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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需要定心丸,更需要企业家精神

张明扬的阳明山 冰川思享号 2023-01-05

无论是重启经济,还是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最重要的还是迈开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主导的改革步子。




特约撰稿丨张明扬


2022年末,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变化,朝野上下鼓荡着“重启经济”“拼经济”的声音。


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要“稳增长”、“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之后,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中央级媒体纷纷启动宣传,以央视为例,策划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系列专题,聚焦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经济大省的动作。


几乎同时,各地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也齐齐出动,深入企业现场,调研座谈,给企业家们打气加油。


更引发舆论关注的是各地由政府牵头,企业为主题“组团出海”招商引资抢订单。早在今年9月,广东就出现“出海抢单”的现象,临近11月,出海抢单的做法已经在东南沿海遍地开花,各省以县区为单位的“包机”行为十分普遍。


图/网络


“拼经济”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的严峻态势。2022年中国GDP增速甚至可能不足3%,远低于5.5%的预期,美国总统拜登本月中曾放言“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可能超中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坦承:


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此次岁末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原因很多,但经济压力无疑是无法回避的动因之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近期表示,5%是明年GDP增长的一个底线,如果明年GDP达不到5%,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较麻烦。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政策工具尚属充裕,在“技术上”有不小的闪转腾挪空间,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市场信心正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中。


就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次强调“信心”:“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提振发展信心入手”。


所谓市场信心,在中国当下的语境内,就是民营经济的信心,企业家的信心。



01


最近读了一篇吴敬琏教授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光给企业家吃“定心丸”是不够的。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再版序言中提到:在讨伐资本、贬抑民营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无论是重启经济,还是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最重要的还是迈开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主导的改革步子,“撤销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吴敬琏说的都是他一贯坚持的观点,本也说不上什么新意,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这些话却说到了点子上,所谓时也势也。


▲吴敬琏先生(图/视觉中国)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不可谓不多,但社会上与政策上的歧视却反复回潮,以至于到了必须反复“安抚民营企业人心”的奇特状态。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本是一个经济常识,比如最有辨识度的“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税收贡献超50%,国民生产总值占比超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占比超70%,城镇就业超80%,企业数量占比超90%。


但每次给个定心丸,没多久就有新的杂音出现,所谓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在各种包装下频频露头,此起彼伏,以至于市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这些舆论得以反复出现,是不是被默许的。


一种更尴尬的状态是,如果将定心丸视作一种抗生素,那么,从未被犁庭扫穴的杂音已经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


最近,我还读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大家都是国有企业》。文章写到,天天讨论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的合理性与存在意义,其实是个挺无聊的事,“只要还天天讨论,就表明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真正共识,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普遍真理,一个基本常识”。


“大家都是国有企业,是中国所拥有的企业;大家也都是民营企业,是人民经营的,为人民服务的企业”,文章最后这段话深得我心。


何时舆论对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不再有“分别心”,各级政府不再需要反复拿出定心丸,不再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为民营经济的地位背书,才能说明民营经济的信心问题彻底得到了保障和解决。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时候,其他国家并不特别关心你是民营还是国有企业,只要你是中国企业,是对他们本国企业的技术领先造成威胁的中国企业,他们都会防范及想方设法的进行竞争与遏制。


就国际经济竞争的角度而言,并不存在民营企业这个中国语境下的分类。这就好比,国外并不会因为华为不是国有企业,就对他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中兴是国企,就对其特别施以制裁重手。



02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中国企业。


面对那些企图弱化民营经济合法性的杂音,当然需要舆论反击,定心丸当然也应该继续给,但从根本上而言,要化被动为主动,要逐步跳脱“民营经济地位问题”这个本没有任何争议,但为某些杂音所精心安排的“议题设置”。


我们需要回到更接近经济逻辑本质的的元话题:弱化国与民之争,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家群体,如何激发他们的敢闯敢干敢于冒险的原初精神,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在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中再次强调常识:推动经济发展,有远见、有闯劲、敢冒险、不服输的企业家扮演重要角色,中外没有区别。


这也呼应了管理学大师熊彼特和德鲁克一脉相承的常识:“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


在企业家精神的界定中,也没有对民企国企的特别分野。格力至少不算纯粹的民企,但没有人会认为董明珠不是企业家,董明珠身上没有企业家精神;今年8月退休的宁高宁,先后担任过4家央企的“一把手”,但也没有人会质疑他不具备企业家精神。


宁高宁2020年接受央视采访时曾专门谈到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他要很有前瞻性,也要有创新性。不满足于现状,愿意去探索”,“企业家可以去创新,可以去组织资源,可以去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且往往会超出你的预期”。


图/网络


创新、冒险、探索,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关键词,这没有中外之分,也没有国有民营之分。


相比民营企业的地位之争,当下更核心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语境中,可能正发生一些未必正向的变化。


12月26日下午,我参加了一场由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线上论坛:当代青年的就业与创业——共议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


在论坛上,我看到一份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22青年创业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2022年9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北京、广东、河南、陕西、四川、辽宁六省市的近三千名在职青年和大学生,进行了就业偏好、创业意愿及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认知等方面的调研,然后有了这份报告。


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当前舆论已高度关注的问题,比如青年的创业意愿不高,汲汲于体制内工作,“超过八成青年缺乏创业行动,甚至缺乏创业想法”。


尽管公共舆论对这一趋势表示出了高度的关注与忧虑,但我个人倒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这更多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经济前景暧昧不明时,年轻人在择业时自然更偏重有确定性的铁饭碗,这是极正常的社会现象,并且也不只是年轻人会这么想。


等到经济前景变得更有确定性时,这个问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改观。


但报告中的另一处内容却真正引发了论坛与会者的思虑:青年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诚信、爱国压倒了创新、冒险。


根据报告,中国青年认为爱国、诚信、创新是优秀企业家非常重要的品质,尤其是爱国与诚信更深受青年推崇,占比均近八成(79.0%),而创新则不到七成,冒险精神仅12.4%;在对企业家精神界定中,青年认为“社会责任”最重要(87.3%),超过了创新创业(85.4%)。


图/《2022青年创业认知与态度研究报告》


我们知道,在一些舆论的鼓噪下,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这两年对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家的认知,正趋向片面和偏激。


对民营经济的偏见更多是被舆论引导和塑造的,我们以上也谈论了不少,这当然值得警醒。但是,一来这个问题正得到主流舆论的政府的高度关注,二来谁是谁非也过于明显,只要大力纠偏,在短期内势必会有比较大的改观。


与此相比,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对企业、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偏差更值得引发关切,这是一个更隐蔽、更本质、更会对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长期创新产生威胁的“社会偏见”。


对企业而言,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些不仅更像是“锦上添花”的时代要求,而且与企业本质的关系并不密切,更像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备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一个界定“企业家精神”的特别标准。


这就好比,我们对一个公民的期待肯定包括善良这一点,但对我们会用这一点来特别要求科学家么?善良与科学家的定义有何本质联系呢?


可以看出,在企业家精神的定义上,中国社会也暴露出严重缺乏“社会共识”的问题。


这一久经考验的常识值得反复叙述:企业乃至经济的本质是企业家精神,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丧失了企业家精神,就丧失了长期创新的可能性,长远来说一定走向衰落。


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大面积丧失了敢于冒险的精神,或者冒险不被鼓励,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中长期也将丧失创新力与活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各种经典意义上的经济困境。



0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说到一段话: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这段话虽然指向的是平台企业,但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国家层面对企业和企业家提出的更高要求。


“引领发展”里包含了科技创新,“创造就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国际竞争”捍卫了国家利益。


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不仅不看你是国企还是民企,也不会追问你口头上爱不爱国,充沛的企业家精神,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支撑爱国的具体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持续用制度为企业家精神松绑的过程。


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出了问题,社会融资出了问题,出口出了问题,内需出了问题,中国经济有的是政策工具,有的是“治标”的办法,但治标只会短期有效,归根到底还是回到改革共识中来,用企业家精神来更长效的重启经济,不分国企与民企,以企业家精神作为评价一家优秀中国企业的标准。


所谓“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也要回到重启企业家精神的语境中,将创新与冒险作为界定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标准。


▲董明珠女士(图/视觉中国)


举个例子,裁定某家大企业是否垄断,不是看舆论与社交媒体上那些缺乏客观标准的众声喧哗,而是要回到“是否影响创新,是够影响全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之上来。


仅仅因为某家企业创新得好,取得了优势的市场地位,就用民粹思维动辄给人戴上垄断的大帽子,这才是和“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唱反调。


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靠的不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分别心,也不是将社会价值和家国情怀作为口头上的政治正确,而是一大批洋溢着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本能的中国企业。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点到民营经济问题时的意见,


“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笔者在参加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的研讨会时,还听了一个研究2000-2019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的报告,分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聂辉华。


聂教授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得出,2002年是中国营商环境的一个高峰,从企业家的反馈来看,加入WTO和鼓励企业家入党是最重要的两点。


加入WTO为企业做大蛋糕提供了机会,鼓励企业家入党则在制度上承认了民营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今天,提供更大的竞争舞台,以法律捍卫企业家利益,依然是确保中国经济拥有长期信心的两个基本前提。


信心不是定心丸,信心更不是经济刺激大水漫灌,信心是让事情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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