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执行官的心声 ▎百老汇女演员的痛悔 ▎皮肤专科医生的遗憾 ▎前日本侵华士兵的忏悔《不说，就真来不及了》

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美国纽约地标之一帝国大厦

死刑执行官的心声 ▎百老汇女演员的痛悔 ▎皮肤专科医生的遗憾 ▎前日本侵华士兵的忏悔《不说，就真来不及了》

死刑执行官的心声

亨利·斯图尔特，

69岁，白人

原纽约州联邦法院死刑执行官

你好，年轻人：

这样称呼你不知对否，但我感觉你如果不是个年轻人，就可能是个神父。因为只有这两种人才可能对人的临终想法感兴趣，多数中年人已被日常生活麻醉了。作为一个死刑执行官，我就曾麻木地生活了几十年。现在我已不能确定自己还能在世多久，因为我患了白血病，虽然骨髓移植有可能救我的命，但我不打算这样做了。我希望早一点离世，因为在我的一生里，被我亲手结束的生命太多了，尽管那是我的工作。我现在年龄越大，越明白这一职业罪孽之深重。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五。父亲给一个犹太人开的肉店打杂，母亲给几家人帮佣。他们终年在外工作的时间很长，照顾我们的时间很少。我父亲有一副公认的好嗓子，但是生活的窘迫使他年轻时曾一心要当歌唱家的梦想彻底破碎。从我有记忆起，他每次回到家必定酗酒，酒后必打母亲和我们7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的几个兄弟经常在外面打架、偷盗，其中两个常年进出少年管教所。而我则生性内敛沉默，为了改变命运，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一所警察学校，毕业后便在纽约州联邦法院当了一名法警。我看似成了我家最有出息的人。

几年后，由于需要，我被培训为注射死刑执行官，随后一干就是二十几年。我虽然属于不易动感情的人，但在刚开始工作时，目睹自己亲手把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一两分钟内完结的整个过程，我的神经和心脏都曾经被强烈地撕扯和震动过，按下启动毒液注射按钮的手也震颤不止。后来，随着执行次数的增多，我的心理反应逐渐趋于平静，习惯最终改变了一切。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我不是法官，死刑不是我宣判的，杀人偿命是本州的法律，我只是个执行法律程序的工具而已。不过，即便如此，每次看到躺在死刑床上的人濒死前的表情，任谁都难以无动于衷。他们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在那一刻出现对死亡的至深恐惧，对自己的绝望和悔恨；他们多数口中念念有词，应该是在请求上帝的宽恕。也有人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忽然平静下来，似乎已能坦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惩罚；还有的则带着极为恐怖的表情离去，人还未被注射毒液，已经因为恐惧导致全身僵硬，提前失去了意识。

不断见证一个个生命，很多都是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中消失之后，即使已经习惯，每次行刑后的那一天下班后，我必会出去喝酒，以帮助自己忘记那些绝望的脸，并在晚上睡觉前必定出声地祈祷。酗酒减压大概遗传自我的父亲，只不过我们各自为了不同的原因而已。我就这样靠酒精近乎麻木地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我41岁那年，我的老婆毫无前兆地离开了我，临走时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一起生活，就和被你亲手弄死的人一起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们唯一的儿子马克当时还未成年，只有15岁，受此家庭变故影响很大，一度离家出走，后来因吸毒被管教和强制戒毒。从管教所出来后他就去了西部的洛杉矶，过了很久才来过一次电话，说他在一家电影院里当领位。我们很少联系，后来听说他结婚又离婚了。我想他恨我就像我恨我父亲一般有着相似的理由，我们其实又都很像：都是能吃苦和隐忍但不爱说话的人，年轻时都有家是必须尽快逃离的监狱的切身感受。

我是从再次变成单身以后才开始过滤自己的人生的，人也似乎对一切开始有了些不同的感觉。我后来再没有结过婚。47岁那年，一天我照例又一次操作执行注射死刑程序时，蓦然发现躺在死刑床上的那个年轻人的面孔和我的儿子马克棱角分明的相貌很有几分相似，我的手便少有地颤动起来。当然，那个人不是我的儿子，只是有些像。但是，从那次惊吓之后我便开始想，如果马克没有被强制戒毒，他会不会也去犯罪而最终也导致躺在这张床上呢？这个年轻人和马克到底又有多大的不同？我第一次开始回顾，几十年里，被我亲手送上黄泉之路的几百个死刑犯，大多是年轻人，很多和我儿子年纪相仿。每次执行死刑程序之前，我会被要求阅读一份关于该死刑犯的简单资料。他们很多人因为家境贫穷，或来自离婚家庭，受教育不完整，心理和感情不稳定，或因为吸毒导致独自或结伙抢劫时冲动杀人。当然其中也有蓄意杀人的。

在我亲手送上不归路的所有死刑犯中，有一个叫斯蒂芬·米勒的年轻白人最令人难忘。他身材高大，金发，长相文雅俊美，从被带进行刑室到他最后生命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脸上始终带着浅而迷人的微笑，眼睛里没有一丝恐惧和忏悔。他刚一见到我时，很有礼貌地对我点头示意。在他的犯罪材料上我读到，他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个常年值夜班的护士，从小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婴幼儿时期是在无数个保姆的更换中长大的。这个护士母亲独自养家辛苦不堪，心情总是不好，对自己羞怯内向的儿子从小就管教异常严厉，经常指责和羞辱他胆小怕事，不能担当，不像个男孩子。这个年轻人在成长期间几乎不知道亲情和爱是什么，除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人陪伴且充满了无边恐惧的黑夜，以及必须独自适应的无尽的孤独。这个在极度孤独中长大的男孩不喜欢说话，但是对同学和邻居都很友善。当21岁的他已经长成一个高大的男子汉后，一次他的母亲再一次像他小时候那样不顾一切地训斥和羞辱他，他便毫不犹豫地杀害了他的母亲，肢解了她的尸体并藏匿在家中。当警察前来逮捕他时，他脸上出现的就是我后来见到的那种浅浅的微笑—— 似乎表明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最想要的，无论代价是什么，因为没被爱过的生命是不可能珍惜自己的。

那一次，我的手有些不自然地停在了启动注射毒液的计算机按钮上，罕见地犹豫了几秒钟。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生得像他那样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金色的头发和洁白的皮肤透出一个正值旺季生命的全部青春和风华，可是我却要亲手结束他才活了21年的鲜活生命。就是那一次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性质了。自从亲手送走了那个长的很像马克的年轻人和这个含笑离开了世界的美貌的年轻人之后，我坦然沉睡多年的良心开始躁动起来，夜里我不断地被噩梦惊醒，里面混合着各种面孔和声音。我才吃惊地发现，我实际上竟然记住了几乎每一个被我送走的人的面孔和名字，以及他们在临死前各有差异的反应和表情。长久以来，我以为我把这一切都强行忘记了，没想到它们却都安全而顽强地藏匿在记忆的某一个背光的角落。

他们一共是237人，年龄多在20多岁到30岁之间，有些年龄更大一些。他们被判死刑因为一律都犯了一级谋杀罪。

我回忆起，几乎所有这些人在临死前都对自己的冲动感到无尽的后悔，但是法律不会再给他们改过的机会了。我现在认为，死刑剥夺了人们改邪归正的机会，实为另一种貌似公正的邪恶。我坚决主张取消死刑。我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对不幸家庭的孩子给予更多、更实际的关爱，不能让这些孩子自生自灭，经历了不幸和困苦的童年之后，最后还要自己去承担这些不幸的后果，被法律制裁，甚至夺去生命。罪犯，包括死刑犯，难道最初不多是家庭和社会漠视的牺牲品？他们的暴力犯罪行为正是他们生活里极度缺乏爱的铁证。

我读过这样一句话：“孤独比死亡更可怕”。我非常了解那个叫斯蒂芬的年轻人幼年时经历的无人知晓的骇人孤独，无底无边，可是却没有人在那个时候给予幼小的他迫切需要的理解和爱。而当他必须独自为此付出代价时，法律却毫不留情地惩罚了他，让他用一命偿一命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去表现所谓的法律的公正。这种从本源上的不公正，法律不予理睬，社会也同样不会。而杀人犯内心那些难以被人了解的痛苦更不会得到芸芸大众的同情。我深深懂得斯蒂芬经历过的种种绝望的孤独，因为那也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陪伴。相信现代社会里很多人的童年都很熟悉那种孤独，也包括我自己的儿子。我们没有去犯罪只能说是幸运，而不是美德。我们与斯蒂芬并没有绝对的区别。这些死去的年轻人如果能被给予生存的机会，多数都是会重新做人的。以牙还牙，冤冤相报可以安慰被害人的家人，但是让两个生命消失毕竟比一个更悲惨，尤其是一个已经懂得深深忏悔的生命。在对237个人执行死刑后，我深知道他们犯下死罪的简单原因——对得不到爱而生恨的极端、变形的表达形式。

临走前，我必须要祈求上帝对我的宽恕，同时也祈求他对人类一切幼稚行为的宽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死刑执行官这个工作已经因为没有必要而不复在地球上存在。

这是我此生写的最后一封信，写的有点长了，请原谅。临走之前，我必须请求上帝，所有被我亲手夺去生命的人，那么多的年轻人，以及他们将会永远痛苦的家人，还有所有活在世上的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儿子马克，宽恕我此生的罪孽吧！来世我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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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有来信中最需要忏悔的遗言之一。法律背后有着诸多无奈的事实；人类进化到何时才能开始关注造成一个人，往往是年轻人，犯罪的起因，从而从根源上及时切断犯罪的成因？在一个缺乏爱的世界里，法律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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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女演员的痛悔

海伦娜·蒙代尔，

女，45岁，白人

百老汇小剧场演员

我是昨天早上决定结束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和动力再继续活下去的生命的。前天夜深人静之际，那些细小无辜的声音再次在我耳中争先响起，终于让我无法承受这种度日如年的罪恶生活！今早出门去附近的一间咖啡馆，打算写一封遗书留给我父母，却无意间在别人看完丢下的报纸上看到你希望代人保留遗言的广告。它让我改变了我最初的想法。我打算给父母的遗书写成说谎版的，我必须这样做。我是独女，一生让父母操心不断，他们现已年迈，为了不让他们再为我伤心，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自杀的真相，因为他们肯定无法承受。把真相和我所有的经历毫无保留地交给一个陌生人，看来才是更好的选择。毕竟，有谁愿意不明不白地离开这个世界呢？你给我的这个机会很及时，谢谢你！

怎么开始对你说呢？总之我想自杀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一生失望至极。我那慈爱和善良的父母从小对我宠爱有加，不仅因为我是他们的独女，更因为小时候的我非常漂亮可爱，我有父亲的蓝紫色大眼睛，深棕色的头发，母亲清晰精致的五官和绝对白皙的皮肤。小时候的我根本不必打扮就是个人见人爱的洋娃娃。这让我从小就很虚荣，对自己外貌上的优势总是自我意识很强。我中学毕业后就去了百老汇的小剧场当演员，虽然演的都是小角色，但是在舞台上被人注目的感觉对我来说比上大学更重要。父母对我的决定很失望，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我上大学，但是由于对我的溺爱，他们最终还是随了我愿。

20岁那年，我和一个比我大19岁的叙利亚男演员因合作演出而相爱，之后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和他结了婚，并要和他一起到叙利亚去生活。为此我母亲几乎哭坏了眼睛，我却对父母说，和谁结婚是我的权利，请他们不要干涉、不放心我，还说爱一个人怎么能不和他在一起生活？临走前我对未来的异国生活充满了种种浪漫的憧憬。而去了之后，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边的生活和我想象中的差距太大，我几乎无所适从。丈夫的家是个很大的家族，人很多，对女人的规矩更多，让我几乎无法呼吸。丈夫在纽约时身上丝毫不见踪影的阿拉伯大男子主义突然复活，对我的各种要求让我忍无可忍，毫无浪漫而言。一年后，我知道自己受了骗，不是被别人骗，而是被自己的虚荣和对婚姻的幻觉骗了。当我终于觉得再活下去生不如死的时候，我偷了被丈夫藏起来的护照，狼狈地逃回了美国的父母家。

回到美国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堕胎。这在叙利亚的婆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也不能接受我的决定。但是那时我已知道，我的婚姻是一场必须结束的任性儿戏。我还要继续演戏，22岁的我对选择堕胎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顾虑，我不顾父母的反对，自行堕了胎。从那以后，我发现我的母亲经常独自祷告，请求上帝的宽恕，好像那罪孽是她做的一般。父母似乎不再以我为荣，他们的头在别人面前开始低垂了。

我又回到百老汇的小剧场继续演出。由于不是全职演员，我的收入并不多，于是我又在一所大学的研究单位的图书馆找了一份半时的管理资料的工作。那份工作相对比较清闲，环境也不错。不久，该研究单位的一个来自德国某研究机构的研究员W经常来我这儿找资料，他和我说话时的眼神，让我感到他应该是对我有了好感。果然，他很快就开始邀请我一起喝咖啡或吃饭。我去过他的办公室送资料，当然知道他在德国有妻子和孩子，他的全家福照片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的妻子是个金发美人，照片上，她搂着两个五岁到七八岁之内的男孩和一条大狗，他则站在他们的后面，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没办法，即使知道这些，我也像很多女人一样，无法抗拒被人喜欢和欣赏的表示。我不但接受了他的晚餐邀请，也请他去看过我的演出。去年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再次看过我的演出之后，在剧场外等我，然后和我一起回到我租的位于上西城的公寓。那天，我们谁都没有想控制自己的冲动；我需要异性的爱慕和欣赏，当然也包括肌肤之亲。

几天后，就在圣诞节来临的前几天，W结束了他在该大学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准备回国了。临走前，他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从德国接来纽约一起过圣诞节，然后一起回德国。圣诞夜的前一天，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大圣诞树旁看见了他们欢乐的一家人。他的妻子挽着他的手臂，明亮的灯光照着她无比兴奋的脸庞，他正侧过头去不断地亲吻她；与此同时，他们的一个儿子在给他们拍照留念，嘴里不断用德语大声嚷着什么。

我再次去看了心理医生，就像上次从叙利亚回来堕胎之后一样。不久，比心理上的不适更严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一次让我几乎崩溃的不是我再一次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擅自堕了胎，虽然我没有告诉他们W的存在，而是我从此再也无法安稳地睡觉了。一到夜里，我会同时出现幻听和幻象，总是梦见那两个被我打掉的孩子变成了长着翅膀的天使，双双悬浮在房间里看着我，用尖细的声音质问我为什么要夺走他们的生命！小时候，每个星期天我都会跟着父母去教堂做礼拜，我一直记得画在教堂顶上的那些丰满美丽的小天使，他们都长着白翅膀在天上飞。记得妈妈指着他们对我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妈妈还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赠与母亲的礼物，都是来自天堂的小天使。

可是我亲手杀害了两个上帝送给我的小天使。

堕胎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就是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是鲜活的生命，有心跳，有感觉，人们认为胚胎没有生命是不对的。我第一次堕胎后，我可怜的父母在别人面前变得更加谦卑和低微，好像一个无形的枷锁让他们再也没有理由抬起头来。而这第二次堕胎，我并没有让他们知道，可是照顾了我几天的女友缇娜到我父母家为我拿东西时，无意中竟说漏了嘴，结果我的父母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妈妈当时哀叫了一声就倒在了沙发上。

夜里，我总是听见那些细小而执着的声音在耳边此起彼伏地叫：“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为什么要杀我？我现在应该和你一起活在世界上，你却狠心夺走了我的生命！”那声音，仔细听的话好像一个是男孩的声音，另一个是女孩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带着怨恨轮番向我发问。每次我都听得心惊胆战，冷汗连连，然后我会不停地请求他们原谅，说我错了，我会过去照顾他们，请他们等我，我不会不管他们的。

最终让我彻底崩溃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在夜里蓦然将我惊醒。那个低沉的声音说的每一个字都将我的灵魂震得出窍：“一个母亲堕胎后，婴儿带着怨恨的灵体还会继续逗留人间，向杀死他的母亲复仇。杀害无辜生命的行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我不知道那个声音来自何处，是谁，但是从此我知道了，我的余生将只能活在日夜不安和无尽的悔恨之中，因为我是杀害自己孩子生命的刽子手！虽然我知道，世界上有无数像我一样堕过胎的女人都在继续生活，并没有像我一样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心灵负担，可是我却已经厌倦了自己，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摆脱这种惩罚，任何劝慰和心理帮助也都于事无补。只有自己去找被我杀害的孩子们，请求他们的原谅，亲自爱和照顾他们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别了，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太让你们失望了，你们真的不该生下我，我除了给你们不断制造烦恼，一点没有为你们的生活增添过幸福。不过没有了我，你们还有彼此，而我只有一个人，我要去找我的孩子们了，他们在呼唤我，需要我，我要用加倍的爱去赎我在此生犯下的罪孽。我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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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能阻止海伦娜的轻生，可是她的信封上却没有回信地址。几天后，我碰巧路过百老汇小剧场林立的那个地段，我便无望地走过每个剧场贴出的演员照片栏，竭力想发现海伦娜是否就在其中。可是我没见过她，连海伦娜这个名字也很可能是假的。我在一张张女演员的照片前伫立，希望其中有这个不幸的女子——哪个女性没有对爱，对感情和生活难以把握的期盼和困惑呢？海伦娜只是无数海伦娜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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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专科医生的遗憾

乔治·戈登，

男，56岁，白人

私人执业皮肤专科医生

亲爱的灵魂保险箱先生：

首先我想感谢你的善意，同时也想留下几句话给你，为我保存，因为我不可能把这话讲给生活里的任何人听，包括我的妻子、家人和朋友。

我是一个私人开业的皮肤科医生，诊所设在帝国大厦的72层。我的一生其实很普通，实在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可提及。我父母家境不是很好，但是我靠自己的努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几年后开了这家私人诊所，一做就是30多年。我每天认真工作，下班后总是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一起度过，有时全家一起外出晚餐。周末我们会出去野餐，有时是纽约上州，夏天我们去我太太位于缅因州的父母家度假。我没有太多业余爱好，除了每天固定看电视里的某些节目。圣诞节我们全家通常是去我父母在芝加哥的家庆祝。

我的一生实在太普通，没有什么秘密非要告诉你，我对自己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满意之处。我爱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很知足。我其实甚至可以不必匿名写这封信，但是由于发生了一件意外，改变了一些事，所以我才决定给你留言。

来我诊室看病的很多是我多年的老病人，其中有些人称不上是病人，因为她们多是住在曼哈顿下东城和第五大道的有钱女人，她们来找我多半是为了美容，比如去掉一颗不喜欢的痣、老人斑或因为上了年纪身体上出现的血管紫斑等。我还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艾滋病而出现了皮肤症状，这些病人的皮肤问题其实不可治愈，只会越来越坏，因为我除了帮助他们用药物控制，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他们的艾滋病。他们知道，我也知道，不过这些同性恋从事的工作都比较高端，收入基本都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来我这儿，我当然不会拒绝，也不能拒绝。

其实，如果一年前我没有去加州开会，如果我后来没有因为一时疏忽让一个艾滋病人的血液碰到了自己手上的伤口，并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验血都是显示阳性，我是不会在看到你的广告之后想起写这封信的。

一年前，我决定去加州参加一个全美皮肤协会召开的会议，不论你信不信，那竟是我第一次去加州。我和很多生活在东海岸的美国人一样，对自己的生活所在地有一种源于地理位置产生的心理优越感，当然是认为东海岸，尤其是纽约曼哈顿是全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而加州那样的地方则曾是荒蛮之地，后来因淘金热和修铁路的兴起才开始发展起来，自然无法与早就城市化的东海岸相比。在潜意识里，我从来都没有想去加州看看的愿望，或至少是没去过也无所谓吧。可没想到的是，我在旧金山机场外看到的一幕景象却震动了我。我出了机场后看见一些年轻人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在开阔的沙滩上，在那灿烂的阳光下悠闲地跑着，扔着飞碟，同时开心地喊叫，笑着。他们在阳光下奔跑的身影让我一时感到他们完全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而不是美国。与我在纽约几十年的生活相比，他们简直活得太惬意了！我僵在那里半天没有挪步，并不停地问自己，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活？怎么能不在工作？（那天不是周末）难道这样在阳光下恣意奔跑也是生活，可以不必感到愧疚吗？在纽约生活了几十年，我已习惯了在林立的高楼底下穿梭，太阳总是被摩天楼群挡住的，加上冬天湿冷，一旦遇到有太阳的好天，中央公园的草地上，哥大图书馆的台阶上便躺满了晒太阳的人，看上去就像是生了虫的米在晾晒。那一刻我第一次对自己几十年满意的生活产生了质疑。我以为的乡下人的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回到纽约后，我在一次给一个艾滋病人做皮肤小手术时，竟然不小心把沾有他的血液的刀子割破了我的橡胶手套，切到了里面的皮肤。就是这么巧。我立即及时地做了该有的处理，可是几个月后的一次验血还是不幸地显示了我的HIV呈阳性，尽管前几次都是阴性。我的那个病人是个男性同性恋，搞音乐的，有吸毒史，身上皮肤多处已经开始溃烂。我被他传染上了艾滋病毒！但我不能怪他，是我自己不注意。我太太知道后非常痛苦，因为她在家照看两个上学的孩子，已经多年没有工作了，而孩子们还需要我资助他们完成大学的学业……

我发低烧已经几个星期了，正在服药，工作也停止了，以便集中治疗。我停下工作后感到非常不习惯，觉得生活彻底走了样。我不知道自己的情况会怎样，但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毕竟艾滋病的治愈率并不乐观，这我很清楚。

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我临走前最想做、或最想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这样问过自己几次了。我觉得那趟加州之行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好好活过，或者说没有真正地活过。几十年来，我偏狭地认定，我有太太和孩子，每天工作，周末休息，就是该有的生活。但是现在我知道，那种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井底之蛙的见识加上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的狭隘人生视野。我第一次感到似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我一定会不计一切代价到处走走，不再把挣钱养家视为生命的唯一，责任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一生只活一次，应该知道或去看看自己生活之外的人是怎样生活的，看看自己除了多年一成不变的工作和生活模式，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不知道其他人的生活和想法是可悲的，我的中产阶级生活看似正常又令人羡慕，但是直到此刻我才知道，是偏见导致了我曾有过的生活的局限和狭隘，尽管我生活在一个世界闻名的城市。

这是我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纽约客的心里话。虽然一切皆晚，我也很欣慰能带着对生命的新的感悟离去。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最后倾吐心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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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本侵华士兵的忏悔

大岛中典，

男，87岁，日本裔

退休牙医

您好，尊敬的遗言收集者阁下：

我此刻已是一个87岁的老人，孤身一人住在纽约布朗士区的一幢房子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已到了胃癌晚期，在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一直盼着解脱的日子能够早一点到来，因为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能活到87岁决不是福祉，而是神对我的惩罚——他不能让我早日解脱，而是要让我的良心每日都在文火的煎熬中度过。我对自己的生命早已不在意了，包括饮食、营养和睡眠，但是去死的渴望却难以如愿，一年又一年我竟活到了87岁。多少人刻意求高寿不成，我是想求死却不能如愿。我46岁时贩依了佛教，而佛教戒律让我不能自杀。

神对我的惩罚包括让我的妻子在23年前离奇失踪。那天早晨她只是照例去附近的杂货店买东西，却再也没有回来，至今生死不明。6年前，神又让我唯一的女儿杞子和他的丈夫雄本禾田，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是我唯一的外孙和外孙女在泰国度假时，同时在海滨浴场溺水而亡，可当时并没有任何风浪，救生员赶到的也并非不及时，可是他们一家四口却无一生还。我得知消息后欲哭无泪，知道定是自己早年在中国杀人的罪孽在我的家人身上得到了迟来的报应，可怜无辜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对他们讲出那段经历来，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从表面上看，我早年还有一个体面和睦的家庭，我是个受人尊重的牙医，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恭敬谦卑。我太太在的时候是个贤惠知礼的女人，女儿女婿都是研究所毕业，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可是这一切光鲜的存在都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都只是虚妄的影子，而该来的总会来，没人能够逃脱，所有这些看似美好的，让人羡慕的生活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虽然这些灾难让我痛不欲生，五内俱焚，但在内心深处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早年的罪孽在发酵，所以神会在我最幸福的时候让一切化为乌有。我深知，如果我当初战死在中国也许会更好；后来得到了一切再骤然失去的痛苦，不是更让人无法承受？是神认定我不能有一个家，即使有罪的只是我一个，其他人都是无辜的，但神却用让我亲眼看着家人突然消失的残酷方式去体验我当初夺取中国人的生命和毁灭他们家庭的永恒之痛。

啊，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多么希望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1937年，我作为增补入伍的新兵，加入侵华战争。离开家乡时我几乎没有任何不舍之情，因为我们之前受到天皇裕仁的感召，相信天皇是上帝的儿子，天皇一定要统治全世界，而要统治全世界，就先要占领中国。所以，天皇号召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融进了我们沸腾的年轻血液。我所在部队是日军第九师团富士井部队，在多日的狂轰滥炸后，我们首先攻陷了中国南方的古城苏州。我们踏着一地的血污和尸体占领了苏州，一路能烧就烧，能毁就毁，能杀就杀。作为一个新兵，我竟然打死了四个中国人，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布店老板，和一个推板车卖西瓜的男人。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杀、杀，见到一个中国人就杀一个。而在参军之前，我从小到大没有杀过任何人，连鸡也不敢杀，甚至没有虐待过虫子。我的两个姐姐总说我胆小得像个女孩，所以她们应该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在中国杀人的景象。到处都是在几天的轰炸中被炮弹炸死的中国人，遍地的尸体碎块和令人作呕的血腥使每一个在现场的人都想发疯，发狂。多数人都知道吸食毒品会上瘾，而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会知道，杀人也会上瘾，那才是最残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和控制别人生命的生杀大权的自豪感，也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当杀戮不但被允许且成为必须做的事时，你就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我们都成了杀人狂。我们抓来了200多名没有跑掉的妇女，有的很年轻，也有不太年轻和几个老年的，她们都被关在一个庙里。我们不许她们穿衣裤，任凭我们的人随意奸淫。最后这些妇女都被机枪扫射杀害，倒在虎丘山旁。我和几个人奉命去检查有没有漏网没被打死的，并要求一个不能活。当我用刺刀刺向每一个还在蠕动的白色肉体时，我感到就像在厨房里切菜，已经不感到那些倒在地上流着血的女人们是人了，而是一种东西，任何东西，比如需要被切碎的白萝卜。原来人的内心都潜藏着最野蛮的魔鬼，战争必定会把它召唤出来。我在侵华战争期间，亲手杀死了28个中国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奸污了17个中国女人。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日本，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宁。我晚上总是噩梦缠身，睡觉时经常大声喊叫，结果我被家人送进东京的一所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年，又去北海道修养了一年才基本恢复了正常。我用赎罪的方式小心地对待每一个人，但是我做过的事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或我一个人独处时突然冒出来。那些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在临死前瞪着我，眼睛里充满了令人战栗的仇恨——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手里的刀是在他们手里，我会变成什么。从那时起，我皈依了佛教；我必须依靠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继续带着那种记忆活下去。后来我去东京医学院学了好几年牙医，毕业后娶了老婆，开了一个小诊所。我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自从我有了女儿杞子之后，我以为我不会再想起自己那段充满罪孽的历史了。可是每当杞子问我有关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事情时，我立刻就会满脸充血，心跳加剧。她不懂我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奇怪的样子。后来，我决定全家移民去美国，好让杞子在另一个文化里生长，远离我认为充满了虚伪和血腥的日本文化。

到美国后，我经过努力在纽约的布朗士区开了一家私人牙医诊所，生活过得还可以。杞子每天上学，我太太就在家里帮衬。我从来都不敢把我生命中的这段历史告诉我太太，女儿和后来的女婿，当然更不敢告诉我的孙子孙女了。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安分守己、认真而勤奋工作的人，努力养家的人，是个慈爱的外公。我不能想象如果我告诉他们我的过去会发生什么，我想如果那样，我还不如去死。尽管如此，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的过去还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惩罚。那些被我夺去生命的中国人的魂魄从来就没有放过我，它们追随着我飘洋过海也来到了美国，并潜伏在我看似幸福家庭里的每一个人身后。

现在，我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了，他们都像浮云一样忽然消失殆尽了。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仿佛一切美好的回忆都只是一个梦。这是报应，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当年在中国做下大孽的报应。我去问过一个法师，他说我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并诚心祈求宽恕。我对不起被我杀害的中国女人和男人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我罪该万死。几十年前在中国境内，我干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为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那里就是去制造罪恶的。我自知罪恶深重，所以希望我死后，能有人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去，洒在天安门广场，让成千上万的人用脚踩我，就算是我的赎罪方式吧。

感谢你能耐心地听完我的遗言，求佛祖保佑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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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俊，配得上“一朵小红花”

素食人生 The Vegetarian Way of Life （素食者素食主义吃素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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