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 界限，尺度——回看那个抑郁症的田野
社工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去做抑郁症的田野，这个田野以行动的方式去推进。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做寻找、探访、参与观察这一类的比较“人类学”味道的活动之外，也发挥一点社工专业的优势，通过主动开展以对话讨论为主的相关活动来吸引我想了解的人。比起做墙上的钉子，我更愿以身为度，与其说在做“参与式观察”，不如说是“观察式参与”。尽管用了“田野”这两个字，但是想说的其实是无非就是：浸泡在一个主题里做过那样的一些事儿。
做事儿路子方面的话这里不想说太多，可以参考旧文。
一直以来，我的风格都是属于：小心翼翼+不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往往体现在那些非常小的人和人沟通的细节上，它不是一种表面意义上的拘谨，而是一种凡事皆入眼的如履薄冰。不循规蹈矩则是在我会去突破或者创新，结果则有好有坏，撞南墙的情况也不少。
铺垫已经说完了，下面就具体聊聊做事情的小体会。我不想搬出社工学科或者人类学学科里学术话语中的“伦理”两个字来讨论一番，但是你可以在下面的字里行间里面看到一点点相关思考。太高屋建瓴的东西不是我现在能够把握的东西，或者说其实也没有必要。目的在于对话，在于接受拍砖，在于给后来人以经验。言不及义的部分欢迎坦诚沟通。
是谁？凭什么？
我们以前上人类学课的时候会笑说做田野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一个地方打工，顶着学者或者学生的名头别扭得很。到我这边也一样。因为我自己田野里人的流动性和异质性都比较大，加上我自己的初心与其冠冕堂皇说是研究不如糙一点说是“做点儿什么”，加上我的一些个人生活经验，所以我都跟人家比较坦诚的说我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文字和影像做一个呈现和发声，过程中会有倾听，我开展活动也是因为我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有经验/困惑，期待对话。所以隔阂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遇到的。基本上都是关上门说话的人。相对来说年轻人会好接受一些，年长者往往自我保护的感觉更强，粗暴一点来说，你做研究也好你想做志愿者也好，他们都会倾向于接受同样有患病经历的人。我不说自己是社工，也不说自己能帮人家。第一我只是个练习生，我还没出道做全职；第二我想因为自己助人专业的标签给人家以不合适的期待，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出现所谓“专业”的权威。最后的话术无非如下：我是学相关专业的，但是我这个专业实际上告诉我的还很少，我希望身体力行去了解，现在我在做相关的事情（纪录片/民族志）等等等等。
治疗？干预？支持？陪伴？
治疗是做不到的，但是鉴于过程里面肯定有倾听和陪伴所以如果达到了某种疗愈的效果那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那不是我的义务和角色。支持和陪伴更多是随机的。至于干预则往往是在事情变成公共事件或者比较严重事情时候你作为一个有自觉和部分专业知识的人可能会做的事情。
不管在一开始的时候多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力所能及和力不能逮，在后面接触的过程中都难免遇上意外插曲。
团体是相对好控制一点的。以做主题讨论为例，有时候呢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目的是提具体措施，但过处理一定有人会提观点。有时候很清楚说今天我们尽量避免过多的个人经历分享，但是一定会有做大段大段分享哭到不能自已的情况。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个主题和其他的不一样，抑郁症的主题一定会出现以上的情况，所以我的做法都是适当的牺牲我的目标导向，而把倾听和支持融入到环节里面。但是也并不因为面子的抹不开或者某个个体的情绪就完全让团体的重心偏移。需要去紧密的观察并且达到一个平衡。活动结束后可以个别沟通。而且这种情况的出现会让我自己去反思对于团体的期待，也会让我很清楚的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在精神健康公共活动上的匮乏。正因为是稀缺的，所以才会有人去忽略设定忽略情境甚至忽略自我保护地做表达和求助。
说到个别沟通，这是大家最感兴趣也是我最棘手的地方。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微信会加，私信会聊，对于一些求助和见面的要求也几乎没有拒绝过。时间久了，会出现一些让我自己感觉不好的情况。把你当专家，把你当咨询师，把你当垃圾桶，把你当主播……有的人会加我，可是呢上来连自我介绍都没有就是大段的几百字的倾诉，把我默认为一个有求必答的对象；有的人通过博同情的方式，来发一些有的没的骚扰我；有的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对我有着远高于我能力的期待……其实当垃圾桶什么的都还好，这都是完全可以预料到也是可以处理好的事情。倦怠感和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有没有呢，也是有的。我会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更难拒绝，或者与其说是难拒绝，不如说对方往往比较难意识到一些更好更妥当的可能性。抑郁症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特别需要注意自己的语言，精准而顺利地传达意图往往比较难，你不能把一个本来探出头来的家伙又吓回ta“给别人添麻烦”的洞里。这一点，很多资深的人士比我厉害很多。不过这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改日再叙。
比较棘手的还是自杀。如果你做这方面的事情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实在是非常的麻烦。在这里没法说的特别清楚。很多界限谁说了都不算，有的事情比界限重要。我只能说，一方面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要保护好自己，另一方面就是能够接受那种有自己的涉入但仍然糟糕的结果。到现在我也记得有那么几周，连着三个人跟我说要去自杀，很密集，很紧急，我也慌过，也吃过亏。也的确有一些时候，能够给到可能只是瞬间的支持。在经历过一些打击和被坑了几次以后，我也逐渐了解，那些职业社工和某些领域的研究者需要伦理的原因，有的时候伦理是能够保护行业里的人的，我并不认为需要完全教条地去做事，但是我想，至少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些东西。
说给自己听的话？说给大家听的话？
有的话是想说的话，有的话是该说的话。有的是对自己说的，有的是对别人说的。怎么去书写，怎么去呈现，这是每一个行动者或者创作者都要去面临的问题。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偏传播了，所以这方面的伦理和界限我也会考虑很多。简单的来说，有的话不是我该说的，有的话是永远不可能拿出来说的，有的话是只能说给少部分人听的。要去权衡。这种权衡很大的比重要来自那些当事人。当事情越铺越大，或者细枝末节越来越多的时候，也需要给自己更多的裁决权。
回看因为做抑郁症的事情而结识或者重新认识的人，我不会说谁谁谁是我的报道人，谁谁谁是我的xx对象，如果不是出于需要也比较少使用患者的字眼，我只会说：我在人生的某一段时期做了一些和抑郁症有关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推动着我认识了一些人。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伦理、界限、尺度，其实这个东西是相互的。只不过你们听我此岸的声音容易，听到彼岸的声音难。在这几年里，做这个事情帮助我摆脱了一点学生气，让我稍微“社会”了一点。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更硬气一点，更敢说不，更自如。我也知道自己将继续受到这样那样的困扰，且修行吧。
点击你感兴趣的人，了解ta眼中的抑郁症
酷炫双相少女·青年剧作家·十八岁双相少年·香港资深社工·心理咨询师·精神病学博士生·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