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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Hypatia杂志是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杂志，也是美国主要哲学杂志之一。它面向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前沿研究，在1985年创立之初就成为扩大和改善女性主义哲学的催化剂，女性主义从中重新发现与继承女性哲学家传统。它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同时更以女性的角度提出对各个领域和各种问题的理解。通过对杂志近期论文的综述，可以获知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新方向，同时也能为我们提供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本文将通过三个主题——认识论领域、女性在具体实践领域的声音和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来评述当代女性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一、认识论不公和对认识论公正的追求认识论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女性主义哲学一直对它保持高度关注。在认识论领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科学、哲学等以“理性”为标准的领域中，女性处于不被认可的边缘地位。而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在认识论中所处于的劣势地位，也分别从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识方法进行了剖析，以此提出针对性的方法。同时，她们也对知识的表达和交流工具——语言进行了研究。
“认识论不公”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中，这个热词出自米兰达·弗里克的著作《认识论不公：认知中的权力和伦理》。弗里克认为，认知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权力发挥着重大作用。她定义了一种“身份权力”，它依赖于被包含在社会权力运作中的身份的共享性社会设想性概念，直接与我们作为认知主体或者客体的认知能力相联系。接着她分辨了两种认知不公：证明不公和解释不公。当听者对说者降低了信任，就发生了证明不公；而当一个人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时，集体的解释资源预先地将他放置在不公正的劣势地位，解释不公就发生了。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警察因为一个人是黑人而不相信他。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一个人遭受了性侵，但是她所处的文化中缺乏批判性概念，这样她就不能恰当地理解她自身的经验，更不必说和别人以可理解的方式进行交流，即“情境性解释不公”：“在解释上被边缘化的群体的社会经验不能得到恰当的概念化并且被错误理解，甚至这些群体自身也是如此；或者这些群体在想要传递内容时，却因为自身的表达方式被不恰当地理解而不被看作是理性的”。
在认识论中，女性首先遭受的不公就包含了证明不公——无法作为认知主体。杰弗里·霍尔兹曼认为，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所取得的进步相比，哲学领域中的女性进步稍显逊色。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与哲学教授以及同事持有不同意见，女性在哲学课堂中对于不同意见更为敏感，等等，这些偏见无形中为女性对哲学和其他认知领域的参与设置了更多的障碍。而如果哲学将女性排除出去，就意味着它不公平地将一些个体（经验）排除出去，并且拒绝她们对哲学作出贡献，而依赖于纳入更为丰富的人类经验和视角的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必受影响。同时，仅仅关注哲学中稀少的女性数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哲学中一种非人性的态度和个体感知维持着这个学科中(失衡的)性别构成，这种研究对于哲学进步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但是，在将女性纳入主体地位以后，女性主义也要警惕另一种不公正——认知对象化。丽贝卡·图维尔以女性主义关于环境变化的知识为例阐述了这个问题。在环境变化这个学科领域中，认识论具有非常明显的性别色彩：女性被看作对于适应环境变化具有更完美的知识，更能够处理并且能够超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令人生畏的挑战。图维尔认为这种做法具有将女性在认识论上对象化的风险：女性虽然积极地分享她们的知识，但是仅仅被看作知识的来源，尤其是对于第三世界的女性而言，她们有可能被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所利用，她们的知识在压迫的背景下被获取，或者只是为了政策的需要。女性更多地作为知识的来源，更少地被看作参与讨论的知识主体；女性的知识被看作“来源”，而非参与性的“声音和角度”。
米兰达·弗里克认为证明不公出自可信性的缺乏，艾玛伦·戴维斯则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并提出了补充，即证据不公也可能出自可信性的过度。如“亚洲人擅长数学”“女性善于照顾孩子”“黑人能歌善舞”等，这些人因为偏见性的刻板印象而被看作拥有某些方面的知识，一种关于群体的印象被施与所有个体，或者个体的某些特征成为整个群体的代表。个体仅仅被看作信息来源，而非积极性的信息传播者：这些个体所想要表述的任何内容都被禁止或者被忽视——这种积极性的角色设定和以偏见方式膨胀的可信性评估都对边缘化的知者进行了认知压迫和剥削。同样地，跨性别女性也遭受了同样的刻板印象威胁。拉切尔·麦金农认为刻板印象威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关注与性别之间的关联，并且目前这种关联仅仅局限于这种威胁和顺性女性及其经验之间。这种研究将跨性别女性所经历的刻板印象威胁以及归因模糊排除出去，跨性别女性因此受到了男性以及顺性女性的双重性的刻板印象威胁。她期待我们可以获得对这种威胁及其恶果的更深入的理解。
与知识的产生相伴随的是知识的表述和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的使用。而语言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出了描述的范围，更多地发挥着语用角色——语效和语力作用。丽贝卡·库克拉考察了性别如何塑造言语的语用学，而一种言语不公在这种考察中凸显出来。言说作为一种社会合作行为，充满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实际的偶然性。当处于劣势地位的成员系统性地无法产生一种他们本有权力去完成的具体的话语行为，尤其是当他们的愿望实际上产生了一种不同的言语行为，这种行为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主体性更具妥协性，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言语不公的受害者。如一个女主管在对员工发号施令的时候，她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就不如男主管，而这种言语不公又进一步地恶化了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
斯蒂芬妮·茱莉亚·卡普斯塔则关注性别词汇的使用对跨性别者的伤害。如当下“女性”隐含着成为女性的规则，它的使用削减了跨性别者的自尊，限制了他们对自身性别的定义方面的话语资源，并且导致对他们最大程度的侵略性的心理伤害。这导致了或者至少一些跨性别女性被排除在外，或者它们暗中滋养了女性内部的分级，尤其使跨性别女性被边缘化。因而我们需要在道德上或者政治背景下挑战这些性别词汇：我们可以假定“女性”这个词语具有暂时性和可修订性，而不是具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含义，性别词汇使用的道德争议性则成为一种引起这种修订的催化剂。
而女性主义对于认知公正的追求包含了努力将自身纳入知识主体、警惕认知对象化、保持真诚和开放的认知态度、社会各方创造良好的知识环境等。戴维斯提议，不仅倾听者要提高自身的认知和道德素质，也要求听者能够改善他们的认知环境，还要求边缘化的主体在抗争中保持自我意识的同时，也能够容纳对处于优势地位但积极争取证据公正的人。图维尔强调保持双方公平合作交流的同时，也对压迫保持敏感；警惕认知主体寻求知识的动机，并且持续地分析这些人在压迫中可能具有的同谋角色。杰克·孔认为，认知不公能够通过“开放性思想”这个理智特性得到重构，尤其是某些不公出于人们在某些方面的封闭思想。同时，凯伦·阿诺德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观点：欺骗在某些情况下对认识论是有益的——如果这种背叛扩展了真实网络，从而能够将那些被压迫的主体纳入进来，那么这种背叛就是有益的。
在女性主义分析中，知识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知识，更代表了一种真理、规范和标准，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在认知不公的分析中，“刻板印象”“身份偏见”等一再地出现，与认知不公正紧密联系。正如弗里克所理解的，纠正这些不公不仅仅需要认知方面的努力，更需要伦理上的努力，需要集体性的社会政治上的改变，因为归根结底，女性所遭受的认知不公并非出自认知的缺乏或者认知方法的不足，而更多来自于对女性作为“认知主体”能力的怀疑和轻视。在提倡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平等、更具有交流性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下，女性更需要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更可能被听到、被认可。
二、具体领域中的女性声音在Hypatia创刊25周年的纪念刊中，学者们关注并设想了女性主义哲学的未来。其中，雅丽萨·施林普夫提议女性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残障人的体验，把残障看作一种与种族、阶级、性别、性等相同的分析维度，通过残障的体验来理解世界和分析社会生活。可喜的是，女性主义近几年的发展趋势体现出了对残障人士的关怀。除此之外，女性主义也对儿童等一样处于弱势或者边缘地位的群体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表现出了特别的敏感性和共通性，因而也给予了特别关注。
Hypatia杂志在2015年用整整一期集中探讨了残障问题，其中关注的问题有“残障”的定义、对规定“残障”和“正常”的标准的质疑和考察、残障人的个人自主性、对残障人的参政以及私人性生活的关注、残障与关怀、残障与变性和酷儿之间的联系，等等。玛格丽特·希尔德里克考察了规定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界限，她质疑将残障人看作非正常人的、有关于身体完整性和自然身体的设定。通过论证所有身体的模糊性——即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她消解了所谓的身体完整性以及例外主义的设定，这就消解了残障人的“非正常人”的性质。同样地，劳拉·戴维的论证也将残障人纳入个体自主性的范围：自主性作为个人的必要特征，这种特征只能通过相互支持、拥护和相互实现的关系得以体现，残障人也因此被纳入道德和政治理论中。罗拉·贝克提议将关怀施与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定位为平等和相互依赖的，并且将残障人的公民资格放置到中心地位。凯瑟琳·米尔斯思考胎儿因为肢体残障缺失而被终止妊娠的案例，最终她论证说，这种终止与因为胎儿性别而被终止妊娠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大家通常设想的那样大。亚力克山大·巴里尔则关注了残障研究中对“变性”的排除，以及规定“深度”和“普通”整形之间差别的预设。
劳拉·维尔德曼·凯恩关注政治中的“儿童”概念。通常的政治哲学将儿童看作静态的，处于智力、身体和道德能力都未充分发展的缺乏状态。凯恩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贬低了人类的某些普遍特征——依赖性和成长，并且错误地将这些特征仅仅看作儿童的特征。这就导致对儿童和被看作完满发展的成人的严格区分，并且它限制了儿童的发展能力和有序进行的道德发展。凯恩提议我们将依赖看作普遍的人类条件，从而儿童和成人就形成了某种关系，即鼓励儿童以及成人的道德感的成长和发展。
校园欺凌不断地出现在近期的新闻中，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媒体都给予了关注，女性主义则对此进行了哲学反思和女性主义分析。阻止欺凌通常有两种方法：零容忍政策和生态学干涉。提姆·约翰斯顿使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分析了每种方法的效率，论证说生态学干涉是比较好的方法。欺凌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因而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诱惑或者威胁性的惩罚得以阻止，而只能通过如同欺凌的起因那样复杂的关系、环境、文化和情绪相互交织的网络。她提出用“肯定”作为生态学解决方法的认知上和伦理上的规范，即我们学着去创造、参与和修复个体之间肯定性的反馈循环，这种肯定性的反馈循环是我们关心他人的重要方式。
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问题也引起了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而其中环境变化中的性别维度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海蒂·格拉斯维克通过研究获取恰当的信任的复杂性来强调我们在环境变化中的负责任的行动。我们一般依赖具有绝对权威的机构来获取环境变化的信息，但是这些机构的可信性依赖于它们满足竞争性利益的能力，这就对普通人的信任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情境主义观点的引入，对于我们在知识产生中处于什么位置、这种位置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洞见。凯尔·波伊斯·怀特重申文化价值和身份塑造出人们对于共同利益中所承担的责任的不同回应，而由此更加突出了公共伦理和关于自满的哲学论证。奥斯特里达·内曼尼丝与雷切尔·沃克尔则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主体的形而上学，即将我们看作“环境性主体”：我们并不是环境的掌控者，也不只是处于环境之中，而是我们自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本身就充满了环境行为，也一起改变着世界的环境。霍利·巴克、安德里亚·甘蒙等将性别带入到地质学中，以此研究了环境变化中的性别维度。如男性通过技术性解决方案将全球环境变化看作“确定的”，而这极有可能恶化而非减弱环境伤害和人类痛苦。
由于母乳喂养的好处广为人知，鼓励母亲母乳喂养已经成为公共健康推进工作的一个目标，这在当前的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通过引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伦理学的观点，即我们都对他人负有责任，罗宾·李论证说：喂养饥饿儿童的道德义务必须从满足母亲的需要来同时考虑，尤其是在当下缺乏对母乳喂养的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喂养需要在更广泛的关于饥饿的政治背景中得到理解，通过提升母亲的社会、经济、情感等需要来得以实现，比如提倡共同担负食物准备、家务劳动、照顾儿童等责任，为母亲提供更便利的健康设施，延长离职时间，在其工作处提供更好的母乳喂养设施，提供高质量的日托，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母乳喂养问题的推行和解决具有参考性。
丹妮拉·库塔斯和安娜·司马雅多考察了一项与母性有关的新技术——体外衍生生殖细胞技术，即使用胚胎干细胞或者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来生成卵子，从而避免借用他人卵子或者使用自己因为年长而不健全的卵子。它不仅对当前的生殖医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已经将新的讨论维度带入了这个领域：绝经后的母性得以重新产生，它是否加强了狭隘的基因生殖论证和鼓励女性不惜任何代价来生育与之有基因关系的后代的鼓励性生殖文化？
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已删去一些英文术语及注释。
本文原标题为：李蕊 | 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基于Hypatia杂志2014-2016年研究的综述
转载自：妇女研究论丛公众号（ID：fnyj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