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中，说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法国病”，另一个是拿破仑。
没看过的先看看——真正拯救德国的，不是拿破仑，而是英国人
为什么德蒙·伯克可以准确预言拿破仑的出现？
“法国病”到底是是个什么病？
人类的心智模式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在于，总是把历史事件自动演绎成“大人物+事件+时间”的叙事结构。比如法国大革命，无非就是几个启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几个革命领袖带领人民起来革命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体系外的边缘人物在革命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涌入权力的中心。如同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 ，再加上毫无政治经验的巴黎的下层文人。当一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政治经验的社会底层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人性中无底线的恶展现的淋漓尽致。暴力、恐怖和屠杀席卷整个法国，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 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雅各宾派鼓动法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纠察“反革命”运动，大量被认为有反革命情节的人遭到了迫害。 雅各宾派颁布的“嫌疑人法令”规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没有实际证据的被告，可以根据“意识里有罪”而判刑，最高时期法国嫌疑犯总数达到了30万人，不少人一觉醒来，就变成了“人民公敌”。 同时，在审判环节只保留“无罪”和“死刑”两种判决，嫌疑人无处申诉，非死即活。 据统计，在雅各宾派专政的四年里，至少有7万人被砍去了脑袋。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里，只有5%属于封建旧贵族，真正受难的还是普通法国百姓。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不但让法国人人自危，甚至让当时整个欧洲都感到颤栗和恐怖。是什么让一群声称要通过反抗来获得光明与理想的革命者，转瞬之间就变得如此无情和残忍？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把法国大革命生动描绘为“壮丽的事业和恐怖的记忆”。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民众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奠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抽象原则的激励下，革命者们打破一切旧制度的激情高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建设新秩序的蓝图。
宗教、政治、司法、军队......所有旧制度被打破后，却没有民众习惯和具备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时补上。革命给人民带来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之恶。而这种人性之恶随着旧制度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挡。托克维尔在在反思法国国运时，痛心疾首到，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卢梭之辈，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开启了“知识变权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政治。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思想是需要癫狂的，而公共言说却需要温良。是因为哲学只是能来认识世界，而不能用来改造世界的。政治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癫狂的世界。审慎而节制的原则才能防止政治因为哲学的癫狂而走火入魔。因为大多数人所欲求的并非是哲学家所谓的“自由王国”，不过是稳定的生活状态和可以预期的秩序。如果人类用哲学来改造世界，把人当成了神来膜拜，结果却是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地位。法国革命者推倒了所谓束缚人理性的旧宗教，关闭了一切教堂后，却创建了“理性宗教”，拥立了一位女演员为自由女神，视其为理性女神，被革命议员们和革命群众们顶礼膜拜。革命者本来试图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极端，结果却直接摧毁了文明，堕落成了血流成河的丛林社会、人间地狱。“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为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最终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泥沼。认为人的理性能够无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够建构出完美的世界，人无所不能，这就是“法国病”。
保加利亚青年在向法国前辈致敬，再现《自由引导人民》而对于法国人来说，把一切旧的、老的经验和制度摧毁掉，换上一套新的，这是进步的，这是理性的，也是现代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从政治体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在革命后的86年间，法国制订了14部宪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比美国和英国数百年稳定的政治框架，法国人应该感到汗颜。法国人的“反抗意识”没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却后，人性的脆弱和邪恶却因为新旧秩序的长期无法顺利交替，而释放出了无穷的破坏力。
上一篇文章我说了，伯克的预言也被称作历史上最为准确的政治预言之一。
伯克为何能够做出这个惊为天人的预言呢？无非是因为其作为政治思想家对于一个社会的敏锐洞察，而这个能力不为不多数只关注具象的庸众所掌握。
很多中国人喜欢用“西方国家”来涵盖所有的欧美国家。这其中，就包括英国和法国，仿佛他们从来是个整体。
尤其在思想传统上，法国和英国可以说代表了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两个维度。
你只有洞见了这些深刻的不同，历史在你面前的展示，恐怕才不会出人意料。这种标签虽然粗暴，但也折射出了两国人在性格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法国人因感性而浪漫，英国人因理性而绅士。保守主义鼻祖，爱尔兰人埃德蒙·伯克曾经以英国代言人的身份好好教训了一番鲁莽的法国革命者。他在《法国革命论》中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他说：“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了一起。”柏克将法国革命导致社会混乱的原因，归结为法国启蒙主义者对抽象原则的坚持，使得自身本就岌岌可危的自由传统和组织资源，在这场摧毁一切旧秩序的革命当中消失殆尽。而与此对应，柏克在阐述英国传统和英国革命时，他强调了英格兰人民的自由是“得自祖先的一项遗产”，是继承而来，而非如法国启蒙主义者所言，自由是抽象原则的产物。英国的自由传统和权利是自《大宪章》以来英国社会一贯的声明和肯定。所以，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从法统中来，而非抽象哲学那种虚无缥缈的毫无现实根基的概念，从而避免了暴力的肆虐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人（法国革命者）对自己的人权理论是如此之感兴趣，以致于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人性。”而法国革命者所诟病的各种利益冲突和旧宪法，在柏克看来是“对一切鲁莽的决策设置了一道有益的屏障”。这些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利益，恰恰造成了整个社会“深思熟虑和节制”的气质，从而使得“为所欲为、不顾一切运用权力永远成为行不通的事”。伯克甚至预言道，法国日后必须要有更专制的强权，才能收拾这混乱无序的局面。似乎是为了印证天才的爱尔兰人，若干年后，拿破仑·波拿巴闪亮登场。
伯克对法国革命的结局和拿破仑的准确预言，正是源于其对于“法国病”的深刻洞察。
法国革命无非是“法国病”的总爆发，拿破仑没有治好“法国病”，他是法国革命的结果和传播者，通过战争把“法国病”推广到了全欧洲，在德国和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欧洲国度开花结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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