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平生与学问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牟先生由台湾回港，在新亚研究所与同学座谈。讲题为“平生与学问”，以下为部分内容：
“……我告诉诸位，我的性格是甚么样性格。我的一生，老实说，从来没有得志过，飞黄腾达过，也可以说一生没有走过运。但若要说一生没有走过运，完全没有运气也不然，否则为何可以写这么多的书？逃难时也写书，这是我的运气。我未有飞黄腾达过，所以心境和你们青年人差不多。我也不是个要人，从来没摆过要人的架子。我也不会做事，连个系主任都不能作，只是挂个名字而已，其实甚么事情也不管。我是关起门来作事的；从学生时期就写书，写了那部易经，就一直写书写到现在。但客观方面的事业一直都没有，我不能干政治；这个时代不完全是政治问题，政治背后是个文化问题，必须弄明白，这需要有人来作的，需要有人来定方向。
说到我个人生活方面，我是个最不成的一个人。所谓最不成的一个人是甚么意思呢？从我青年，自二十几岁开始，至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这五、六十岁以前，我没有一日好运。有人给我算命，说你这个命不能活过十岁，你怎能活过来呢？他觉得很奇怪，要为我批八字。我说你也不完全错，三岁的时候我就死过一次。当时出痳疹，但出不来，就憋死了。乡下人的小孩死掉，就拿个草包裹起埋掉。就拿了个草包将我包起来一包就将痳疹闷出来，发出来就活了过来，否则就死掉，所以这个算命的也有点道理。
自小孩开始，青年，中年，一直到五，六十岁，没有一个好日子。青年时在大学读书，几乎读不下去，我的家庭环境不够，那是很艰苦的读下去。同辈同学中，个个都神气得很，而我从未神气过，只是吃憋气，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悲观过，也没有泄气过，也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奋斗斗争；怎样艰难的时候也不影响工作，抗战时期在旅馆里写逻辑。这里就表示有一种兴趣。这兴趣是很重要的，因我没有为了任何生活上的不得志而丧气。我从来没有丧过气，悲观过一次。我事后想一想，我这性格是不可思议的；从二十几岁在北大读书，读到今年七十六岁，这个脑没停止过，一直在分析。假定一个青年人，叫你现在开始，想想你七十六岁，前途遥远得很，究竟你会作些甚么事情？怎样打算？只有你自己将工作逐步展开，旁人是没法说及的。这个想起来好像很困难，但我从北大读书，一直到现在，却没感觉得困难。抗战时生活很苦，但很苦我也无所谓。一个人逃难跑到昆明，吃完饭到昆明公园散步；有个人看见我说：你每天都来散步，好像很有办法一样。我说我有甚么办法？我甚么办法都没得。
我在昆明将近一年，是靠一个姓张的好朋友来维持。他住在一个小房间，我就住在这个小房间，生活很简单。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所以你们交朋友很重要，朋友不需很多，好的朋友一个，两个就够。他没有很多钱，也在逃难，拿出几十块来帮助我，我就相信他。他拿东西来，我就吃，毫不客气；反正我生在这个社会上，有生存的权利，这个时候我就不讲客气了；就是李太白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吃饭，我要生存。所以那时候很有流氓气，到现在大概没有了。那时很骄傲，因为你自己不成，人会欺负你，欺负你就有反抗性，我不服气，所以骄傲。骄傲，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是需要的，这是人格的防线。假定在这个时候抬不起头来，那不就垮掉吗？通通垮下去了。
在一生里，我的老师只有熊先生；前辈中只有这位老先生能了解我。你这个貌不惊人，言不雅重的年轻人，谁来欣赏呢？熊先生欣赏我是很奇怪的，所以梁(漱溟)先生就莫名其妙。有一次问熊先生：宗三这个人的好处在哪？你为甚么欣赏这个人？我这莫名其妙的一个年轻人，也不很懂事，世故人情完全不懂，胸中自创，不理任何人。所以熊先生的女婿对他说：宗三是你的学生呀，他应当送点礼，怎么不送份礼给你呢？教熊先生骂他一顿：你这个糊涂的东西，你想他送甚么礼呢？我受熊先生影响很大，得他的好处很多。在一个青年人四无依靠的时候，谁来帮助你？谁来支持你的生命？谁来保护你呢？这是个保护人，我需要师长的保护。
至于谈学问的只有唐先生。我就只有这三个朋友。一个是老师，一个是生活帮助我的，一个是谈学问的，其他就没有了。我和唐先生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工作。自民国三十八年以后这二、三十年，就靠我们两人在海外顶持住这文化工作。
我说这些事情，生活上的遭遇，所认识的朋友，表示我的性格。我这个性格很单纯，和你们青年人差不多，只是我知道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其他就没有甚么特别。（陶国璋先生整理。本文选自《毅圃》第五期 1996年 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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