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 | 知识体系创新与中国议题设置

知识体系大致可分为传统知识体系与近代知识体系,今天的知识体系(甚至说今天的社会)就是建立在近代知识体系之上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即目前的学科设置,完全是近代知识体系的产物｡中国虽然有几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但可惜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没有发展为近代知识体系,没有走出前近代｡近代知识体系产生于欧洲,这是欧洲引领近代化进程的知识背景｡任剑涛在《如何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设置中国议题?》一文中说:“就成型的现代知识体系来讲,它生成于17世纪的欧洲,经18世纪‘启蒙运动’的狂飙突进,在19世纪成为流行全球的知识形式｡20世纪,现代知识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它不可撼动的全球地位｡”

总体说,欧洲的这套近代知识体系服务于各国的近代化进程,并随近代化的发展而逐步完善,所以我们看到后发现代化国家几乎都原样照搬欧洲的知识体系｡目前中国大学的学科结构及课程设置,即为欧洲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基本就是全部移植｡

因为近代知识体系形成于欧洲,这套体系中无疑渗透着欧洲浓厚的历史传统,因此它与我们的传统也并不能实现无缝嫁接｡比如,古典学和神学学科在欧洲传统大学里是基础学科,但中国就没有设置这两个学科｡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话语权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今天甚至要求突破欧洲的这套知识体系｡近年我们的确做了很多工作,最典型的莫过于新学科的设置,我们已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尝试突破欧洲传统的学科传统,设置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都已成为一级学科｡

近代知识体系在中国缺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对近代知识体系几乎没有特别重要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导致中国近代化进程缺位的同时,也让中国的近代文化建设缺位｡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从传统自然而然转向近代,而是在外力推动或胁迫下,才不得不缓慢转入近代｡尽管学术界有人大批特批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论,但我认为,这个理论用之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却仍然是最有效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变化正是因为在外力推动下才发生的,所以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历史有严重的断层,这个断层很大,唐德刚称之为“历史三峡”,可能一点也不夸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所做的其实一直是补断层的工作;说得准确一点,我们其实主要是在恶补类似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功课的同时,并加紧恶补后来的功课｡也就是说,人家至少走了300年的近代化过程,我们要在几十年内完成｡说实话,用这么短的时间去补齐短板,非常不易,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首先应该肯定,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在某些方面尤其是物质方面,我们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就完成了人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可是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在知识体系､知识积累方面,可就不是那么简单容易了｡事实证明,我们不可能在几十年补齐所有的短板,尤其是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等等方面的短板;而这些短板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问题可能也愈来愈突出｡比如,我们抱怨为何中国经济发展了,但诺贝尔奖这么少;我们的GDP世界第二了,但抱怨为何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如此之小｡在知识创新､思想贡献方面,我们的差距依然非常之大｡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近代知识积累方面,尤其是在基础知识积累和创造方面,缺课太多,有很多重要的课我们还没有补,或没有补全｡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解释,我们现在为何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理论､概念,但较少得到回应,更少得到认同的原因了｡

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往往有比较大的偏差,而这些偏差导致我们学习的速度很慢､学习的程度很浅､学习的效果很差｡比如,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就有不少偏颇之处,可我们却经常将这些偏颇视为正常｡任何知识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具体的理论､概念,的确都有地区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征;但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只有那些更多具有共通性､普适性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才能得到共鸣,才能逐渐被大家接受,从而成为共享的知识体系｡这里面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即普适性与特殊性谁先谁后､谁重谁轻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中,我们并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往往过多强调特殊性,而这种过多强调不仅可能会使我们的眼界更窄,而且可能使我们成为异类｡比如,关于“中国特色”,我们应该如何讲述､如何强调,这是长时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

可能正是因为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我们的认识出现偏差,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出现偏差,这导致我们与国际同行的对话越来越难,导致我们陷入自言自语甚至是胡言乱语｡即使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我们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照常理说,关于中国的议题,当然中国人最有资格提出,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也应该是中国人提的水平最高,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中西交通以来,中西学者关于中国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命题｡但比较而言,中国学者的贡献不多;在有关中国重要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是落后甚至是缺位的｡仅就以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为例｡最晚从18世纪开始,中国作为欧洲文明的“他者”———即与欧洲比较的对象,成为欧洲学者关注的领域,他们以中国映照欧洲,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议题｡比如法国启蒙运动眼里的中国古代善治､重农学派对中国的崇尚､传教士著作中关于中国文明礼仪的论述以及现代早期艺术中的中国趣味,等等｡当然,更有影响的是欧洲汉学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二十世纪初,甚至有不少中国学者跟随欧洲汉学家学习｡二十世纪中期之前,文化中心在欧洲,汉学研究也在欧洲｡但是,因为那时中国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停滞以及国际地位的底下,欧洲学者提出的很多议题很快被人们淡忘,直到最近才又被重新提起｡

二十世纪中期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关于中国研究的话语权也逐渐转移到了美国｡此点在历史学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在所有通史著作中,剑桥中国史的影响最大,学术声誉最高,此点使中国历史学者颜面失尽｡不仅如此,甚至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重大观点,很多也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论”,施坚雅的中国市场体系论,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论”,以及近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过密化理论与加州学派等｡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最近几十年中国历史学者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在学习借鉴欧美学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中国议题,创新了理论和研究范式｡比如,李伯重的江南早期工业化理论､王家范的传统假性市场理论､赵轶峰的农商社会理论､刘志伟的贡赋体制理论､赵世瑜的新江南史理论等｡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国史学甚至对中国整个学术界都曾经有一些重大影响的理论,我把这些理论称为虚假的中国议题,这些议题比上述诸位学者的理论影响更大更深远｡而今,这些理论已被证明不仅非常荒谬,而且对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很大的误导｡但不幸的是,这些议题却依然被很多人信奉,甚至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知识基础｡举例如下:虚假命题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此论暗含一个前提,即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因此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是必然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历史资料中把它找出来｡这个论证其实有两个方法论的错误,一是以论代史,即先有理论,后有历史;二是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置于生产力之上,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此议题的提出,还因为我们没有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机理｡中国在明清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是一个假议题,追问前现代中国发展为何没有走出传统才是真议题｡虚假命题之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论｡此议题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相伴而生,同样荒谬｡这个议题客观上的积极意义是加深了对东西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弄清了欧洲的封建本义与中国的封建之不同｡虚假命题之三,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但现在学者质疑,中国在前近代历史阶段,科学技术并未领先,人们的很多相关认识有误｡虚假命题之四,中国是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文明｡此点张绪山教授已经在《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一文中对这个假议题做过详细论证,兹不赘｡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是唯一有较为完整记录的文明｡虚假命题之五,中国古代的GDP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1820年左右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个命题影响极大,不仅很多人相信,甚至不少经济史家也经常引用｡以上列举的这几个命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其突出特点是教条主义和民粹主义,前者表面上逻辑严谨,实际漏洞百出;后者特别容易被人接受,能够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中国学术创新是知识体系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是决定性的一环｡经济发展､环境宽容､政策开放､积极进取等都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其中,学术期刊在知识体系创新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希望综合性期刊能够在目前现有体制下,在建设新文科精神号召下,充分发挥综合性的优势,办成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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