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抄袭黄侃？——起底尘封百年的学术公案
本文作者张海明教授
编者按
本次推送文章是张海明先生《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发覆》一文的节本，原文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长约42 500字。为适应微信阅读需要，我们重拟了题目，省略了原文第七节、第八节和附记的部分内容。谨此说明。
摘要
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者来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无疑是必读之书，但范氏早年之作《文心雕龙讲疏》却鲜为人知。而所以如此，根源乃在范氏讲疏大量抄录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致使黄、范二人失和。此后范氏另起炉灶，完成《文心雕龙注》一书的写作，而绝口不提此书与《文心雕龙讲疏》之关系；黄侃则悄然中断了《文心雕龙札记》的写作，且终其一生不再讲授《文心雕龙》。事实上，范氏与黄侃虽有师生之谊，却不是黄侃入门弟子，难称“黄门侍郎”；而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抄录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处固多有说明，然直接袭用或稍加变化以为己意者亦不在少数。揭橥这段往事，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黄、范二人及相关著述之真实关系，而且可为《文心雕龙》之现代研究提供新的理解。
关键词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一
作为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以下简称范《疏》）在沉寂多年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进入学界视野。其关注缘由，略有三端：一是由梳理《文心雕龙》研究史而觉察到范《疏》的存在，如牟世金的《“龙学”七十年概观（上）——〈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编序言》（1987），王运熙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2003）；二是由考察范文澜早期学术经历而涉及范《疏》，如蔡美彪的《范文澜在天津的革命与学术生涯》（2001），陈其泰的《范文澜早期的学术成就》（2001）；三是由检讨《文心雕龙》如何进入大学讲坛而关注范《疏》，如栗永清的《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谈起》（2008），李建中、陈永辉的《大学讲坛上的〈文心雕龙〉传播》（2011）。以上文章在谈到范《疏》时，大多着眼于其与范氏后来所作《文心雕龙注》（以下简称范《注》）的关系，以为后者之前身，而较之范《疏》，范《注》则多有改进增益，更趋完美。
范文澜
但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1925年前后，范《疏》的出版是否在黄门内外引发某种回应？此种回应又是否对黄、范二人产生了某种影响，甚且形成某种蝴蝶效应？尽管当事人对此避而不谈，知情者也都三缄其口，然而，随着某些史实逐渐浮出地表，当年那段已被尘封的往事或得以显露其真容，为我们解开历史之谜。
二
就笔者所见，最早以专文形式介绍范《疏》的是王运熙2003年发表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该文将范《疏》与范《注》作了比较，认为“两书相比, 见出范氏对《文心》注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的精神”。同时指出：
体例上，《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上册为原文，中下册为注文，其后重版本又将注文分置各篇之下。《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一篇、范氏自序一篇；《注》不录此两序，而有“例言”10 条。“例言”中没有提到《注》是在《讲疏》基础上扩充而成，似觉可怪。
对于范《注》例言不提范《疏》，王文表示“可怪”。以常情论，范《疏》既为范《注》之前身，理当在例言中有所交待，而范氏却只字不提，这的确令人费解。事实上，“似觉可怪”者远不止此。
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
比如说范《注》不录梁序。梁启超为范《疏》所作序言对其多有褒奖，称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梁序所言是否过誉姑置不论，以梁氏在学界的声望，得此称誉，堪比沈约之重刘勰，范氏怎会轻易割舍？
再比如说对黄侃的态度。范《疏》自序云：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
此语表明范《疏》之作，实受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黄《札》）启发，字里行间对黄侃礼敬有加，推尊之意至为显明。相应地，范《疏》自序全文引述黄《札》“略例”，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卷首有“题辞及略例”，继而表示：“窃本略例之义，稍拓其境宇，凡古今人文辞，可与《文心》相发明印征者，耳目所及，悉采入录。虽《楚辞》《文选》《史》《汉》所载，亦间取之，为便讲解计也。黄注有未善，则多为补正，其或不劳更张，则直书‘黄注曰云云’‘黄注引某书云云’。”也就是说，范《疏》在体例上一仍黄《札》，只是在附录文章数量上略有拓展，同时对先前黄叔琳旧注有所补正。
而范《注》例言所述，与此迥乎不同。例言通篇不提黄《札》，唯第九条解释书中称谓时道：“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黄先生，即蕲春季刚师；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其余友人则称某君，前辈则称某先生。著其姓字，以识不忘。”孤立地看，此段文字并无不妥，但若与范《疏》自序合观，其间疏远黄侃的意味不难体察。陈汉章（伯弢）在北大主要讲授经史之学，其对范氏研治《文心》的影响远不能与黄侃相比，例言将其与黄侃并列，看似不分轩轾，实际上已视黄侃为众多业师之一，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范氏如此疏远黄侃，个中缘由又是什么？
黄侃
王文篇首交待写作缘起，谓“范氏的《文心雕龙注》著称于世，今天尚流传颇广；其《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故特作简介”。其实，范《疏》所以鲜为人知，不能仅归因于印数少而导致流传不广，倘若范《注》例言交代二书之关系，附上范《疏》之梁序、自序，使之随范《注》一书传世，又怎会知者甚少？
饶有意味的是，“似觉可怪”者不只见于范氏，黄侃一方亦不乏令人诧异之处。
1927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首次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收入《序志》及《神思》至《总术》共二十篇，另有黄侃弟子骆鸿凯所撰《物色》篇附于正文之后。对于此书的出版，李平《〈文心雕龙札记〉成书及版本述略》一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黄侃平生不肯轻易出书，且常告诫学生五十岁以前不要忙于写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将授课讲义整理出版为《札记》的？另外，既然出书，为何不将三十一篇全出，而只选其中的二十篇呢？”应该说，李文提出的问题确非无的放矢，只是给出的解释未惬人意。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依李平之见，“第一个问题已无法回答，因为《黄侃日记》对出书一事几乎只字未提，其他著作也没有提供相关信息。只有潘重规简单提及了一下：‘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那么，问题真的无解吗？未必！潘重规虽未明言，但“门人坚请刊布”六字却隐约透露出重要信息。作为黄门弟子，当然熟知黄侃五十岁之前不著书的规矩，可为什么还要“坚请刊布”呢？而据黄侃之子黄念田后来所言，“文化学社所刊之二十篇，为先君手自编校”。这就是说，无论黄侃本人情愿与否，对于门人的请求，他最终还是予以配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某种特殊缘由使然，黄侃又怎会违背初衷，仓促出书呢？
《黄侃日记》
李文注意到黄《札》在结集出版之前，已有一些篇章发表于杂志，却未能意识到黄侃此时刊出《札记》背后或有隐情。笔者通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检索，得出结果如下：
《文心雕龙札记夸饰篇评》，《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2期。
《文心雕龙附会篇评》，《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3期。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华国》1923年第1卷第3期。
《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原道），《华国》1925年第2卷第5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征圣、宗经、正纬），《华国》1925年第2卷第6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辨骚、明诗），《华国》1925年第2卷第10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乐府），《华国》1926年第3卷第1期。
《文心雕龙札记续》（铨赋、颂赞），《华国》1926年第3卷第3期。
此结果与李文所述不尽相同：除《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发表刊物、时间为北京大学《国故》1919年第1期外，主要是李平所见“零星发表的文章名称各异，并非以‘札记’一名冠之”，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自1925年发表于《华国》杂志的各篇均以“文心雕龙札记”为题，且为连载。
稍加用心不难看出，黄侃1919年—1926年间发表的《札记》单篇明显可以分为两组：即1925年以前发表的为一组，其余为另一组。前一组不只是篇题单拟，文字也较为整饬，当属黄侃有意独立成篇之作；后一组应该就是黄侃先前作为讲义写就的文稿，故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篇名。此外，前一组实为《文心》下篇之文术论；后一组则属《文心》“文之枢纽”及“论文叙笔”，且几乎包含了后来《文艺丛刊》版（1935）之全部内容（仅少《议对》《书记》两篇）。
另据笔者检索所得，除以上列出信息外，黄《札》之“题辞及略例”“原道”还刊于《晨报副刊》：
《文心雕龙札记·题辞及略例》，《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1期。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续前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2期。
《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续前期），《晨报副刊·艺林旬刊》1925年第3期。
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
这就很有些不同寻常了。黄侃此时为何如此急于将《文心雕龙札记》公之于世？这与李平文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谓殊途同归。那么，此种反常之处，与范氏之“似觉可怪”者又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说得更具体一点，黄侃之所以集中发表乃至刊行《文心雕龙札记》，是否导源于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出版？
不错，范《疏》1925年10月始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发行，而黄侃文章早在半年前便见诸报刊，按说当与范《疏》无关，但据范《疏》自序，该书实完成于民国十二年（1923），梁启超序言则写于次年即1924年。那么，黄侃是否有可能在范《疏》正式出版之前便有所知晓呢？
我们知道，范文澜1922年入职南开中学，而范《疏》自序称：“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是知范《疏》之作，当为范氏在南开中学任教时业余撰述，并非基于授课之需要。鲜为人知的是，范氏同门刘赜（博平）、骆鸿凯（绍宾）彼时亦在南开中学，与范文澜同为该校国文教员。1922年第47期《南开周刊》曾登载刘、骆二人合作文章《中学国文教授刍议（ 附中学国文教材预定简目）》，批评“时彦”以白话代文言之说，认为“中学为造就人才之枢纽，国文为一切学术之根基，不但不能教以白话之浅文，且宜授以圣贤之典策。凡经传子史，以及词赋诗歌，不能偏废”。所拟中学国文教材以经、史、子书为主，兼顾诗、骚以下重要文学作品，《文心》不在其中。
刘、骆二人北大就读时与黄侃过从甚密，属同游黄侃门下者（详见后文），毕业后仍多来往。黄侃1922年1月21日日记提到骆鸿凯：“骆鸿凯绍宾自南开大学归长沙，便道视余。绍宾于诸门人中，待余为至有礼，冬夏经过，未尝不抠衣请业。今日聆其品评张尔田（浙人，不知其何籍）书，至中其失；又谓梁启超学业可以比肩胡适，此真知言也。饭后去。”此条材料可注意者有二：一是称赞骆鸿凯执弟子礼甚恭，寒暑假回乡省亲道经武汉，必登门问候；二是肯定骆鸿凯识见过人，其中评梁启超语，似可与《中学国文教授刍议》互为发明——“时彦”者，即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也。虽然这是1922年初的事，然此后数年骆鸿凯仍在南开，如果骆鸿凯得知范文澜撰写《讲疏》并梁启超为之作序事，1925年初告知黄侃，岂非正合情理？
梁启超
黄侃知晓此事后会作何反应？不爽当然是肯定的。黄门弟子大多遵从师训，沉潜用功而不急于出书，范氏此举则与之相左，此为其一；黄侃对梁启超、胡适等新派人物多有讥评，而范氏既以黄侃门生相标榜，谓《讲疏》之作乃遵师教，又求序于梁，就算出于无心，难免不令黄侃难堪，此为其二。不过，这也还不是黄侃急于整理出版《札记》的原因，虽然多少可以解释范《注》何以不提范《疏》，不录梁序。
再说李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李文认为，“黄侃将《文心雕龙》课程讲授定位于文章作法论”，故黄《札》初版止于文术论二十篇。此说亦不尽然。黄《札》作为讲义究竟用于哪门课程，我们留待另文再作讨论，这里先强调两点史实：第一，从黄侃自1925年初在《华国》发表《札记》各篇来看，黄侃显然有意示人以《札记》之本来面目，故不特明确以“文心雕龙札记”为题，且首刊“题辞及略例”，然后依刘勰《文心雕龙》篇次予以连载。第二，如上所述，《华国》所刊《札记》除《议对》《书记》两篇外，黄侃已写就的《文心雕龙》上篇部分已尽在其中。黄侃若要出版《札记》，固然可以将已完成之三十一篇悉数收入，但毕竟残卷，不如选取《神思》以下十九篇，加上《序志》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付梓刊行更为适宜。这样一来，加上《华国》杂志刊出的部分，黄侃已完成的《札记》文稿实际上已基本公诸于世。所以，1927年北平文化学社版《札记》如此编排，应该是兼顾多种因素后做出的选择。
如此说来，《华国》杂志1926年第3卷第3期后中止刊载《札记》，可否理解为此时已决定将《神思》以下二十篇结集成书？而先前《晨报副刊》连载止于三期，除其容量有限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札记》转由《华国》刊出。在这些看似反常的现象背后，其实都有缘由可寻。
胡适
关于骆鸿凯所撰《物色》篇解说还有必要再说几句。在北平文化学社版黄《札》之后，所有版本均沿袭此例予以附录，然皆不道其缘由。前述李平文章则表示：“现在附于《札记》正文之后的《物色》篇札记，其实就是骆鸿凯在黄侃指导下完成的读书笔记而已。”而详审骆文章法，该文之作，亦当与上述情事相关。对比黄《札》与骆氏之文，二者体例同中有异：黄文较为灵活，或总述文意，或诠释字句，是典型的札记笔法；骆文则随文释义，虽依黄《札》之例，而更近于讲疏一体。如其开头一段：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至“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共春林共朝哉” 此言写景文之所由发生也。夫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本风容，临年共悦，凡夫动植，且或有心，况在含灵，而能无感？是以望小星有嗟实命，遇摽梅而怨衍期，风诗十五，信有劳人思妇触物兴怀之所作矣。何况慧业文人，灵珠在抱，会心不远，眷物弥重，能不见木落而悲秋，闻虫吟而兴感乎？尔则写景之篇，充盈文囿，非无故也。
骆氏如此行文，是有意抑或无心？又是文之作，用功颇深，绝非“读书笔记”可知。联系上文所述骆氏与黄、范二人之关系，则骆文更有可能作于范《疏》出版之后。一方面，依黄侃之见，《文心》自《神思》至《总术》，再加上《物色》，“析论为文之术，《时序》及《才略》已下三篇，综论循省前文之方”，如此文化学社版之黄《札》自当收入《物色》篇，方为完整。另一方面，范《疏》虽以讲疏为名，却乏讲疏之实，除引述黄侃所授《札记》，增补相关文章外，或校勘文字，或注明出处，真正讲说文意，阐发底蕴者委实不多。《物色》篇尤甚，全篇只得注释十九条，几乎全是文字出处。对比骆氏之旁征博引，反复申说，其间差异、高下显而易见。故文化学社版之黄《札》附录骆氏《物色》篇，与其说是权宜之计，不如说兼有双重意义，既令黄《札》相对独立，又隐含了示人正途的意味。
概而言之，范《注》之所以不提范《疏》，原因乃在不欲人知；而黄《札》之所以集中刊发乃至结集出版，原因却是恐人不知。至于为何如此，还需我们再作钩沉。
骆鸿凯著《文选学》
三
其实范《疏》出版之初，本欲广为人知。
叶毅均的《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虽非专论范《疏》之作，在稽考范《疏》出版前后之情状方面却多有发明。针对蔡美彪“（范《疏》）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也从此蜚声士林”的说法，叶氏表示其具体情况“仍有待发之覆”。他先拈出范《疏》出版当月《南开周刊》登载的一篇带有广告性质的短文，认为该文说出了《文心》之前缺乏好的本子可供阅读的事实，同时表明范《疏》一书在当时的卖点。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该文作者寿昀，应该就是范《疏》自序中提到的曾为该书“订正标点”“献替臧否”的寿普暄。该期《南开周刊》出版日期为1925年10月17日，距范《疏》出版不过半月，而寿昀文中有云：“他这部书，我曾经读过一遍，虽然不敢过于恭维，认为是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是敢负责任地说，这部书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这实际上暗示了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读者。此外，短文以“虔诚的请你们赶快买读这《文心雕龙讲疏》”作结，并附上价格，告知如果“以学校名义定购在十部以上者，价目特别减削”云云，广告意味极为明显。
叶文随后提到两篇关于范《疏》的书评，即署名章用的《范文澜著〈文心雕龙讲疏〉提要》和署名李笠的《读〈文心雕龙讲疏〉》，并指出两篇书评的作者都曾收到范氏本人的赠书，而《鲁迅日记》也有收到范氏赠书的记载。事实上，除给研治《文心》的学人及文化名流寄赠之外，范氏还将《讲疏》寄赠大学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都有收到范氏赠书的致谢。可见，除了请朋友代为宣传以扩大销路外，范氏自购赠与者亦不在少数。
鲁迅
令范氏始料不及的是，学界对于《讲疏》却多有疵议。适如叶文所说，两篇书评都就范《疏》体例问题作了批评，章用文章更是“提出抄袭的质疑”。范《疏》体例问题本文不作具论，仅就“抄袭”问题进行考辨。
大概因为发表在“书林丛讯”栏目，章用文章以“提要”为名，但其内容实非提要可以囊括。文章首先介绍范文澜曾师事黄侃，及范《疏》与黄《札》之关系：
绍兴范仲沄氏，撰《文心雕龙讲疏》十卷。仲沄尝受学蕲州黄季刚之门，黄君为太炎先生高第弟子，通训诂，善声均，以《选》学名于时。尝主北京大学文学讲席，撰《文心雕龙札记》如干首，为衣钵以授生徒，于舍人论文秘旨，间有所阐明。故凡游其门者，莫不喜《选》学，谭《雕龙》。范君劬学，传习师训，广为讲疏，旁征博引，考证诠释。于舍人之旨，惟恐不尽；于黄氏之说，惟恐或遗，亦已勤矣。
此段文字介绍的重心不在范文澜，而在黄侃。而介绍黄侃之学，突出的不是音韵训诂，而是《文选》之学。这些信息并不见于范《疏》自序，显然，文章作者不仅对黄侃之学非常熟悉，而且对黄侃讲授《文心》之事也十分了解。
在肯定范氏“传习师训，广为讲疏”之后，章文继而指出：
维古人注疏，自有体例。或通故训以见指归，或明义理以发奥窔，或专考证以究本元，在本书之索解不同，而注疏家之义类亦异……刘氏《文心》，都五十篇。其二十五篇，辨章文体；二十四篇，雕琢文心；《序志》一篇，自具体例。其所以掎摭利病，商榷文藻，纵贯横通，尽美尽善。惟其统论古今，博综载籍，选言铸词，皆有柢据，不有注释，未易诵习。学者淹该，能如李善之注《文选》以注《文心》，根极文史，采缉雅言，征引出处，发明章句，则彦和之功臣，文苑之钤键矣。
李善注《文选》
这里值得注意的，除了表明作者深谙《文心》外，再就是对注疏的要求。鉴于《文心》一书“掎摭利病，商榷文藻”的特点，“发明章句”，亦即以章、句为单位疏通讲解就尤为重要。黄《札》即循此例，故上文云“于舍人论文秘旨，间有所阐明”。范《疏》既以“讲疏”为名，自当致力于剖章析句，但在《提要》作者看来，范氏之作于此颇有缺憾：
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余以即凡取石他山，用以考错，亦宜断章取义，意以发明本篇为止，勿取其多，以为繁富。又若《章句》，泛论篇章，无可采撷，所宜从简，则反致详；《时序》总括文史，推演变迁，本宜加详，则反从略。总观全书，一以黄氏《札记》之繁简为详略焉。《札记》所曾涉者，虽连篇累牍，未厌其多；《札记》所不及者，只依黄注笺释，略有出入。黄氏《札记》，自为一书。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尚论昔贤，取则不远。今之君子，宜矜式焉。
所以不惮繁复，详加征引，实在是因为兹事体大，不仅直接关乎对“钞袭”一词的理解，而且牵涉该文的真实作者问题。从以上引述来看，章文对范氏的批评主要有二：一是其注疏方式。所谓“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谓范《疏》对《文心》原文段落的划分有误，释义不以章、句为单位。以《物色》篇为例，范《疏》仅将其分为三段：开头至“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为第一段，“自近代以来”至“抑亦江山之助乎”为第二段，赞语部分为第三段；而其注释亦不依章句进行讲解。故章文所评，不为无理。二是抄录过多，且详略失当。无论是前人之作还是黄《札》，范《疏》皆大量抄录。对于前人之作，范氏多有全文抄录者，即便常见易得之文亦不例外，如《辨骚》篇抄录屈原《离骚》，《明诗》篇抄录钟嵘《诗品》；对黄《札》同样如此，如《乐府》篇全录黄《札》解题，《原道》篇附录阮元《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实源自黄《札》，且照抄黄侃按语及其论“文辞封略”大段文字。如此撰述，难怪范氏“一年以还，竟成巨帙”。
由此观之，章文“未可倚钞袭为能”之“钞袭”二字，意在批评范《疏》以述代作，抄录袭用过多，与今日义近剽窃之“抄袭”用法不尽相同。“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语义甚明，叶文特为范氏辩白，似无必要。
但叶文所说作者问题确属有见——“该评作者章用若确为其人，则为章士钊次子，日后留学德国，为一著名数学史家。但此文发表时章氏年仅15岁，纵然天资早发，或不至于如此老到”。倒是章士钊本人曾一度与黄侃同为北大教授，又指导过范氏，或得范氏赠书，“因而为之撰写书讯（至少指导其子代笔），刊登在自己主编的《甲寅周刊》上”。叶文指出《提要》作者应非章用不误，但若说此文乃章父捉刀，证据仍嫌不足。章士钊在北大讲授逻辑、伦理之学，前后不过半年（1917年11月至1918年5月），时间既短，专业亦异，故其对黄侃之授课、撰述等情况难言深知；又范氏出书至《提要》一文面世，止得两月，而写作该文，实需熟谙《文心》，细读黄《札》、范《疏》，此亦非章氏所能；再就是文中所说“黄氏《札记》，自为一书”，语极肯定。纵然彼时黄《札》部分篇章已见诸报刊而为章氏所留心，他又如何知晓黄《札》已独立成书呢？
阮元像
依我之见，《提要》一文之作者，应该另有其人，而综合相关材料来看，最有可能写作该文者，或为骆鸿凯。骆氏与黄侃之关系已见前述，当属黄侃最可信赖之人。骆又是黄门弟子中最擅《文选》者，有《文选学》一书传世。联系骆氏曾作《物色》篇解说并收入黄《札》一事，可以说完全具备写作《提要》一文所需之条件。范《疏》出版之时，骆氏尚在南开，可于第一时间获得范《疏》，在征求黄侃意见之后草成此文并公诸于世。至于为何选择《甲寅周刊》并署名章用，则是顾及师门颜面，不欲外人知晓内情。章、黄二人同属旧文化阵营，彼此仰慕，引为同道。是年九月，黄侃、章士钊曾有书信往来，虽与此事无关，却可能为后来刊发文章埋下伏笔。骆鸿凯与章士钊有同乡之谊，就读北大时或已相识，后又因其与刘赜联名文章《中学国文教授刍议》而被归为“甲寅派”。据此，谓骆氏领受师命面谒章士钊陈其隐情，当非妄臆；而文章署以章用之名登出，则无疑表明章士钊本人对此事之立场与态度。
所以，即便没有后来李笠文章议其体例，《提要》刊发本身已足以解释何以范《注》不提范《疏》，及其何以与乃师黄侃渐行渐远。而如果我们相信《提要》一文出自黄门，则黄侃为何急于刊出《札记》也就不难索解。
对于上述批评，范氏并未公开回应，但后来范《注》例言所述却不无此意。如其第十条道：
凡例之末，类附乞言，而真能虚心承教者或鲜。彼以善意来，我以护前拒，此学者之大蔽也。吾虽不肖，实怀延伫之诚，苟蒙箴其瑕疵，攻其悖谬，无不再拜书绅。敬俟重镌，备录简端。昔郭象盗窃向书，千古不齿；李善四注《文选》，迄今流传。明例具悬，敢不自鉴！
乞言者，求教也。范氏在此表明自己虚心承教，乐见批评的态度，认为批评者皆出于善意，所作纠谬正误，自当铭记在心，笔之于书。这虽是就其新作而言，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对先前批评的一种回应。若将范《注》视为范《疏》之“重镌”，则确如范氏所言，两篇书评指出的某些问题在新作中均有所补正。然亦有令人费解者。如前所述，《提要》并未明确指斥范《疏》剽窃黄《札》，所谓“尚论昔贤，取则不远，今之君子，宜矜式焉”，不过是希望范氏取法前贤以纯正体例，而李笠书评也未提到黄侃，甚至不曾涉及抄录过当问题。那么，范《注》例言引述向秀《庄子注》为郭象所窃之故实，谓“明例具悬，敢不自鉴”，是想自证清白，表明自己绝不会像郭象那样做出令人不齿之事呢，还是婉转致歉，承认范《疏》之处理确有不当之处？如果此语可以视为范氏对其新书做出的担保，那其旧作究竟有无“钞袭”之失呢？
章士钊
四
范氏新作《文心雕龙注》出版之后，此类批评仍有发生，且均出自行家之手。
1937年，时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的杨明照发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对北平文化学社版《文心雕龙注》“未当处”申述己见，次年又撰《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发表于同年《燕京学报》第24期。前者主要就范《注》中具体校注问题进行举正，后者则兼评范《注》之撰述方式：
范君于舍人书，用力甚勤，故视黄注为详，后来居上，势固应尔。然终嫌取诸人以为善者多，出其自我者少（全书中除黄叔琳原注、孙诒让《札迻》、李详《补注》、黄侃《札记》，及陈汉章、赵万里、孙人和、李笠诸家说外，范君自有者，寥寥无几，其硕然成册者，不过迻录前人原文之赐耳）。且于黄注探囊揭箧，几一一鹤声，亦不复存（书中明标黄注者，仅十许则；纵黄氏引书阔略，重为补缀后，于体例之便，自可取而代之，然例言中亦当述及；若黄注已详明，因而未革者，实不应掠美）。余如李详《补注》、黄侃《札记》，皆时窃而取之。贪人之功，以为己力，殊未得乎我心。
较诸《提要》，杨文对范氏的批评更甚。如果说《提要》主要责其文章附录过多，那么杨文则将范围扩展到黄叔琳注，而且用语不留情面，态度尤为鲜明。在杨氏看来，范《注》几乎全是抄录他人，真正属于范氏本人创获者为数极少，“其硕然成册者，不过迻录前人原文之赐耳”。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为直言范《注》剽窃。所谓“一一鹤声”，用唐人杨衡事典，即剽窃之意。据《唐才子传》卷五、《唐摭言》卷二记，“一一鹤声飞上天”为杨衡诗句，衡颇自赏之。衡有表亲盗其文章登第，衡往见其人，初颇愤怒，继而问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此乃专就黄注而言，至于李详《补注》、黄侃《札记》，亦“时窃而取之”。
杨氏另有《文心雕龙研究》一文，概述杨氏《文心》研究构想，其中亦称范《注》“惜取诸人以为善者多，出其自我者少。且于旧注探囊揭箧，几一一鹤声，亦不复存。贪人之功，以为己力，殊非我心之同然者”。看来，对于范《注》例言第十所说，杨氏并不认可。
杨明照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1945年，西南联大青年教师赵西陆发表《评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再次对范《注》提出批评。赵文首先通过比对范《疏》及范《注》北平版、开明版之异同，肯定范《疏》存在的“芜杂”问题已有所改善，继而指出其失有八：一曰苟取塞责，二曰望文生训，三曰不究本始，四曰不求本证，五曰不求旁证，六曰动辄阙疑，七曰罕加辨究，八曰抄撮习见。其中第八所述，颇类《提要》之言。赵文并不反对抄录相关文章以备稽考，“惟如屈子之骚，贾生之赋，李康之论运命，陈琳之檄豫州，史迁报任少卿，陆机吊魏武帝，与夫《史》《汉》《文选》所录佳篇，原书具在，人所共读；固不必汉赋、楚辞、广成、辨道之类始宜从省。而范氏连篇累牍，登之注中；虽取便循览，实徒溷卷帙：斯注例之待商榷者也”。赵文最后表示，“至其书大体，多本乃师黄君《札记》，精思确诂，时见篇中”，似乎范《注》之高胜处实得自黄《札》。这又与杨文“出其自我者少”的看法不谋而合。
杨、赵二位与黄门并无师承关系，故放言无忌，不加掩饰。相比之下，黄门中人殊少对此事公开表态者，只有金毓黼是个例外。
1943年，黄侃弟子金毓黼作《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凡三万余言，分两期连载于重庆《中国学报》。篇首有小序，道该文写作之动机，谓：“余欲发愤撰《史通》疏证久矣，惮其篇帙繁重，累年莫殚，乃先取《文心雕龙史传》篇试为之，以引其端；亦以《史通》论旨，多取材于是篇也。《文心》旧有黄叔琳注，嗣有李详《补注》，先师蕲春黄君更撰《札记》，同门范君文澜又因《札记》而详为之注，然《札记》于《史传》篇训释甚简，范君取之，更不复别白。”金文在此指证范氏袭用黄侃有关《史传》篇的训释却不加说明，但今本黄《札》并无《史传》篇，故金氏之言颇难令人信服。是文作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而1943年3 月10日的日记中，金氏这样写道：
《文心雕龙》注本有四：一为黄叔琳注，二为李详补注，三为先师黄季刚先生札记， 四为同门范文澜注。四者予有其三。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然往曾取《神思》篇以下付刊，以上则弃不取，以非精心结撰也；厥后中大《文艺丛刊》乃取弃稿付印，然以先生谢世，缺已过半。范君因先生旧稿，并用其体而作新注，约五六十万言，用力甚勤，然余犹以为病者：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多不注所出，究有攘窃之嫌；二、书名曰注，而于黄、李二氏之注不之称引，亦有以后铄前之病；三、称引故书连篇累牍，体同札记，殊背注体；四、罅漏仍多，诸待补辑。总此四病，不得谓之完美。余疏证《史传》一篇，虽不得见黄先生之《札记》，然有范注可参，盖已包而有之，但不知某者为先生之说，致其美意不彰，为可惜耳。
金毓黼著《静晤室日记》
较诸《疏证》所写，日记之言更为明白。金氏对范《注》的批评，与前述杨明照、赵西陆观点如出一辙，唯用语较为婉转。在黄门弟子中，金毓黼与黄侃的关系较为特殊。金氏1887年生人，较黄侃只小一岁，二人关系实介于师友之间，但金氏对乃师极为尊重，有若黄侃之于刘师培。就此而言，他与骆鸿凯多有相似。金毓黼1916年自北大毕业后回到故乡东北，先在中学任教，后又从政，不似骆氏终身以舌耕为业。对于发生在1925—1927年间范《疏》出版及黄《札》刊发内幕，金氏大概并不十分知晓，故此则日记及《疏证》均未提到范《疏》。又其称黄《札》只缺末四篇，《神思》以上因非“精心结撰”而未入文化学社版黄《札》，恐亦为揣度之语，并无实据。以金氏与黄侃之关系尚且如此，可知即使在黄门内部，真正了解实情者恐亦有限。
虽然金氏认定范《注》之《史传》篇袭用黄《札》因文字无存而难以证实，但日记之言“用先生之注释及解说，多不注所出”，却非无的放矢，说范《注》“究有攘窃之嫌”亦非构陷。从前引《提要》“未可倚钞袭为能”，到杨明照“时窃而取之”，赵西陆“其书大体，多本乃师黄君《札记》”，及金毓黼“不复别白”“攘窃之嫌”等意见来看，尽管用语有别，其基本指向则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不论范氏之本心为何，其《疏》及《注》客观上已给人造成某种印象而招致批评，这是事实，无须讳言。
当然，若据此判定范氏抄袭，仍会引发异议。事实上，范氏所为正处于一灰色地带：一方面，范《疏》“旁引文论，钞撮全篇，囿于师说，并所案语”，固难免“钞袭”之嫌；但自另一方面看，书中屡称“黄先生曰”，又表明作者并非有意掠美。究竟是否抄袭，颇难决断，此亦《提要》所以匿名，而范氏所以自鉴之故也。
赵西陆校释《世说新语校释》
五
对范《疏》及《注》的批评止于民国。1958年9月，范《注》经重新校订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印刷，影响遂大，声誉渐隆。加之范《疏》淡出学界视野，鲜为人知，故即便谈及黄《札》，也只是将其作为范《注》众多引用材料之一，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直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始有学人关注范氏二书与黄《札》之间异乎寻常的关系。
戚良德、李婧的《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一文即为其一。文章指出：范《注》与黄《札》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深的承继关系。主要表现为：1.范《注》之作缘于黄《札》的启发；2.范《注》成书承袭黄《札》的体例；3.范《注》方法因循黄《札》的思路；4.范《注》校注吸收黄《札》的内容。而通过对范《注》与黄《札》的比对，文章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
《札记》共有9处补苴黄注，范注沿用7处；《札记》引用孙诒让5条《札迻》，范注沿袭3条；《札记》引用李详18条补注，范注沿袭12条；《札记》共引文57篇，范注转引了其中的48篇。
《札记》关于《风骨》《通变》《定势》《比兴》《事类》《总术》等6篇的题解被范注全篇转引……范氏还部分沿用了《札记》关于《体性》《情采》《熔裁》《章句》《丽辞》《隐秀》《指瑕》《附会》等9篇的题解。《札记》共28篇题解，范注引用者已逾半数。
《札记》共计24校，范注沿用了20校……黄侃对《文心》的注释……约有220余注，这其中范注全文袭用了近百注，已超过五分之二……上述范注对《札记》注释的近百处袭用，尚有29注虽引自《札记》而并未标出。
以上乃范注对《札记》的直接引用，若再加上部分沿用、化用的情况，则《札记》被范注采用的注释比重已达到七成以上，可见范注对《札记》注释内容吸收幅度之大。
戚文由此得出结论：“范注与《札记》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同寻常的承继关系。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乃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札记》，就没有范注。”
戚良德著《文心雕龙校注通译》
戚文所述四条及比对结果，足证当年赵西陆“其书大体，多本乃师黄君《札记》”之言不虚。
有必要说明的是，戚文之所以能认识到范《注》之作缘于黄《札》及承袭其体例，离不开一个重要前提，即范《疏》浮出地表。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十卷本《范文澜全集》，范《疏》收入该书第三卷，知者遂多，范《注》与黄《札》的真实关系也渐为人所觉察。倘若不看范《疏》自序，单凭范《注》例言所述，又怎能知晓范《疏》乃承黄《札》而作，范《注》实为范《疏》增益？
范《注》之于范《疏》，几可谓改弦更张，即范《注》之北平版与开明版亦多有差异，如果与黄《札》作比对的不是范《注》而是范《疏》，结果又将如何？
戚文提到范《注》有29注袭自黄《札》而不予注明，并逐条予以列出，这只是将范《注》与黄《札》比对所得，范《疏》中类似者远不止此数。为简省起见，此处仅以范《疏》之《体性》《声律》两篇为例略作比对。
范氏将《体性》篇原文分为三段，篇首至“苑囿其中矣”为第一段，13注；“若夫八体屡迁”至“才气之大略哉”为第二段，14注；余下部分为第三段，2注（卷六）。黄《札》之《体性》篇不分段，共30条。
范《疏》注1释“夫情动而言形”以下四句，用黄《札》解题语而变化出之，不予说明。黄曰：“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以为文之异状。然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斯。”范曰：“体者，文章之形状也；性者，各人之精神作用也。才由天定，理待人为；才与理人各不同，故言文形于外，亦各殊异。”其间相似之处，一望可知。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
范《疏》注3释“笔区云谲”两句，全袭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4释“风趣刚柔”两句，原文如下：
黄先生曰：“风趣即风，或称风气，或称风力，或称体气，或称风辞，或称意气，皆同一义。气有清浊，亦有刚柔，诚不可力强而致。为文者欲练其气，亦惟于用意裁篇致力而已。”风骨篇云“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云“思不环周，索莫乏气，无风之验”。可知情显为风深之符，思周乃气足之证，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气者，荡荡如系风捕景，乌可得哉！养气篇说乃养神气以助思理，与此气殊。
此段文字除首句缺一“气”字外（黄《札》作“风趣即风气”），确乎全出黄《札》，只是标点失当，容易使人误以为后半段乃范氏自撰。北平版范《注》此条标点已更正，但全集版范《疏》仍延续标点错误。
范《疏》注4又云：“体式全由研阅而得，故云：‘鲜有反其习。’”此本黄《札》解说“体式雅正”句语，范《疏》将其与上条合并，却不作说明。
范《疏》注5全引黄《札》“数穷八体”条，标明“黄先生曰”。
范《疏》注6、7、8、9、10、11、12、13分释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全袭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14（原第二段注1，下文均照此转换）释“八体屡迁”，照录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15全录黄《札》“功以学成”条，标明“黄先生曰”。
范《疏》注16至注27（原第二段注3至注14）释自“贾生俊发”至“士衡矜重”，凡12注，除2条略有补充外，全录黄《札》，不予说明。
范《疏》注28（原第三段注1）释“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除个别文字少有差异外，基本上全录黄《札》，而不予说明。
《声律》篇较《体性》篇更甚，全依黄《札》条目出注，黄《札》19条，范《疏》亦19注。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范《疏》19条注文亦步亦趋，几乎全袭黄《札》，仅注17（原第三段注4）标明“黄先生曰”（卷七）；又其注9释“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两句，抄录黄《札》同条后云：“此篇文颇难读，前后释义，盖采黄先生之说为多云。”（卷七）实则范《疏》之《声律》篇抄录黄《札》，岂止多采，黄《札》解题、疏证乃至附录之文，无不照单全收。杨明照评开明版范《注》之语“探囊揭箧，几一一鹤声”，用于范《注》或有失公允，若移诸范《疏》，当非过言。
概而言之，仅《体性》一篇，范《疏》抄录黄《札》而不予说明者就多达25条，虽是特例，但由此可以想见，如果将范《疏》中黄侃之言全部移出，则范氏自为者，实不足以当“讲疏”之名。也正因为如此，范氏后来作《注》，对此多有补充修订。但即便如此，黄《札》之于范《注》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仍难以撼动，其对范《注》的影响也远过他人，非独先前注家不可同日而语，即陈汉章、刘师培亦难以与之比肩。
刘师培
在征引文章方面，范《疏》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依黄《札》“略例”所言，其所征引主要是两类：一为《文心》各篇涉及的作品，二为古今可资参考的文章。此例范《疏》承之，亦属正常，只是有些篇章的处理全随黄《札》，一字不易，几同胶柱鼓瑟。如《原道》篇，黄侃因论“文言”而迻录清人阮元《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三文，兼与乃师章太炎之观点比较，最后“决之以己意”而论“文辞封略”，首尾一气，所引阮元文章并含多条按语。范《疏》则非如是，先将黄侃论“文辞封略”摘出，置于解释“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条下，又于篇末依次附录黄《札》之《原道》篇解题及阮元三文。姑不论对黄侃论“文辞封略”的处理已有违其本意，附录阮文更将黄侃按语一并抄入而不予说明。尤可笑者，黄侃于阮氏《文言说》文末复云：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太长，兹节录二文于左：并见《揅经室三集》二
范《疏》抄录此语，仅改数字：
案阮君尚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皆推阐其说。又其子福有《文笔对》，《文笔对》见下总术篇，兹节录二文于左：并见《揅经室三集》二
范氏如此抄录，即便不是缺乏识见，至少难辞惫懒之咎。是否可以“贪人之功，以为己力”责之暂且不论，但《提要》之言“囿于师说，并所案语”，及“注疏自有义例，当以本书为体，未可倚钞袭为能”，可谓一语中的，直探症结。
阮元著《揅经室集》
六
由《提要》之言再进一步，我们便须追问黄侃本人对此事的态度。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不曾被学界关注，甚至不曾被意识到的问题。如果说，《提要》一文确为骆鸿凯所作，或出自黄门，那自然可以将其视为黄门对范《疏》出版一事的回应；但该文毕竟不是出自黄侃之手。在不知内情者看来，范氏既为黄侃学生，书中抄录师说以广其影响，有何不可？况范《疏》自序明言：“《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故其补苴黄侃未及之旧注，征引黄《札》未收之阙文，乃至完成《文心》全篇之注疏，黄侃自当予以首肯，乐见其成。或许就是基于此种认识，上述戚良德文章才会对范《注》承袭黄《札》一事大加褒扬，当作“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然事实恐非如此。虽然黄侃日记及门人文章皆无直接谈及此事者，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如前所述，1925—1926年间集中刊发《札记》单篇，与1927年将半部《札记》交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已多少可以看出黄侃之态度——若非黄侃同意，纵然门人坚请，不会如此仓促。而1925年后黄侃的一些反常表现，亦表明黄侃对此事绝非等闲视之，更遑论乐见其成。
首先是黄侃课堂讲授《文心》悄然中止。1919年黄侃离开北大前往武昌高师任教，《文心》仍是所开课程之一。徐复观《关于黄季刚先生》有如下回忆：
在住国学馆的同时，我们约了七八个同学，私自请他教《广韵》和《文心雕龙》。我们为他印了《广韵》的《声类表》（记得不十分清楚），他并把在武高油印的《文心雕龙札记》分送给我们。时间大概都没有超过一年。
据徐复观哲嗣徐武军《先父徐复观先生年表》，徐复观1918年入武昌第一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同年入武昌国学馆，1926年毕业。则黄侃为徐复观等人私授《文心》，时间当在1923年9月至1925年年中。这是目前所知黄侃最后一次讲授《文心》。1926年黄侃离开武昌北上，先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开设音韵、训诂、《尔雅》、《说文》及经学、诗词、乐府、骈文等多门课程，而未见有讲授《文心》的记载。1935年黄侃过世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出纪念专号，所刊《札记》11篇实出自武昌高师讲义，可为黄侃此一时期未曾开设《文心雕龙》课程之佐证。
徐复观著《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其次，黄侃后来不愿谈其旧作《文心雕龙札记》。黄侃知交、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国垣）在其《悼黄季刚先生》中写道：
先生尝语余曰：“吾于一事未能贯通，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否则若肩重负，且亦士夫之耻也。”先生为学之专且猛，此数语略可窥之。旧撰《音略》《文心雕龙札记》，皆非其笃意之作，有询及之者，心则不怿，盖早已刍狗视之矣。
汪氏与黄侃相知三十年，又同在中央大学任教八年，所说之事当属可信。从汪氏行文来看，似乎黄侃避谈旧作原因是其未臻完美，这固然可为一说，但亦不尽然。据司马朝军所撰年谱，1924年，黄侃《音略》甫一发表，即获好评；黄《札》的影响更不待言，就在黄《札》出版后的第二年（1929），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即将其纳入《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之校勘所用书目。故所谓“非其笃意之作”“刍狗视之”云云，应该另有原因。再说了，纵然尚有缺憾，黄侃又何至于有人询之，“心则不怿”呢？
再次，黄侃日记提及范氏条颇可玩味。现存黄侃日记提到范文澜者仅一则，即1931年3月7日记：“（焯）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卞孝萱《读〈黄侃日记〉》引述此语，认为“可以略见师生间的联系”；周文玖也据此判断：“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版后，寄给过他的老师黄侃。”其实此条记载只表明黄侃家中存有范《注》上册，并不能确证该书一定就是范氏本人寄赠。同时两家所论，都未将原文引全。黄文原作：
焯取太炎师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稿去誊清，又取手批说文下册（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又借胡及光明书局《中国文学史》及范《文心雕龙注》上。
所以要补上前一句并在“手批说文下册”六字下加下划线，是因为此一细节至关重要。本日黄焯自黄侃处取走者共计四种，除了范《注》上册，胡姓作者所著之《中国文学史》，还有章太炎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手稿和黄侃本人的手批《说文》下册。若将此则日记与黄焯1981年致程千帆信对读互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汪辟疆
1981年9月17日，黄焯致信程千帆，介绍黄侃遗著整理情况，其中有关黄侃手批《说文》的部分似与上述日记内容相关，兹录于下：
《说文》校语甚多，弟只录取一部，尝感不安。故前年将原批校本八册（原为两册，念田改装作八册），托专人送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乞其影印发行，此事日后尚赖兄等催促。批校本有朱笔符识十一种，墨笔符识三十五种，忆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未至武昌之前，弟值从父高兴时执笔侍立于侧，询朱笔符号命意所在，当时他老人家每讲一种，弟即随笔记下，后再问墨笔符号用意所在，即怒而不答。居南京时，弟第三次上问，从父怒骂曰：“汝尚想剽窃耶！”嗣后再不敢问，月前徐士复兄嘱写《季师遗稿目录》，弟已写数纸寄与，于《说文》墨笔符识只略书大意，未能一一道出也。
信中提到两次向黄侃询问墨笔符识命意而未果。前一次大约是1926年年中之事，后一次只说“居南京时”；前一次问及墨笔符号时黄侃“即怒而不答”，后一次更惹黄侃生气，以至怒骂黄焯：“汝尚想剽窃耶！”黄侃何由致怒？何出此言？这个问题，恐怕就连黄焯本人也莫名所以。那么，黄侃之怒是否与范《疏》有关呢？我们知道，范《疏》出版于1925年10月，是否黄焯之问令黄侃想到范《疏》而致怒呢？如果后一次询问的时间为上引日记所记，黄焯将黄侃手批《说文》下册连同范《注》上册取走之后不久，黄侃会不会因想到旧事而疑心黄焯询问之动机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范《疏》事件给黄侃的恶感无疑相当严重。黄焯致信程千帆时，此事已过去50年，然黄焯记忆犹新，可知黄侃震怒给黄焯印象之深。结合汪辟疆所言（汪述“人有询之者”，应该也是黄侃到中大以后的事），则《讲疏》因袭《札记》一事几乎成了黄侃的心病。
如果黄侃致怒之由确与范《疏》相关，那是否可以据之肯定，在黄侃看来，范氏所为已逾底线，情同剽窃呢？黄侃尝云，学问之道有五，“不窃”即为其中之一。故黄《札》特作说明：“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悉取之以入录。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此语范《疏》自序予以抄录，却不能谨守师法，于袭用黄《札》处多“不复别白”。揆以常情，黄侃对此恐怕不会一笑置之。
司马朝军、王文晖著《黄侃年谱》
七（有删节）
依我之见，讨论范《疏》与黄《札》之关系，其意义主要不在辨析范《疏》是否涉嫌抄袭，而更在于此事对黄、范二人关系及各自学术生涯所产生的影响。
范《疏》自序曾表示：“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不知范氏是否真如其所言，携书面谒黄侃求其指正。此事未见文字披露，想来可能性不大。这倒不是因为彼时黄在武昌，范居津门，而是如前所述，还在范《疏》出版之前，黄侃可能已知消息，故有集中刊发《札记》之举。范氏若是留心，自当有所体察；尤其是《提要》一文刊发，师门态度灼然可见。但问题是，正在兴头上的范氏又是否会低头认错，领受所谓“钞袭”之责呢？
而置身黄侃的处境，事情亦颇棘手。一则范氏自序明言其出自黄侃门下，《札记》乃黄侃亲授；二则范《疏》虽多有抄录、袭用黄《札》而不予说明者，但标注“黄先生曰”者亦不在少数。以是之故，黄侃纵然不豫，但身为师长，又怎好与后学计较，形诸辞色。相应地，《提要》于此亦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大加挞伐。
也正因为此事并未闹到剑拔弩张，师生反目的地步，故后来范《注》征引黄《札》处并未减少，继范《疏》之后出版的《群经概论》也引述了黄侃的《三传平议》，但实际上，黄、范二人关系恐怕已是形同陌路，彼此再无往来了。自黄侃一方而言，仅上述1931年3月7日日记提到范氏，就算黄侃日记多有缺失，其次数之少难免不使人起疑；而自范氏一方来看，除其书中引述黄文处标明“黄先生曰”之外，亦不见再有提及黄侃处。其最不可解者，1935年黄侃辞世，弟子门人多有吊唁文字，范氏当时仍在北京，理当知晓，却未见片言只语缅怀乃师。1949年以后，范氏政治、学术地位在黄侃学生中已无人可及，然不闻有与黄氏后人过从之说；黄侃门人除与范共事的金毓黼外，似乎也再无第二人与范氏存有交谊。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范《注》，希望范氏能为该书写一前言。范氏同意重印，但拒绝写作前言，理由是：“这本书是原先的范文澜写的，原先的范文澜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另一个范文澜，怎么能由我再写一篇《前言》呢？”理由当然可以成立，但范氏不欲再提旧事之心态，与范《注》初版时不提范《疏》，或不乏相似。
陈其泰著《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
八（从略）
九
对于范文澜的《文心》研究来说，黄《札》始终是一座横亘在前，既不能绕过又难以逾越的高峰。
如果说范《疏》之作是依托黄《札》，通过或直接或间接抄录黄《札》，并将黄《札》中提及而未录入的文献补充拓展，最终敷衍成书的话，那么范《疏》问世之后所引发的来自各方的批评，显然令范氏意识到，此种成书方式虽然快捷，却终归难以自立。同时范氏也相信，只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广为搜求，补苴罅漏，则成就一部堪与前人比肩，甚至超越前人的著述，并非没有可能。所以，大约从1926年起，范氏用了三、四年时间先完成了《文心雕龙注》上、中两册的撰写，分别于1929年9月、12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当然，说是两册，其实主要还是《文心》上篇的注释，因其上册只是《文心》原文，中册以下才是注文。两年以后，1931年6月，范《注》下册才得以刊出。对比范《疏》写作“一年以还，竟成巨帙”，范氏对《文心雕龙注》的确用心用力。
王运熙《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写道：“按《讲疏》范氏自序，该书在1923年已经写成，而《注》则1929年问世，可见从《讲疏》完成到《注》出版，中间又经历了五、六年时间。两书相比，见出范氏对《文心》注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的精神。”王氏称范《疏》完成于1923年不误，但未注意到范《注》下册迟至1931年才出版，且误以为范氏于《讲疏》完稿之后即开始撰写《注》。同时，范《注》之于范《疏》也不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的关系——范《疏》若能称得上“精”，范氏又怎会于《注》中只字不提，包括不录梁序和自序？精益求精意味着前者为后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意味着后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范《疏》与范《注》的关系并非如是。
王运熙著《文心雕龙探索》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学界普遍认为范《疏》是范《注》的前身，范《注》是对范《疏》的增益，这其实只说出了部分事实。增益诚然有之，但在范氏眼中，《注》绝非只是《疏》的增益，或者说，不是在先前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倒更像是汲取失败教训之后的改弦更张。范《注》之于范《疏》，与其说是增补，不如说是重写，而重写远较增补困难。范《注》的写作之所以耗时五、六年，原因即在于此。也许，时人对《讲疏》的批评使范氏明白了一条道理，即完全承袭黄《札》体例，亦步亦趋，即便在材料上有所丰富，到底还是步人后尘，唯有另辟蹊径，扬长避短，才有可能辟出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既然“疏”之一体非范氏所长，且有黄《札》在前，难以逾越，那就不如易“疏”为“注”，削减“疏”的内容，加大“注”的分量。毕竟相对于黄《札》来说，先前黄注、李补阙漏尚多，可以改进、完善的空间更大。选择黄《札》用力不多的校勘注释作为新书之主攻方向，对于范氏的《文心》研究来说，确实是明智的战略转移。
但对黄《札》的倚重仍在所难免。平心而论，尽管范氏不在“黄门侍郎”之列，但若说对黄《札》的习得领悟，范氏却不遑多让。他深知黄《札》对《文心》精义的阐发无人能及，也明白称引师说之于新作的重要性，所以，范《注》延续了范《疏》抄录黄《札》的做法，只是将先前涉及黄《札》而又含糊其辞的部分酌情予以注明。鉴于黄《札》已于1927年正式出版，故范《注》凡引见诸文化学社版《札记》者，皆注明“《札记》曰”；而文化学社版《札记》所未收，引自北大讲义者，则称“黄先生曰”。此外，较诸范《疏》之作，范《注》除在旧有文献的征引上扩大范围之外，还特别注意吸纳最新发现的相关材料。比如说日僧空海编纂的《文镜秘府论》。该书自19世纪末杨守敬从日本抄录携归国内，长期藏之秘阁，鲜为人知。学界一般认为，《文镜秘府论》首次在国内公之于世为储皖峰于1930年出版的《文二十八种病》，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储书出版的前一年，范《注》已将《文镜秘府论》纳入征引书目。再比如说利用敦煌出土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进行校勘。1926年，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和中国青年学者赵万里，不约而同都对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作了校勘，其校勘记分别在日中两国发表。其中赵万里发表于1926年《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显然引起范氏的注意。赵万里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并任其助教，1928年转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前后，赵万里、孙人和（即范《注》例言所说“畏友孙君蜀丞”）均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兼课，与范氏有同事之谊，故二人校勘《文心》成果得为范氏所用。这些新材料的利用令范《注》增色不少，对于奠定范《注》在《文心》现代注释史上的重要地位功不可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范《疏》独重黄《札》的格局。
当然范氏本人也尽力提出自己的见解，以表明新作并非全唯黄《札》马首是瞻。如《体性》篇释“数穷八体”条，范《疏》照录黄《札》：
黄先生曰：八体之成，兼因性习，不可指若者属辞理，若者属风趣也。又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下文云“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然此处序例，未尝依其次第，故知涂辙虽异，枢机实同，略举畛封，本无轩轾也。（卷六）
遍照金刚（空海）著《文镜秘府论》
范《注》则于引述黄《札》之后申说己见：
案彦和于新奇轻靡二体，稍有贬意，大抵指当时文风而言。次节列举十二人，每体以二人作证。独不为末二体举证者，意轻之也。
又如《风骨》篇，范《疏》仅引黄《札》解题半数文字，《注》则全引，又于注4释“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以下数句时道：
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窃复推明其义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与骨，则辞实而骨虚。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称，肥辞不与焉。
像这类不苟同师说的理解在范《注》中还有不少，虽未必皆优于黄《札》，却可见出范《注》之不同于范《疏》的用心。
范《注》的用心并不止于初版。1936年范《注》由开明书店重版时，除编排、版式有所调整，范氏同乡、开明书店总编辑章锡琛据宋本《太平御览》校勘之外，范氏本人亦作了修订。如删除了文化学社版保留的范《疏》上、下篇提要，重新编制原上、下篇列表，分别置于《原道》篇、《神思》篇注，以及增补铃木虎雄之《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使之较先前更趋合理，而范《疏》残留的痕迹至此亦清除殆尽。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回忆他在华北大学经历时提到了范文澜，称范氏夫妇住在后花园的花厅，厅里一铺长炕，“戴老睡在炕的东头，范老睡在西头，头边安一小桌，放一盏油灯，桌上放着他平生喜爱的《文心雕龙》校注稿，上面朱墨斑驳，批着若干增注，这稿子是他睡觉也不离开的”。这是1948年秋冬之际的事，此时范文澜身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正忙于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却仍继续《文心雕龙注》的修改增补。赵书所记，颇能见出范氏对《文心雕龙注》一书的真实心态。又前述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范《注》事，出版社总编室7月13日致函范氏征求意见，次日范氏即复信表示同意，亦多少表明此书在范氏心目中绝非无足轻重。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
反观黄侃对其旧作《文心雕龙札记》的态度，颇不同于范氏。虽然汪辟疆“刍狗”之说未可尽信，但1925年以后，黄侃的确中断了《札记》未完成部分的写作，也几乎不再提及《札记》。
如前所述，黄侃于1919—1923年间先后刊出了《文心雕龙夸饰篇评》《文心雕龙附会篇评》及《补文心雕龙隐秀篇》等后来编入《札记》的文章，这似乎表明黄侃有意在讲义基础上陆续完成《札记》全书。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自此之后，黄侃再无《札记》的后续之作面世，甚至不曾留有文稿残篇。我们知道，黄侃离开北大任教武昌高师后，《文心》的讲授并未中断，《札记》讲义也重新刻印，故工作环境的变换及教学重心的转移，只是导致黄侃暂时搁置《札记》写作的外在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意义。而从黄侃日记的一些零散记载来看，尽管移教中大后黄侃不再讲授《文心》，但对《文心》的兴趣并未减退。如1928年年末《戊辰购书记》提到购入《文心》，1929年9月20日日记称石禅（潘重规）送来湖南所寄《文心》一部，可证此时黄侃仍有意搜求《文心》善本。又1929年4、5月间，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陆宗达（颖民）先后将《文镜秘府论》下册、上册寄送黄侃，黄侃读后发现错字太多，又听陆说日本有《文镜秘府论》校注印本，遂嘱陆求购。
以上所记与范书均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4月22—25日围绕唐写本《文心雕龙》的几条信息：
（胡）小石以所过录赵万里校唐写残本《文心雕龙》起《征圣》，讫《杂文》见示。因誊之纪评黄注本上，至《明诗篇》……《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向于“菀其鸿裁”句不甚了了。今见唐写本乃是“苑”字，始悟苑、猎对言。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以为模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择其艳辞以助文采也。书贵古本，信然。（4月22日）
仍校《雕龙》。（4月23日）
属石禅寄银（十四圆一角）买内藤还历《支那学论丛》，以其中有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也……校《雕龙》。（4月24日）
校《雕龙》讫。以一细虫豸事薅媹竟日，傭人之难也。（4月25日）
为何此时胡小石会给黄侃送来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是偶然得之送与黄侃，还是受黄侃之托而特意寻访抄录？倘是后者，起因又是什么？赵万里校勘记中并未提到铃木虎雄的研究，黄侃又为何如此关注铃木氏的校勘？再有，既然如此急迫誊之己书，肯定唐写本的价值，又为何表示不快，称“以一细虫豸事薅媹（媹当为
王国维致铃木虎雄的明信片
范《注》上、中两册分别于上年9月、12月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已见前述。黄侃是否得见此书？如若得见，又是经由何种途径？是否果如卞孝萱、周文玖所言，范氏本人将书寄送黄侃，二人尚有联系？老实说，这个问题颇难回答。虽然黄侃1930年日记保存还算完好，但其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范氏或范《注》，唯一可能有所关联的，是其3月9日、12日及5月21日的三条记载：
得富晋片，言寄来近人吾乡某甲书二种。（3月9日）
富晋寄某撰书二种至。（3月12日）
竟日检近人某书所引用书（5月21日）
富晋即北平富晋书社，位于琉璃厂，主要经营古籍善本，黄侃因购书与之多有书信往来，日记中亦多有提及。黄侃日记中提及富晋时，通常会附带书名、书价等信息，而此番却不置一辞，15日日记也只说“寄富晋书价”，此可怪者一；黄侃此前日记未见向富晋索书事，故富晋所寄当是主动为之，然其何以认定黄侃会购此书？此可怪者二；日记不写是书作者姓氏，代以“某甲”“某”，此可怪者三。当然，“近人吾乡”四字，似乎表明与范氏无关，黄籍蕲春，范籍绍兴，一属湖北，一属浙江，何来同乡之说？但如果考虑到战国后期楚灭吴、越以后，现今江浙一带已然并入楚国版图，同属楚地，则以乡人称之，未为不可。
如若此说不误，那么问题就比较清楚了：1.富晋书社所寄之书即范氏新作《文心雕龙注》上、中册。富晋书社距位于和平门前的文化学社不过咫尺之遥，得见范书或属无意；富晋书社中人亦未必知晓内情，只是耳闻黄侃关注《文心》一书，况范《注》多引述黄《札》，将之寄与黄侃，或正投其所好。2.黄侃收到范《注》后自会过目，其中范氏据赵万里等研究所得校勘《文心》，使其有意关注敦煌唐写本《文心》，故有月余之后胡小石送书及据之校勘《文心》事，并由此引发对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的兴趣。3.黄侃不提范氏之名，原因适如本文前面所论，实在是范《疏》所为令黄侃心存芥蒂。而日记之言“以一细虫豸事薅
推而论之，范《疏》一事所以令黄侃难以释怀，固然与范氏大量袭用黄《札》且多不予别白直接相关，更由于范氏所为事先未经允许，事后不做解释，而将黄侃置于被动两难之境。毕竟讲义只是半成品，作为课堂讲授之助自无问题，但距正式成书公之于世尚有距离。黄《札》成篇者不到《文心》三分之二，上篇《祝盟》至《奏启》十四篇，下篇《时序》至《程器》五篇均未写作；即编入黄《札》之三十一篇，各篇体例、完成度亦多有差异。由前引汪辟疆转述黄侃语“吾于一事未能贯通，必苦思广证，以求贯彻，否则若肩重负，且亦士夫之耻也”，可知黄侃于治学、著述态度之认真。《物色》篇所以迟迟不见动笔，致使后来附录骆氏之作，原因或许就在于此。范《疏》的出版打乱了黄侃的写作计划，迫使黄侃仓促应对，选取《神思》以下二十篇以“札记”之名印行。这在黄侃，无疑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不仅有违其五十岁以前不著书的初衷，而且未能以完整之样态示人，无怪后来“有询及之者，心则不怿”，乃至以“刍狗视之”。
唐抄本《文心雕龙》残卷（S.5478）
十
当范文澜耗时一年写就《讲疏》时，他一定不会想到此书竟然导致他与师门失和，竟然对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前述叶毅均文曾就范《疏》是否涉嫌抄袭表示过意见，认为章用文章所说“未可倚钞袭为能”之“钞袭”二字，“其意不尽然指今日之剽窃，因有师弟传承”；复云：“实则在现代的著作权观念大为流行之前，范氏本人当无此不良动机，而是依照中国历来的古书体例，进行撰述。况且范著中提及黄侃之名，殆不可遍数，只是未曾一句一注，一一加以注出罢了。”叶文此说不为无理，民国时期著述，尤其是讲义编纂，多有抄录师友之作而不予注明者，即如骆鸿凯后来出版之《文选学》亦不免此病。有学者指出，骆氏1936年出版的《文选学》一书除了与周贞亮的《文选学讲义》多有重合之外，其中亦不乏袭用黄侃评点、论述《文选》文字而不予注明者，恰与金毓黼批评范《注》之病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学人著作权意识确实比较淡薄。也正因为如此，章用文章所谓“钞袭”只是责其抄录过当，并未等同剽窃；而范《注》例言中的表白亦属实情，毕竟范氏所为有别于“郭象盗窃向书”，不当混为一谈。
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
叶文之失，在于未对范《疏》袭用黄《札》之情况进行详考，也不曾顾及当事人之感受，故以“师弟传承”一语轻轻带过。而从本文所作考辨来看，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无论是章用文章对范《疏》的批评，还是黄《札》集中刊出与结集出版，乃至后来范《注》修订规范所引黄《札》，黄侃中断《札记》写作而以“刍狗视之”，都表明此事对黄、范二人影响甚大。其流波所及，终其一生而不止。范氏后来绝口不提《讲疏》，黄侃人有询及《札记》者“心则不怿”，也都因此事而起。厘清这段史实，不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黄、范二人之真实关系，而且有助于对黄《札》、范《疏》二书之价值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当然，若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也未必全是负面。自范氏一方而言，若非经此波折，又怎会有《文心雕龙注》一书的问世，从而成为业内公认的龙学大家？范氏早期的学术著作不少，除《文心雕龙注》外，列入“范文澜所论第×种”的还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等数种，但真正留存下来，为世所重者仅《文心雕龙注》一书。自黄侃一方而言，若非情势所迫，又怎会有《文心雕龙札记》的集中刊出与结集印行？此举虽属无奈，毕竟变讲义为书籍流向社会，得以被更多学人参阅，使其影响不止于大学讲坛。同时，将《文心雕龙札记》公诸于世，也为学界了解范《疏》、黄《札》二书关系提供了比对的便利，较诸只看范《疏》引述更能见出问题之所在。
再看范《注》与黄《札》的关系。上文曾引戚良德文章：“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乃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札记》，就没有范《注》。”的确如此。没有黄《札》，便没有范《疏》；没有范《疏》，也不会有后来的范《注》。换个角度来看，没有范《注》的称引，黄《札》的学术价值不受丝毫影响；但范《注》若无黄《札》的加持，其学术价值定然大打折扣。当然，指出范《注》借重黄《札》，并不意味着范《注》没有自己的贡献。事实上，同为《文心》现代研究史上的重要著述，黄《札》、范《注》显然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如果说黄《札》以专精见长，那么范《疏》则是以宏富取胜。黄《札》原非完帙，又无勰书原文，对于一般读者多有不便；范《注》则将相关资料网罗无遗，故更适于作为初习《文心》的进阶之书，也因此而更受市场欢迎。范《注》开明版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多次印刷，多达十余版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新版销量亦颇可观，至1978年已印行六次，此后又多次印刷，估计总版次应与开明版相当。大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出于文学理论民族化建设的需要，以《文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著作再次受到重视，遂引发新一轮出版热潮。此前同类之作如刘永济之《文心雕龙校释》、杨明照之《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之《文心雕龙校证》等，或书已成而未能出版，或虽面世而流传不广，而范《注》既有开明版影响在前，又得范氏史家声誉助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代《文心》注本的首选。
潘重规著《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版范《注》，时在1954年，四年后即1958年9月始得印行。1959年9月，黄侃次子黄念田有感于黄《札》文化学社本和中大《文艺丛刊》本皆不易得，“爰将1927及1935年两次印行各篇都为一集，重加勘校，并断句读，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据此，重版黄《札》乃黄念田之意，并非出版社主动联系。那么，黄念田此举是否与范《注》的重版相关？尽管黄念田《后记》中没有一字涉及范《注》，但二书相继出版之情状却与当年不乏相似。又《后记》先说黄《札》旧版难觅，复云“则此三十一篇之刊布，要为不可缓已”，其急于出版之情溢于言表，也难免会令人想到潘重规所说“门人坚请刊布”之语。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姑不论黄《札》重版是否与范《注》重版相关，客观地说，范《注》的热销的确扩大了黄《札》的影响。1958年范《注》重版时印数不过3 000册，1962年第5次印刷时总印数累计已达4万余册，而黄《札》1962年重版印数即为8 500册，远高于重版范《注》首印。其所以如此，则不能不归因于范《注》的作用，就是说，由于范《注》大量称引黄《札》，遂不期然而然地引发了读者对黄《札》的关注，从而为黄《札》的重版准备了市场。在此我们看到，曾经依托黄《札》而成的范《疏》在完成向范《注》的蜕变后，终于修成正果，成功反转，其声名影响更在黄《札》之上；而本为范《疏》之先导的黄《札》，反倒因范《注》的流行重新进入学界的视野。
刘勰著《文心雕龙》
至此，有关范氏《讲疏》的若干史实或基本得以澄清，一些具体问题也予以订正，虽未必尽是，但大体应该不差。至于其间之是非曲直，优劣高下，则不免因关系之亲疏远近而言人人殊。世事如棋，白云苍狗，良可叹也！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张海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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