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纪念戴震诞辰三百周年⑨】戴震的精神遗产！
一、严谨求是、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
戴震一生治学闻道，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钱大昕《戴先生震传》称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为人熟知的戴震少时“难师”的故事，最能说明戴震早年读书即能独立思考，尤具实事求是的态度。
严谨求是，在戴震首先体现为探本求源的精神。戴震治学，善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居高望远，努力探明源流、建立原理及系统。洪榜《戴先生行状》称戴震“尝为《七经小记》之书，凡经中训诂、制度、象数、水地诸事，以及天人之道，经之大训，皆比类合义，具其端委，论其指归，俾学者因是以求六经，用力约而功多”。其《七经小记》虽未完成，但在诸多研究领域均已建立其原理及系统；对《水经注》经、注之混淆等问题，最终理出辨析经、注的三大义例，而深得钱大昕的推许：“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内始复见此书之真面目焉。”（《戴先生震传》）
自觉摒弃主观臆断，“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与王内翰凤喈书》）凡事必依据事实材料，探本求源。戴震自论其治学之旨在寻求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馀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与姚孝廉姬传书》）中国古代认识论长期停留在注重感知和经验的阶段，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可谓精微深刻，是认识论走向抽象概括和探本求源的积极尝试，体现了一定的现代学术品格。
严谨求是，在戴震还体现为攻坚克难的精神。学术本无坦途，迎难而上，勇立潮头，方能体现一流学人的本色。戴震治学，人以为难，己以为乐，《方言》《考工》《大戴礼》《水经注》……字句讹脱，人多不治，学者恒苦其难，戴震一一治之，真知灼见，灿若繁星。穷究《方言》《大戴礼》《水经注》，最能体现戴震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程瑶田叹道：“三书之舛谬难治，苟非东原以其所能治之，后之人虽有一知半解，欲为功于三书者，吾知其有所不能也。有东原以其所能先治之，后之人或有拾遗补阙，以裨益于三书者，吾知其有所甚易也。”（《五友记·戴震》）
面对人所不治的学术难题，戴震毅然劈山开路，勇做先导，因而才能引领乾嘉学术，被梁启超赞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戴震治学的严谨态度与攻坚精神，使他不但成为当时学界的领袖，引领一代学风，而且备受后学推崇。
图片来源网络
二、深思明辨、去私解蔽的启蒙智慧
戴震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如梁启超所言：“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清代学术概论》）戴震以考据为手段以探求义理，实事求是，不盲从，不轻疑，不偏主一家。戴震更坚持：“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尽我生；尽我生，斯欲尽夫义命之不可已；欲尽夫义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志也，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戴震所持这种去私解蔽精神，得之于长期的好学深思，其所贵者，在于不但要摒除一己之私见，而且要为大众去蔽解惑。中国数千年最缺乏为民解蔽之人。戴震自幼志在闻道，尤其能自觉地去私解蔽。戴震自称：“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正是能坚持这样一种为人为学的原则，才能不断自我日新，而且广泛沾溉时贤，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焦循等等一流学人，无不受其启迪。
戴震所追求的“十分之见”，同样旨在去私解蔽。求“十分之见”的基础，在于知识的不断扩充，对事理的不断探索。戴震在对义理的不懈探索中，大胆揭露理学末流舍训诂、实事而空求义理，必然导致以一己意见为理，名为有理，而实则无理；名为治人，而实则害人乃至杀人的实质。这是戴震去私解蔽、启迪民智最引人瞩目的发现。“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孟子字义疏证》）这种振聋发聩的呼声本应警醒当时尚在沉睡的士林，可惜得到的呼应甚微，不解与批评之声却甚是汹汹。这是戴震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戴震认为理即存于万事万物之中的“条理”（规律），而坚决否认“心即理”、“穷理即是穷心”。戴震所言“明于心”，是通过不断扩充闻见、探索事理而明此认知之心。他断言：“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圣贤求理，务先求知；圣贤重行，务先重知，如此才可去私去蔽。这种重视实知而否定虚理，同样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本此，戴震既将知、情、欲等作了认真的区分，又将理、欲关系作了合乎实际的重新界定，倡论“情之不爽失”即为理。戴震毫不讳言正常合理的情、欲需求，并将合理的情、欲视为天理，理、欲本为一体，理、欲绝非不可并存，这是对“存天理、去人欲”的彻底拨正，是对宋儒“太极图”的勇敢打破。“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楚图南题戴震纪念馆语），是一代真儒戴震的真实写照。
三、忧时伤世、体民富民的仁者情怀
曾子论士人当“仁以为己任”。戴震正是这样满怀忧患、“仁以为己任”的弘毅之士，虽然一生命途多舛、甘苦倍尝，而始终痌瘝在抱。戴震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振聋发聩的著述，直揭理学末流掩天下人之耳目，以意见杀人的本质。戴震自称《孟子字义疏证》为其生平最大之著述，而且自言为正人心而“不得不作”，正缘自其痛感当时社会“无论邪正，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天下尽陷于不自知之恶的可怕现实。因此戴震之解蔽，已不仅为民众，更为唤醒士人、知识阶层。戴震痛心于知识界普遍昧于天理人性，误以意见为理，扼制万民正常情欲，乃至常以意见杀人之境地。戴震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与某书》）“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无疑是极可怕的现实。因之，戴震明确提出统治者应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孟子字义疏证》）
统治者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推己及人、以情絜情，才能够达民情、通民意，真正造福万民。“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洪榜《戴先生行状》深情推许：“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在文字狱高发的乾隆时期，戴震大胆为民请命，堪当鲁迅先生所称颂的“民族的脊梁”；而他主张体察民情万物的平恕之道、通达民欲与富民理想，正与当下以为民本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
被梁启超誉为“字字精粹”的《孟子字义疏证》，最能体现戴震深邃的哲学思考和忧时伤世的精神，也是戴震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疏证》中饱含的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解蔽的仁者情怀与勇气，更是一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的体现。
全国百强！黄山3地上榜
最新！休宁7名干部任前公示
祝贺！陈尚发当选“安徽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