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去来处》西湖首映，全球核灾难：世界的发展正将人类带向何方？

今天，赵亮导演的纪录片作品《无去来处》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进行中国首映，《无去来处》以核能危害为关注点，呈现一段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的危机旅程。此前，这部纪录片曾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新颖，耗时长久而十分必要，诗意且极富挑战”戛纳电影节如此评价《无去来处》。

此次新片《无去来处》是赵亮的第一个国际制作项目、第八部电影长片作品，取景于乌克兰、芬兰、日本、哈萨克斯坦、德国、白俄罗斯。延续《孤寂的声音》对核泄露灾难、受害者关注表现，本片以作者化、未来感的风格与跨越虚构纪录的方式，展示了伤痕累累、触目惊心的“人类世风景”，既是对当下争议声音的传递，更是一次对不远未来的探望。

作者｜李慕琰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震惊世界的核灾难发生后，Maria和姐妹们回到了切尔诺贝利。她们的村庄被划为禁区，白天士兵不让进，只能在夜里偷偷回去。这里没有医院和商店，也没有教堂可以祷告，居民们像游击队员一样度过了许多年，政府不再管了，他们通上了电，不时有游客带些食物来拜访。

赵亮见到Maria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多岁，一起回来的老太太们相继去世，整个村子只剩下她一个人。他跟着当地导游进去，第一次下着大雪，Maria静静地坐在家门口。第二次已是夏天，见到Maria的第一眼，她依然坐在那里，同样的位置，两个镜头几乎一模一样。

“老太太怎么一个人过了三十年，她怎么熬这个时间？”赵亮好奇。

常年独自生活，Maria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嘟嘟囔囔。更多时候她什么也不做，只是托着下巴发呆。因为语言不通，大多数时候赵亮只是把摄影机摆在那，人全都出去了。小钟表滴滴答答，Maria这里坐坐，那里坐坐，过会儿就躺下了。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一位幸存者这样描述：“时间过得好慢好慢，就像童年一样。”对方还说，老了只能等待死亡，死亡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村里没有牧师，没有人听他告解。

赵亮从1990年代开始创作纪录片，《罪与罚》《在一起》《悲兮魔兽》等作品多次入围国际电影节并获奖，一直以生猛的独立影像记录中国社会。2017年9月，他在位于中朝边境的家乡丹东拍摄，忽然发生了地震，屋子剧烈摇晃，午睡中的家人慌忙跑下楼。

后来看报道才得知，起因是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也是系列测试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中国环境保护部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

“我们都知道切尔诺贝利爆炸了，福岛爆炸了，其实我们觉得离我们很遥远，远方发生多大灾难，我们就是听个新闻而已。”赵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一旦要把这个东西联系到自己的生活、你的家乡，你会觉得那么好的一片土地，将来有一天真的出事故，那就完了。”

赵亮用三年多拍摄了纪录片《无去来处》，追溯全世界核灾难的历史，并记录了现状。2012年，由于严重的雾霾，赵亮驱车环游中国，寻找与环境有关的拍摄主题。从那时起，他的创作重心从民间社会转向了全球环境议题，“社会整个动向、全球大的方向让我觉得这样的主题应该是最急切的，气候的权利和气候政治是人类更当务之急的课题”。

2021年7月，《无去来处》入选戛纳电影节的特别放映单元。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道：“影片最后，一条漫长而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隧道仿佛一个巨大的问号：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正将人类带向何方？”

“他们还在深深地遭受苦难”

在日本，福岛禁区守卫森严，一般人无法踏足，只能在当地居民的陪同下，以帮他们搬家或打扫为由，才能进去拍摄。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泄漏后，大约16.4万人被迫疏散，但留下的废墟仍是他们的财产，有权进去处置。

赵亮联系到一位当地居民，他原是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人，自小接受的教育都告诉他“核电是人类的未来”。事故发生后，他失去了家园，搬迁到三四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他感到受骗，起诉东电公司，成了反核人士。几乎每周他都要回到福岛，拍下那里的变化。

他开车带着赵亮和拍摄人员进去，“他们（政府）也都知道这种情况，你带的人也不都是来搬家、收拾的，都是记者。”赵亮说。

受灾最严重的核心区域无人居住，日本政府在更远处设置了一些临时安置点，赵亮去的时候已经少有人住，他遇见一对不肯搬走的老夫妻，拍下了他们的生活。

侧门进入，这是迟到20分钟观影者的参与方式，仿佛变成惩罚一种：在从光明进入黑暗区域的一刹那，世界仿佛在未知中被打开，未知而不可触摸，等习惯了黑暗，才看见好多观影者站在后面，后排的座位却空着，以为在等待着我们坐下，落座才发现，在前排人头组成的阴影里，大屏幕上的字幕根本无法看清，只有寻找到一点的缝隙，才能有限地组合成一句句子，或者是旁白，或者是对话——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最后一天，这部最后获得展会最佳影片的电影《妮诺丝卡》就是以如此断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缺省的20分钟里，妮诺丝卡最初的命运是以何种方式被打开的？在不完整的句子里，一个尼加拉瓜的女人如何能言说自己的遭遇？

回到切尔诺贝利自行定居的幸存者之一。即便政府令行禁止，仍有小批幸存者回到禁区生活。（《无去来处》剧照/图

国道6号在福岛县内有一段管制路段，车辆只能通行，严禁停留。沿途两边都是废墟，赵亮看见路边一间荒废的小超市，玻璃都碎了，偷偷下车想赶紧拍点，站岗的人很快过来制止，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赵亮被审问了一下午，填了大量表格，报备出境的时间和联系方式，面临被超市主人起诉的风险。最终警方联系上超市主人，对方没有追究。

日本政府对福岛的种种严格管制，除了对辐射的安全考虑，也出于对媒体报道的警惕。赵亮参加过统一采访，福岛定期开放一批媒体进入工厂，向外界介绍最新的处理技术。赵亮去的那一次，工人们演示了如何清洗一栋楼，把干抹布叠成规定的大小，一点一点地擦拭。用完的抹布也变成污染品，和废料一起专门储存。整个过程极其繁复，“像舞蹈一样，虽然很笨”。

对工人们而言，留在福岛虽然危险，但可以获得高昂的报酬。他们每天随时携带盖革计数器，用于测量辐射量，如果连续工作几日的辐射量叠加到了正常人体承受的极限，就必须休息，和其他人轮班。切尔诺贝利规定工人每周工作不得超过四天，赵亮进去拍摄时，每到四天也必须出来，几天后再回去。

（‍日本福岛 《无去来处》剧照/图）

这些年来，福岛附近的部分区域逐步解禁，但大多数居民拒绝回迁。赵亮常看见一整排崭新的汽车停在废墟里，即使除完污染人们也不敢回来。“日本的状况因为是刚发生的，他们的经济条件也好，放弃就放弃了，有那么多危险就没必要。”赵亮认为，切尔诺贝利与福岛分别呈现了核事故的过去和现在，“在福岛，他们还在深深地遭受这个苦难”。

在切尔诺贝利，过去了35年的核灾同样留下驱散不掉的阴霾。核泄漏之后，当局在核反应堆上建造了一个巨型的钢筋混凝土“石棺”，试图阻隔底下的放射性污染。但这些年来，附近区域的儿童癌症和残疾仍有居高不下的发病率。

位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有一座孤儿院，由爱尔兰的基金会扶持，收养那些残疾或遭受遗弃的孩子。赵亮去拍摄时，孤儿院的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反复按摩，“跟亲妈似的”。那里住着各个年龄段的受害者，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孩子用流利的英语对赵亮说，“我有肖像权，你拍之前应该问我允不允许”，让他羞愧不已。

影片放映时，孤儿院的画面让影评人王小鲁印象深刻，他感叹，“我没想到后来还有这么多的孩子在遭受这个。过去35年，竟然还没法避免今天的孩子出生还是有它的影响。”

“看不见的敌人”

第一次进入福岛拍摄，当地政府给赵亮一行人发了全套防护服，从口罩到鞋全副武装，后来再去就不发了。他们只能自己买些防尘口罩，没有更多防护。每次拍完回到小旅馆，都要在进屋之前把衣物脱在外面，防止被辐射的粉尘粒子附着在上面。

“当然也非常害怕，有恐惧心理，但是逐渐地胆大了，因为这个是看不见的敌人。”赵亮形容。只有随身携带的盖革计数器提示辐射的真实存在，当它连续不断地发出高频的“嘎嘎”声，说明辐射值越来越高。

辐射高的时候，未婚未育的女性工作人员就留在车里；到了300以上，大家就都不下车了。切尔诺贝利著名的摩天轮下，还有广场的某条地缝里，盖革表一靠近，就会尖叫得近乎“爆表”，数值飙升到最高值19999，超过了计量范围。赵亮把这些声音录下来，从影片一开始就挥之不去，“那个声音是做不出来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十公里内有一片红色森林，即使历经多次的铲土除污，仍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红树林，两只盖革计数器都爆表了，他们需要车窗紧闭，快速地穿过去。赵亮记得，澳大利亚录音师吓得脸都白了。

此行辐射最高的地方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苏联曾在此做了456次核试验，直至1991年试验场才关闭。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核爆炸隐秘而持久的影响，尽管哈萨克斯坦科学家已进行了30年净化，但那里的辐射水平依然很高，当地医院仍在接治大批发育异常的婴儿，试验场周边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地区的5倍。

在哈萨克斯坦拍摄时，赵亮把摄影机架在一个水泥台上，按下按钮，机器立刻停转了。后来他才知道，当年切尔诺贝利爆炸后，摄影师在飞机上无法使用机械相机，强烈的核辐射连机械都能干扰，更别说电子产品了。

切尔诺贝利盛行灾难旅游，大巴车载着一批一批的游客到来，他们都不做任何防护。旅游路线会设定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只有一些不经允许的“潜行者”（stalkers），会自行进入危险地带，以摆弄废墟里的遗留物品取乐。

像Maria这样自行回来的居民被称为“返回者”（self-settlers）。2020年，Maria去世了，她身体无恙地活到了八十多岁。赵亮推测，她家正好处于核电站的上风向，风不会吹向那边，减少了辐射的影响。

（乌克兰老人 《无去来处》剧照/图）

另一位乌克兰老太太和残疾的姐姐相依为命。她在桌子上摆着自己做的蘑菇，请来客们品尝，桌子有点脏，但赵亮和同行的人都不好意思拒绝。长期接待游客让她变得习惯表演，在人前总有固定的程式，赵亮希望拍下更真实生活的一面，但待的时间久了，老太太就不耐烦了。

有一次为了拍到一位老大爷的日常生活，赵亮把其他工作人员都请回车上等，独自面对他。大爷家离旅行路线远，鲜有游客来访，赵亮和他语言不通，只是静静地拍着，大爷的眼睛慢慢变得湿润。赵亮也不知道原因，猜想着“他的动容是因为受到别人关注，还是想起了自己孤寂的一生？”

这些老人的每一个镜头都拍得缓慢悠长，“我希望让人真的用这样一种注视去看他们的脸。”赵亮刻意没有采访，他不需要人们对着镜头诉说，而是买下《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的版权，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年深入禁区所搜集的采访内容嫁接在片中的人物身上。画面和旁白惊人地匹配。“他们的故事是一样的，我要表达的不是个体的特殊性，而是群体的共性——这个时代里，他们遭受的命运。”

“我们太渺小了”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计划从2023年逐步排放一百多万吨废水，为期30年。

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世界共同的难题。台湾电力公司将核废料储存在台湾东部的小岛兰屿，岛上的达悟人把它视为可怕的“恶灵”。

赵亮申请进入德国的核电厂拍摄，要遵循严格的程序。每进入一个车间，都需要在换衣间脱光所有衣物，从头到脚穿上防护服，到下一个车间再换上全新的一套，如此往复。摄影机要经过仪器的检测才能进去，其他设备都不能带，由此防止参观者带走任何粉尘。

切尔诺贝利废墟。（《无去来处》剧照/图）

“核电厂非常巨大，太壮观了，拆除是一个非常耗时的工程，清理被污染的建筑材料、金属、电线都是非常细致入微、像照顾孩子一样用心的工作，不胜其烦。”赵亮回忆。

芬兰的办法则是在一座岛上深挖了四百多米的地下储存库，带有放射性的核废料可以在里面封存十万年。这座“核坟场”命名为翁卡洛，芬兰语的意思是“空心”。翁卡洛一年只开放三次，赵亮足足申请了一年，才进去拍到这条漫无尽头的地下甬道。

在《无去来处》中，切尔诺贝利是过去，福岛是现在，翁卡洛代表的则是核问题的未来。“我们认为核废料放在那儿，就是安全地被束缚住了，其实不然。人类的历史记载一共就几千年，埃及金字塔几千年外表已经斑驳，人类到现在都没能想到怎么去标注这个地区，警示后人这块地方是危险的。”赵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们太渺小了。”

赵亮解释，“无去来处”的意思是“前进没有方向，回归亦没有家园”，他认为能概括当代人类的状况。影片的英文名叫作“I’m So Sorry”，“这是我真心想对世界、对自然、对后人说的话。当下的环境困境、能源困境是每个产生碳排放的人都有的原罪。如果每个人都谨慎起来，多做一些环保的事情，可能这部分能源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本文原标题【《无去来处》与核泄漏之后的世界：“前进没有方向，回归亦没有家园”】 作者，李慕琰 ；责任编辑，邢人俨，首发于《南方周末》。

无去来处（2021）

导演: 赵亮
类型: 纪录片 / 历史 / 灾难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香港、法国、荷兰
上映日期: 2021-07-14(戛纳电影节)
片长:96分钟
又名: I’m So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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