司空山敕建无相禅寺，殿宇数千间，常住僧侣七千人，规模为一时之最。这便是无相寺开山之始。当然，到了今天，唐朝皇帝敕建的无相禅寺连一根毛也看不见了。

慧可在司空山停留了多久已经没有人知道。但是就在无相寺的大殿后面，有一块大石据说是他当年的“讲经台”。沿寺后小径上山，不远处又有一块葫芦形的巨石，传说是当年二祖慧可将禅宗法嗣传给三祖僧璨的地方。上次来时，我还造访过司空山主峰上的几座洞窟和石室，据传慧可和他的弟子们曾在其中修行——能与禅宗二祖扯得上关系的“古迹”大概也就这么多了。

慧可心中谨记达摩祖师的教导：禅修之道与文字无关，全在一心。所以他总是面对面地教导弟子，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所知的二祖事迹少之又少。在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被发现之前，有些学者甚至怀疑慧可只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有人曾相信，他在司空山至少留下过一首诗：

跃过三湘七泽中，一肩担月上司空。

单衣破处裁云补，冷腹饥时啮雪充。

春信渐随花信至，天光全与水光融。

沙弥未解修持事，好向峰头问老松。

可惜这首诗并不是慧可所作，而是出自一名清朝禅僧之手，不过它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慧可的确是个硬骨头，在司空山传衣钵于僧璨之后，他以百岁高龄之身坚持回到了北方。二祖向弟子们解释说，他尚有一段因果未曾了却——也许他指的正是593年在邯郸附近被处死这个结局。弟子们跟随慧可一起回了北方，但他特别嘱咐僧璨留下。禅因此幸存了下来，并从此走向繁荣。

我一路上山，行至葫芦形的传法石附近，天色益发迷起来，云雾状的水汽弥漫在山野之间，为即将到来的降水发布预告。我意识到，如果不想被浇成落汤鸡，现在必须下山了。回到寺院，比丘尼仁明告诉我说，她给山下的村子挂了个电话，待会儿会有小巴上山来接我。我回房收拾好行李，又趁仁明不注意偷偷溜进她的房间，把我的高山乌龙存货全留给了她，另外还留下一笔钱，足够她上岳西县挥霍一阵的了。

小巴如约而来，泊在无相寺前的停车场上。我刚钻进副驾驶室，仁明匆匆跑了出来。她说，既然我要回岳西县，干吗不去法云寺找能文方丈呢。从县城到法云寺只有十公里路程，而能文说不定可以告诉我一些不为人知的慧可事迹。我接受了她的建议，然后挥手作别。小巴向山下开去，穿过店前镇，一头扎进了大别山脉的莽莽群峰之中。

离岳西县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迷的水汽终于化为雨水降落下来，气温也开始直线下降。经过漫长而阴冷的两个小时，小巴终于驶进了岳西县城，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到了车站，我发现根本没有去法云寺的公交车。县城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出租车司机也无一例外地拒绝做我的生意。他们说那段路太危险了，它的后半程根本没有路。沮丧之余，我只好回到长途车站买票准备离开。就在我仰头查看班车时刻表的时候，去无相寺接我的那位小巴司机走了过来，他带来了好消息，有人愿意送我去法云寺。

几分钟以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出现了。他开来了一辆带雨篷的机动三轮，要价十五块。没说二话，我们立刻上路了。机动三轮一路欢快地蹦跳着，我颤颤巍巍地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冻僵的双脚上，终于感觉到了一丝暖意。出租车司机说得没错，抵达法云寺前的最后一段路根本不能叫路，但也许是我的殷殷诚意太过感人，土地公公最终还是放行了。

法云寺的入口处，一座身形瘦高的砖塔矗立在雨幕里，塔身满覆浮雕佛像，塔基上写着“千佛塔”三个大字。我的大衣已经被雨水浸湿，砭人肌骨的寒意让人没了流连张望的心情。我匆匆下车，绕过千佛塔直奔寺内大殿。少年司机也跟我一起下了车，他带着把雨伞，好心撑在我头顶，但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诵经的声音从大殿里传了出来，大约二十几名僧人和居士正在能文的带领下操办法事。我转到大殿右侧用做客堂兼账房的屋子里，推开门，几位女居士正围着煤炉烤火。其中的一位告诉我，法事大概还要两三个钟头才能结束。想到要在这凄风冷雨中再等两三个钟头，我长叹一声，转身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又被居士们叫住了，她们说半个小时以后法事会暂停一次。当年可大师为求佛法，在达摩祖师面壁的洞口等了好几天，我要是连半个小时也等不了就太说不过去了，天气再冷，也冷不过达摩洞前的风雪。我正在自我激励着，女居士们却不忍看我在门外受冻，把我让进屋里，在火炉边腾出一块地方。过了一会儿，我的手指和脚趾慢慢恢复了知觉。

我们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居士们告诉我，能文同时兼任着无相寺和法云寺两院的住持，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法云寺里，这里的生活条件要好些，信众也更多些，而无相寺山高路远，对普通人来说实在太不方便了。提到法云寺的历史，有人说它始建于公元300年左右，而千佛塔的历史则稍晚。至于塔中藏有哪位高僧的遗骨，则没人能说得上来。

半小时之后，大殿里的诵经声果然停了下来。一位女居士让我在客堂门口等候，她自己向大殿走去。不一会儿，能文出了大殿，向我走过来。他身材瘦削，年纪在六十五岁上下，穿着一件做法事专用的红色袈裟。见面寒暄之后，侍者为他端来一杯茶，趁着他举杯解渴的工夫，我简单说明了来意。他举手示意，请我在院中的一个石凳上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了下去，可诡异的是，在他的臀部下方空空如也——眼看他就将无可挽回地仰面跌倒，就在这时，一名侍者神奇地出现，在能文失去平衡前的一刹那，恰到好处地在他身下摆上了一张木凳。太诡异了。

我向方丈请教慧可的生平事迹，他所知道的与通行的说法并无二致。令我稍感奇怪的是，他对1969年匡教寺发掘出二祖舍利一事毫不知情，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说这件事太重要了，这个发现预示着禅宗将要迎来一次伟大复兴。我又向他请教可大师的教法，他回答说，慧可秉承了佛祖本意，佛言诸法空相，不立文字，所以可大师没有留下文字教法。他在世的时候，世上并没有禅宗，二祖可以依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本心。他的教法乃是心心相授，不住于相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唯心是重。

事实上，慧可并非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教法。除了《楞伽师资记》中的记载，他至少还有一则言教流传后世。公元550至551年间，一位姓向的居士曾致书慧可请教佛法，而慧可则以一首七言诗作了回复。有人认为，这名向居士就是后来的三祖僧璨，当时两人都还没有逃来南方。向居士在信中写道：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

慧可见信，命笔回示道：

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续高僧传·卷十六》

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思想最早经由《泥洹经》的汉译本传入中国，并在公元四世纪通过高僧道生的大力弘扬而广为人知。但人人皆能成佛并不等于人人皆已是佛，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潜心找回自己的佛性——这正是禅宗大师向弟子们反复强调的要点。佛性自在本心，只需返求诸己，无故乱翻书又有何益？

说话间，大殿中钟鼓之声已再次响起，宣告着法事即将继续进行。能文站起身准备告辞，他说，这次没时间招待你用茶了，请不要介意。没关系，我并非为喝茶而来，我回答说。他欢迎我下次再来，有时间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这次来得不巧，因为明天就是农历二月初九，观音菩萨的诞辰，隆重的法会从现在就已经开始筹备了。我谢过方丈，和少年司机一起离开了法云寺。回程的路比来时要容易许多——法云寺距离国道不到两公里，少年把三轮摩托从泥泞的土路开上国道，我下了车，站在路旁等待南下的过路车。雨还在下，少年也下了车，他撑开伞举过我俩的头顶，在路旁和我一道向北眺望。

第七章无心

很不幸，寺院的客堂已经客满止单了，三祖寺的方丈宽容禅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明天将有超过一千名来宾齐聚三祖寺，参加为期两天的观音菩萨诞辰法会，其中的一百多人要留在寺院过夜，因此他建议我在附近的潜山县城栖身，等到明天下午的法会结束之后再去找他。宽容方丈甚至主动帮我订好了房，又在电话里说了旅馆的名字，一切都已安排妥帖。我很庆幸自己有打电话的先见之明，否则到之后才发现找不到住处岂不糟糕？

站在公路边没等多久，就拦一下了一辆长途车。前往潜山的路程不过五十公里，我们先往南行，然后折而向东，沿着一条名叫潜水的湍急而浑浊的河流驶出了大别山区。出山的公路恰从三祖寺门前经过，透过车窗看着它那挤满各种车辆的停车场，我再一次感到庆幸。进入平原，河水的流速立刻缓慢下来，长江已经不远了。

长途车是开往安庆的，路过潜山县城，它放下几个到站的乘客，又拉上几名新的，然后继续上路。下车的地方，路边排着一溜人力三轮车—— 显然，汽车文明还没有彻底改变这里的公共交通业。我跳上其中的一辆，告诉车夫：去“潜阳国际饭店”。听着这几个大而无当的字眼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忍不住乐了。

三轮车夫看起来足有七十岁，遇到稍微带点坡度的路面就明显感觉力不从心。我犹豫着要不要下来自己走，但那样一来，老汉就挣不到这三块车钱了。斗争了一番，我决定还是留在车上。我的背又开始疼了，天上还飘着点雨丝，带雨篷的三轮车慢悠悠地拉着我往旅馆行去。

国际饭店的前台已经提前得知了我要入住的消息。宽容方丈不仅订好了房，还为我争取到了一天一百六十块的特别优惠价，相当于门市价格的五折。我又一次感觉到了满天神佛的眷顾。酒店开业只有两年时间，条件远远超出了我对潜山这座小县城的预期，房间也很安静，远离嘈杂的大街。我放下背包，上街去买零食，并很快在离酒店不远的一家小干货店里发现了一种好吃的——干货店老板称其为“南瓜饼”，但它绝不是普通的饼——这种精细的油炸甜食外表撒满了葵花籽，里面裹着南瓜馅，跟浓缩咖啡简直是绝配。

例行的午睡之后，我就着南瓜饼一口气喝了两杯浓缩咖啡，然后出门去找饭吃。路边尽是野味店，店门口的招牌上，产自大别山区的鹿、野鸡和野猪们在照片里东张西望着。我选了一家看起来最干净的小店，进门点了一盘木耳炒鸡蛋，一盘野山菌。野山菌美味至极，厨师必须受到表扬。离开之前，我向老板和厨师郑重其事地表达了敬意。

回酒店的路上，我想起波尔图酒已然告罄，于是踱进路旁一家杂货店，选了一瓶本地产的猕猴桃酒。从前来中国寻访山中隐士的时候，我常看到野生的猕猴桃，却没想过有人会拿它来酿酒。它的酒精度只有百分之七，还不及波尔图酒的一半，但味道相当不坏，有点阿蒙蒂拉多雪利酒的意思。泡在蓄满热水的浴缸里，不知不觉一大杯已经下肚，爽得不行。我忍不住又给自己满上一杯。出浴之后，写过几页日记，我早早上了床，关灯睡觉。

这是一个漫长而离奇的夜晚。我见鬼了。房间里有声音。重物落地的声音，纸片哗哗作响的声音，还有刺耳的挠墙声。我打电话给前台投诉，他们说这不可能，我的房间前后左右上下都空着没人住。我翻身下床搜索，结果一无所获。声音从房间的各个角落响起，倏忽来去，我能肯定不是老鼠。它时而钻进床底，时而爬过椅子，上了桌子，时而又躲在窗帘后面，有时还漂浮在半空中。仿佛时空在此发生了扭曲，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不知怎么传送到我房间来了。一直折腾到三点，我终于精疲力尽，昏沉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十一点钟。在中国我还从没起过这么晚，不过好在上午也没什么要紧事。拉开窗帘朝外看，雨已经停了。出了门之后，发现天气也明显暖和起来。从北京开始就一直缠着我不放的冷空气貌似终于撤退了。尽管空气还很潮湿，但云开雾散必在顷刻之间。我再一次脱掉了大衣。

方丈嘱咐过，不要太早赶到三祖寺。我于是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女儿来信告诉我，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大信封终于到了，里面装着我的申请资料，还有一封短笺：“感谢您寄来申请”。没关系，被拒绝了这么多年，我早已学会了坚强。不就是日子过得紧巴点么，不就是用好几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么，有什么呀，谁还没过过穷日子啊。我三心二意地开始盘算回国后去是不是应该试着买点彩票，说不定能撞上大运呢。当然，自己心里其实明白这纯属痴人说梦，可上一个白日梦刚刚被可恨的古根海姆叫醒，总得找点别的念头缓冲一下，别管它有多不靠谱。

我一边天人交战着，一边走出网吧，来到县城中心，上了一趟去三祖寺方向的小巴。沿着泥沙俱下的潜水河上行了十公里之后，车子开到了天柱山脚下。饭馆里那些鹿、野鸡、野猪和野山菌们都出自这里，三祖寺在此开山的历史也已经有一千五百年了。我下了车，看见三祖寺门前的停车场上依然塞满轿车和旅游大巴，于是决定不急着进去。山门东边有道山谷，很适合散步，三祖寺最初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一切得从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说起。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天柱山（当时叫霍山）封为中国的五座神山之一，也就是五岳中的南岳。汉朝皇帝崇信道教，因此当时五行观念深入人心。天柱山为南岳，五行属火，汉武帝曾在山谷上方不远处设坛祭拜，举行封禅仪式。不过，到了589年，天柱山就失去了南岳的头衔——这一称号被隋文帝改封给了衡山。

被尊为南岳的天柱山当年吸引过许多隐士和修行者，宝志和尚（417－514）就是其中之一。高僧宝志以行止怪异著称，他曾触怒南朝的齐武帝萧赜（483－494年在位），以“妖言惑众”的罪名被投入了都城南京的大牢。直到二十年后改朝换代，梁武帝萧衍（502－550年在位）登基，宝志才遭大赦。

此时的宝志和尚已经八十五岁了，但身体依然健康，行动无碍。出狱之后，他云游天下去寻找理想的修行道场，最后选中了天柱山，但不巧的是，著名的白鹤道人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两人相持不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同时在山上修行，这也许反映的是两种宗教之间的竞争。总之，最后两个人去找梁武帝评理，梁武帝不愿意扮恶人，就让两位高人斗法，谁先在天柱山立下自己的标志，道场就归谁所有。白鹤道人遣坐骑白鹤从南京直飞天柱山，而宝志和尚则祭起法器锡杖飞空，最后，锡杖赢了，于是宝志在天柱山麓选了一处洞窟修行。几年之后，有何氏兄弟三人入山隐居，在洞窟附近的山谷建起一所茅篷，后来兄弟三人舍宅为寺，请宝志住持弘法，梁武帝赐名山谷寺，这就是三祖寺开山之始。

这位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在他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期间一共出资兴建了四百八十所佛寺，自称“皇帝菩萨”。菩提达摩入华之初，首先进入的正是梁武帝的领地广州。据说他曾上南京面见武帝。武帝问达摩：我修建这许多佛寺，有多少功德？达摩回答说：无功德。武帝一怒之下，将其驱逐出境。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因果，达摩才不得已而北上，将禅的种子播撒在少室山中。

我在山谷里踯躅前行，时不时停下看两眼前人在路旁石壁上留下的题刻。为了方便游人阅读，三祖寺的方丈特意让人把这些摩崖题刻刷成了红色。我读到了宋朝宰相王安石（1021－1086）的一首六言诗：

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

还有一首宋朝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题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鼛鼛隆隆山木风。

炉香四百六十载，开山者谁梁宝公。

黄庭坚的算术可能不太好。1080年，他被贬谪出京，赴江西上任途中游天柱山写下此诗，而这时距山谷寺开山已经大约五百六十年了。和他身前身后许多访问山谷寺的人一样，黄庭坚来访的目的也是为了拜谒《信心铭》的作者，禅宗三祖僧璨。

僧璨延续了他两位前辈的低调风格，其行迹在后人的记录中就如雪泥鸿爪，凌乱破碎且夹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据推测，他于519年生于开封，俗家姓向——这仅仅是推测，而前提是我们认定前文提到的那位写信给二祖慧可的“向居士”就是僧璨。关于僧璨的生平，唯一一则较为详细的记录里提到了他年届四十之时与二祖的初次见面。

当时的僧璨还是一名白衣居士，他礼敬二祖并有所求：“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弟子忏悔。”慧可回答说，把你的罪拿来，我替你忏悔。

他想了很久，说：“觅罪不可见。”慧可答道：这样说来，我已经帮你忏过罪了，以后你最好皈依佛法僧三宝。

居士于是问：“但见和尚，则知是僧，未审世间何者是佛？云何为法？” 慧可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如知之乎？”

居士闻言，忽有所悟，于是说：“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外中间，如其心然，法佛无二也。”

慧可看出这名居士根器不错，于是为其剃度后收在门下，并给他起了法名：“汝是僧宝，宜名僧璨。”（引自《祖堂集》）

此后僧璨便追随二祖在华北各地传法，直到574－580年间的灭法运动迫使他们南渡。在这六年时间里，北部中国有超过五百万名僧侣和道士被迫还俗，而逃往南方的信徒们则躲过了这场劫难。慧可带着弟子们在司空山待了十多年，重新回到北方之前，他把禅宗法嗣传给了僧璨。

三祖寺外的山谷流泉，沿溪石壁布满历代文人题刻

590年，僧璨也离开了幽僻的司空山，南行至名声显赫的天柱山。虽然刚刚被摘了南岳的帽子，但天柱山的魅力未减，照样吸引着大量游人和朝圣者。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三祖僧璨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决定将禅大力推广开来。在人迹罕至的司空山，你最多只能跟偶然碰到的采药人聊上几句；而天柱山则完全不同，这里游人络绎，山脚下还有高僧宝志开创的山谷寺，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弘法道场了。

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僧璨并没能如愿吸引到大批追随者。三祖寺里的历代碑刻上都提到，他其实只收了一名弟子，而且还是个小孩儿，但就是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僧璨的衣钵传人——592年，未来的禅宗四祖道信依止在僧璨门下之时只有十四岁。虽然年纪尚小，但他的悟性令三祖璨大师刮目相看。一天，他问三祖：“如何是佛心？”

僧璨反问他：“汝今是什么心？” 道信对曰：“我今无心。”

僧璨于是说：“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

师徒二人接下来的对话基本上重演了当年慧可在达摩洞前与禅宗初祖的问答：道信向僧璨请教解脱束缚的法门，于是僧璨问他：谁缚汝？

道信回答：“无人缚”。

僧璨道：“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于是言下大悟，成为三祖的传人。（《祖堂集》）

在另外一则记载中，僧璨对道信说：“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语言文字徒劳施设也。”（《楞伽师资记》）

除了一百四十六行的《信心铭》，僧璨的确再也没有留下过任何文字教法。

公元601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道信从八十二岁的僧璨手中接过禅宗衣钵，成为第四代祖师。如今的三祖寺后门外不远处，有一座山洞，据说僧璨当年曾在其中修行，而这场传宗接代的仪式据说也是在那里进行的。

尽管年事已高，也或许正是因为年事已高，僧璨决定离开天柱山。他长途跋涉了上千公里，来到广州附近的罗浮山。通常的说法是，三祖前往罗浮山意在弘传佛法，但我常怀疑这趟艰苦的旅行与长生不老的仙药有关——罗浮山正是道教炼丹大师葛洪（284－343）炼成金丹大药，得道飞升的地方——否则即便要离开天柱山，周围可以传法的地方所在多有，为什么偏要大老远地跑到岭南去？

不管怎样，僧璨在罗浮山待了两年之后，又令人不解地回到天柱山继续传法。也许是因为金丹大药并不像传说中那么灵验罢。再过了两年（606年），三祖僧璨在山谷寺“为四众广宣心要”之时，突然在大树下合掌而终。圆寂之后，他的不坏肉身供奉在山谷寺中，直到唐朝天宝年间（745年）被当地官员火化，得五色舍利三百颗，地方官遂在寺旁建舍利塔一座收藏供养。这塔至今犹存，人称三祖塔。

僧璨唯一留存后世的教法《信心铭》，其真伪曾被学者激烈争论过。有人坚称它的作者另有其人，至于是谁，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最近几年中国的学者似乎又倾向于认为它的确出自僧璨之手。而另一方面，早在唐代就有禅宗僧人在说法时引用《信心铭》教导弟子了。

《信心铭》的第一句很好地概括了僧璨的教法：“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它提示了禅从北地南来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佛教入华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一种艰深的宗教，证得涅槃被认为是极其困难的，而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掌握的各种神通也都来之不易。只有极少数具备慧根的人可以通过苦修一窥佛教的高深境界，而大多数人只能望佛兴叹。僧璨的两位前辈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达摩祖师在山洞里面对石壁一坐九年；慧可在雪地里一站好几天，最后还砍下了自己的胳膊——这才是大师风范，一般人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

然而自从禅宗来到了南方，便再也没有面壁苦修，没有断臂自残。三祖僧璨所开示的修行法门，适合于每一个普通人：你只需要放下分别之心，见到自己的本心，即能成佛。分别之心是人与佛的唯一差别。这种教导人们放弃选择，放弃对立，放弃差别的教法达摩与慧可也都分别向自己的多位弟子教授过，他们中间也一定有人获得证悟，但禅宗在北方始终没有打开过局面。禅的真正繁荣始于南方，始于三祖僧璨将衣钵传给四祖道信之后。至于个中原因，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且容我在拜访道信时再行展开。

看罢前人题刻，我沿着一条分岔的小径向山上树木幽深处走去。山路在密林中蜿蜒了一阵，行至一处峭壁。俯瞰山下，三祖寺尽入眼帘，我对面前的风光很是满意，于是找了块平坦的大石坐下歇息。俗话说得好：好吃不如饼子，舒服不如倒着——掏出昨天吃剩下的南瓜饼，大快朵颐一番之后，我躺在午后的阳光里惬意地睡着了。

大概睡了足有一个钟头，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把我唤醒。山下，依稀可见旅游大巴们正在缓缓驶出寺院门前的停车场，我意识到可以去见方丈了。沿着原路下山，走出山谷，走上三祖寺门前的长阶，穿过一道又一道院门，我轻车熟路，直奔寺院深处。三祖寺近几年经历了大规模扩建，沿着山坡形成梯级式的院落，空间格局很是复杂，但这难不倒我这样的回头客。方丈的院落就在法堂附近。宽容方丈是老朋友了，两年前，我们曾一起拜访过潜山附近的几座寺院。

我进了方丈室的门，宽容一把抓住我的手，亲热地拉着我坐下。他问我酒店的房间怎么样，我说了昨晚闹鬼的事。令我惊讶的是，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若无其事地转向了别的话题。宽容是我见过的心态最为平和的人，他身上带有一种天真而超然的态度，即使坐在椅子里，也让人觉得仿佛离地半尺悬在空中一般。

宽容出生于1970年，老家在陕西扶风，十八岁时出家为僧。他的父母、伯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宽容出家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出家，他回答说，年轻的时候，他就非常关心生死问题，后来发现佛陀的教诲可以教人了悟生死，于是便决定皈依佛门。他希望能够从无尽的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然后再帮助他人解脱。宽容相信，要解脱轮回，就得潜心学习和修行。“自己先学好了，才能去渡众生。”

安徽潜山县三祖寺

年仅三十六岁的宽容法师的确是个学习天才。出家以后的十八年里，他先是进入安徽九华山佛学院修习，后来又陆续获得四川大学教育管理系学士学位，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学海里遨游过之后，2004年，他当上了三祖寺的住持。此时的三祖寺已经重新成为重要的佛教圣地。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之后的1980年，三祖寺全年的朝香人数是一千人，1990年增长至九万人。统计资料里的最新数据只截至1996年，这一年里三祖寺接待了二十四万香客。又过去了十年，现在的朝香人数至少得再翻一番罢。

和少林寺一样，如此众多的香客显然会对僧人的修行造成影响。不过宽容认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让大众重新熟悉佛教，而要引导大众学禅，恐怕至少还得再等十年。他说，禅宗的修行并没有改变，但大众和它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所以他觉得首先应该在大众中间推广对佛教的理解，在寺院中重新建立完善的僧伽制度，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修行自然会复兴。

宽容方丈计划将三祖寺重新恢复为禅宗丛林，但这需要时间。他说，现在寺院里只有五十名左右的常住僧人，在修行方面他们基本上是各顾各的。他拿出一张扩建寺院的规划图给我看，这项扩建工程在现在的三祖寺附近另选了一处新址，建成之后可以容纳两百名僧人。不过目前方案还只停留在纸上，宽容方丈正在四处募款。

正说着话，又有访客上门了。这是一个由三十名佛教徒组成的韩国观光团，他们已经事先和宽容约好了时间。由于人数众多，见面安排在法堂里进行。起身去法堂之前，宽容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介绍三祖寺历史的小册子，另一本是僧璨的《信心铭》。

法堂里摆上了一张巨大的会议桌，宾主围着桌子坐下，通过翻译互致了问候和一些客气话。领队的韩国僧侣问了方丈一个问题：三祖寺的僧人在坐禅时参些什么话头？宽容说，他们用的是《信心铭》的倒数第二句——“信心不二”。韩国僧人闻言，再无二话，齐齐合掌行礼。

提问的僧人为了表示敬意，又起身请赐笔墨纸砚。一名侍者出去拿了文房四宝过来，在韩国僧人面前摆好。僧人挑了一支笔，研好墨，在宣纸上写下“梦中舞人”四个大字，然后在旁边写下落款“韩国慧圆禅师丙戌年观音大士诞辰日”。写好之后，慧圆禅师提起宣纸，献给了方丈。

交换礼物的仪式由此开始。方丈的侍者拿进来三十个纸口袋，每人一份，纸袋里装着一只茶杯、一副进香用的褡裢、一罐茶叶，所有这些东西上都印着三祖寺的名字。公关是所有中国寺庙的方丈都擅长的艺术，他们懂得如何善待来客，建立友好的关系，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

交换过礼物，宽容领着韩国代表团到寺院各处参观。我也趁此机会去向三祖寺的历代前辈大师致敬。沿着法堂后面的石阶，一行人向寺院的最高处走去，半路上，我们经过了宝志曾经修行过的禅窟。相传，每年夏天宝志都在这里坐禅，冬天则住在南京。公元514年，他在南京圆寂，享年九十七岁。

我向黑漆漆的山洞躬身施了一礼，然后继续沿石阶向上，来到寺院最高处的觉寂塔（三祖僧璨的舍利塔）下。塔旁的石碑上刻着《信心铭》的全文。两个来访的僧人正站在石碑前大声诵读着碑上的文字，我也加入进来，念到最后一句，三人相视而笑。韩国代表团拜谒过觉寂塔之后，也来到碑前，开始诵读《信心铭》，我趁机向宽容方丈告辞。

临别之际，我以觉寂塔为背景给宽容拍了张照片。他继续招待韩国人去了，我下山出了寺院，上了一辆小巴，回到潜山县城。进城第一件事是找到昨天那家干货店，买下了店里所有的南瓜饼存货——一共四袋。事实证明，这宗大手笔的采购是非常明智的。在随后的旅途中，我再也没有碰到这么美味的零食。

拎着南瓜饼正往酒店走，突然发现马路对面有块巨大的招牌，上面写着两个汉字：推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的腰疼又发作了。走进推拿诊所，前台问我哪儿不舒服。她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每次来中国旅行，我的腰疼病都会发作，坐长途车旅行很容易腰肌劳损，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背包。一路上我不停地收集各种书籍，于是背包越来越重。虽然我会时不时地把书寄回美国，但显然次数还不够多。

我向前台小姐说明了症状，她立刻向走廊深处大声喊了一嗓子，不一会儿，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领着我进了一个小隔间，让我脱掉衬衣，趴在按摩台上。这名一身护士打扮的推拿师今年三十五岁，拥有八年推拿经验。她自豪地说，大多数人都觉得她手太重。我说没关系，使出你的全部手段吧。她果然很强，手劲极大不说，且极具灵性，上来就捏得我连声“哎哟”，明显是找对了地方，接着便渐入佳境。我听着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神志恍惚起来：先是一曲西班牙吉他，然后是爱尔兰风笛，好像还有一首《寂静之声》的演奏版……后来，我睡着了。

大约一小时以后，推拿师停了下来。但活儿还没完。她拿出四个玻璃杯，在里面点着火，然后迅速倒扣在我的后腰上。火焰很快熄灭，杯子里的空气渐渐冷却形成负压，四个玻璃杯牢牢地吸在了皮肤上——这么做为的是活血行气。拔火罐的滋味非常不好受，而且在后腰上留下四个巨大的紫色淤痕。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心想，治病要紧。这一套做下来不算便宜：八十八块人民币。但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因为我又能挺起腰板走路了。

天色不早，我决定晚饭从简，看到饭馆就进去。从推拿诊所出来，前面不远处有一条人迹稀少的横街，街口的一个屋檐下挂着几盏红灯笼。通常来说，这是高级饭馆的象征，里面通常是请客吃饭和办酒席的地方。但推门进去，却发现是家非常平民化的餐馆，好在看起来还很干净，这就足够了。我曾经得过一次肝炎，可不想再得第二次了。

点了一盘什蔬炒饭，我坐在桌前一边写日记一边等。几个本地的小孩凑了过来，好奇地看我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英语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种奇怪的符号，就像从前汉语对我一样。

我时不常地会回想起当年填写研究生申请表格的那个时刻。我和汉语的缘分就是在那一刻结下的。从军队复员之后，我考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四年之后，本科毕业在即，我完全没有找工作的欲望，于是决定投考研究生。我申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当时美国最大牌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都是哥大的教授。申请表上所有跟奖学金、助学金和工读机会有关的选项我都打了勾。其中一项奖学金是有附加条件的，它要求受奖人选修一门外语。我正巧刚读完艾伦·瓦茨（AlanWatts，英国作家，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的学生，加里·施奈德的好友。——译者注）的《禅之道》，于是心血来潮地在“中文”一栏打了个勾，而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未正眼瞧过汉字。老辈人总告诫我们说，不要随便许愿，以后看来还得加一句：不要随便打勾。六个月以后，我被汉字淹没了。

那门必须选的中文课叫“强化汉语”。授课的教师名叫“龙女”，这个凶恶的绰号是那些在她手下不幸挂掉的学生起的，而那些还在苟延残喘的人也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刚开课的时候，班上一共有二十名学生，一个月之后只剩下了四个。然后有一天，“龙女”在课后把我留下，对我说，她认为目前班上只有三名学生还有必要继续学下去（其中两名是中央情报局委培的，她没权力开除），而我并不是其中的三分之一。我反抗说，这门课是我的奖学金要求的，我也没办法。从此之后，“龙女”就当我是空气了。又过了一个月，东亚系的系主任不得不出面干涉，而“龙女”只是表面上做出了让步，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她实施了血腥的报复：我的期末成绩得了个D，而我的奖学金则要求我至少拿到B。我不得不再次反抗，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有了这么一段伤心往事，汉语对我而言就不仅仅是“奇怪”那么简单了。

我在日记本上流畅地写着一串串蚊子大小的字母，孩子们在热情地围观，这时，外面来了七八个男人。他们都是三轮车夫，这家饭馆显然是他们日常聚会的场所。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坐下点菜，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厨房，消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上楼梯的脚步声从厨房后面传来，接着，二楼传来女人的声音。几分钟以后，男人们满脸笑容地从厨房里鱼贯而出。我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好高兴的。在我看来，腰好比什么都重要，哪怕是留下四个淤痕也值得。

又是圆满的一天，除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坏消息以外。但那也是意料中事。回到酒店，我成功地说服前台给我换了间房。半夜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摸了下我的手，我醒了片刻，但又没有完全醒。我把手缩进被子，翻了个身，立刻又回到梦里。那是一片长满茂草的枯黄田野，我躺在草丛中，身边躺着另一个人。在梦里，这人是我认识的，但醒来之后却忘了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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