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钱宾四先生与文化七书
钱先生九十三岁时接受采访谈到：“我主张，孩子应该读读中国书，比如说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八百年来读了，以后还应该要读……不能太看重白话文，看轻文言文”先生还说：读古书应该从小时开始，孩子们虽然（现在）不懂文言文的含义，但是长大之后，自然就能用得上了。
钱先生晚年，蒋介石总统把他从香港新亚书院请回台湾长住讲学，并在台北外双溪紧邻东吴大学的小山坡上盖了一栋两层楼给他安身，钱先生名此楼为素书楼。
钱先生年纪大了，但还讲课，我曾到素书楼听了几堂课，口音很重，听不太懂。有朋友把他所录的几卷钱先生讲课录音带送我，我一直保存着。后来，有一个民进党的精英，学法律，名叫陈水扁的，当了台北市的议员，翻出旧帐，在议会中提出素书楼是总统动用“国有土地”私下授与，没有正式的财产登记，说钱先生“侵占国产”，向钱先生追缴二十余年的租金和罚款，并令立即迁出。当时钱先生已老迈眼瞎，闻说此事，不听学生之苦劝，执意搬出，住旅馆中，三个月后钱先生抑郁而逝。我常说只此一点，我一辈子不能原谅陈水扁。虽然其后陈水扁当总统时，有一次与钱夫人相遇，当面向夫人致歉，钱夫人以不应应之，意下盖以为不屑也。
后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在龙应台的规划下，把素书楼改为“钱穆故居纪念馆”，我也被聘为首届的评议委员，参与工作审察，把收藏多年的钱先生讲课录音带交给当时负责纪念馆管理的东吴大学教授，他说很难得，会好好保存。钱先生百年之诞辰，在东吴大学校园里举行了一个室外的纪念会，校长也邀我作了简短的发言，我从钱先生对读经的提倡和他的文化七书中发了些感慨。
钱先生屡屡向国人提及所谓“文化七书”，盖自五四反中国传统，更兼以白话文教育障碍中国人读中国书的能力以来，国人的国学程度日渐凋落，民国十七年（1928）年左右，以西方理工为马首以留学欧美为鹄的的清华大学学生有感于此，由学生会出面邀请梁启超和胡适之两人为中国的青年学生开一份国学的书目，梁启超开了两百多部，胡适之开了两千多部。后来梁启超觉得想让当代中国人读点中国书，不但胡适之的两千部是痴人说梦，自己所开的两百多部也难免强人所难，所以又重开了二十几部，号称“最低必读书目”，认为是任何一个中国读书人最低限度必要熟悉的书。但洪流一经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江河日下，摧迫无阻，谁还管几百几千部，连那基本的二十几部都没人读了。钱先生有悯于此，特再另开七部，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六祖坛经等七本书。其中先秦儒家两部，道家两部，宋明理学两部（一部性即理，一部心即理），再加佛家（唯一中国人所作可以称为“经”的佛书）一部。此七部涵盖三家，皆其要典。钱先生以为不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需读此。
但自钱先生提倡以来，一个中文系本科有能读完此七部书者都属寥寥，何况其他？哀哉！钱先生将死不瞑目矣。我当时曾立愿要为此七书各选佳注，或自作注释，印成套书发行，倡导每家必备，至少可撑书香门面，读经家庭尤宜备置，以励子孙。我亦曾与纪念馆中人说及此意，皆以为善。于兹又将十年，大愿只成空话，每见有人提起钱先生名号，辄汗自颜下。
我也曾多次带朋友去参访素书楼，印象最深的是楼前的枫叶，和讲堂上张佛千先生所撰的对联：“大宗师逍遥游九万里以意，素书楼著述计八千岁为春”，因为对仗奇崛，而且书法是王恺和先生所写，王恺和是我书法恩师。（2013/04/13）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先有伟大的学业，才能有伟大的事业。
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乃同时展开于我国人之眼前。值此创剧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番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
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乱，正因为在衰世乱世有人物，下边才开创新历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何以能维持四五千年，历经危难而仍屹然长在？正为不断有此等人格在衰乱中在黑暗里出现。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坏境，全可迎刃而解。——钱宾四先生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霍韬晦：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龚鹏程：不通读钱先生的书，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刘梦溪：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秋风（姚中秋）：几年来，每接受媒体访谈，记者总提出一个问题；外出演讲，也总有听众提出同样问题：你是怎么从自由主义者变为儒家的？遇此问题，我总会说到钱穆先生，我自己的学术领路人，正是钱先生。
徐健顺：重学历史，最好的办法就是读钱穆。因为只有在钱先生那里，历史还是历史，而在“历史学”那里，历史已经是黑斯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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