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或者标签化，是在秩序化思维下对他者的排斥和简化理解。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的认知模式是秩序化模式，包含了人对秩序感的依赖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秩序动物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时，会利用经验确证和媒介传递的成文知识来试图将这种不确定性秩序化，最后纳入自己的认知模型。而由于不确定性和感性材料繁多，使得秩序化的过程倾向于采取对某些基础问题建立既有结论或者分类来方便认知，这便是主观论断造成的既有印象或者观念。我们姑且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作私人性的模因（meme）。模因这个概念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上是指人类在集体行动中总结的一些不言自明的观念。这些观念可以传播，比如在情感中，人类普遍需要亲密关系的安全感；由于生育协作的缘故，人也集体传承着性伦理中的忠诚；人类规避疾病产生的模因，在现代社会中就显现为在穿着和居住上的卫生习惯；人类的集体生活，让我们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利他模因，并在利他基础上认同了一些道德直觉；同时也有在现代社会看起来负面的模因，像是对于性别角色的标签化定义、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单一规训等。随着信息媒介传播机制的不同，这种模因会在传播中被不同接受者或传播者重复编码和赋义，进而成为我们建构基础性认识和行为策略（包含对事物的好恶，对人的标签化的否定或认同等等）的激励机制，并决定我们重新接受原始信息材料的理解框架。
这种自我维持本身，是自身对感性材料的秩序化。而当人的自我经济结构走向稳固，甚至缺乏活性时，如果在感性经验里出现异类或者新的不确定性，就会祛魅和类比自己熟悉的经验论断，或干脆采取否定和排他的态度来维持模型的稳定。不少中年人在看待后辈的亚文化时，会对自己生活经验中不会出现的文化活动 —— 视频播客、极限运动、二次元文化和嘻哈摇滚等进行贬低，认为这些出现在他们自身秩序想象之外的东西是种不务正业。而如果后辈的生活选择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有可能直觉性地暴怒，用不理智的方式去干涉后辈的生活选择。
这种秩序化和社会结构也有着紧密关系。人种志学者 Arnold van Gennep 和文化人类学家 Victor Witter Turner 对于仪式的研究，突出在表现仪式制造的秩序化建构语境和社会本身存在的过渡结构，也就是人本身对于外部的秩序化需求和社会秩序对于人的同化作用，形成了我们对于秩序和秩序内角色分类的理解。包括巫术占卜对祸福生死的预测，这种过渡结构缓解了人对自然界总体不确定性的焦虑；同样，在族群外部的自然运作模式上，泛灵论和相关仪式也给予了人类原始的秩序化理解；亲缘想象，以及共同神话这种过渡结构，形成了共同体内部的基于性别和生产角色的分工，制造了权威与服从。事实上，现代生活也存在这种通过仪式制造秩序的方式。比如即便我们现在不一定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但「面对面」仍然不能被完全取代，它和公共仪式一样，秩序化了我们角色的分类和上下级关系，建立了一种基本的共情和对话语境，讨论也容易找到基本点。那些严肃场合的议程设置和合同签署场面，本身就在强化合作双方之间的认同。大多数时候，我们依赖秩序感，恐惧不确定性。
人群中的异类，往往会受到排斥，只因他们存在于一部分人的自身秩序想象之外。
但是，随着组织生态复杂化和信息媒介从印刷发展到互联网，私人性的模因开始变为公共性的模因，同时，基于模因的族群叙事开始崩解。这时，媒介和接受者的参与式文化建构，使媒介和信息编码本身开始产生公共模因：媒介成了关键字、成套的价值观以及经验节点的制造者。这使得族群因生存共同体产生的亲缘想象和共同叙事开始发声，导致在现代性社会中遵从个体性想象的人群开始通过各种公共模因网络形成基本的社会认同。于是族群-想象-叙事变成了个体-族群-认同。而文化人类学可能将这种文化模式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想象，并进一步深化文化生产模式的转型。就像近年来女性对于性骚扰事件的发声与反抗，它制造的公共模因重构了男性中心的职场文化，使得一些基于私下场合的权力逼迫和骚扰在公共领域被曝光，进而促进了职场生态的性别民主化。
社会心理学有个比较重要的理论是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来自于社会心理学家 Henri Tajfel 和 John Turner。但最早的探讨其实是从 Muzafer Sherif 的罗伯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开始的，用于解释族群中心主义（Ethnoentrism）的两个内外群体的行为，即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而鄙视链本质上也是由这两个行为组成的，区别在于「鄙视链」往往存在于某个文化背景（文化社群或者社交网络空间）中的网状冲突，但核心机制还是这两个。当年 Sherif 在罗伯斯山洞实验后总结了一个叫作群体冲突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着力点，是所有群体在某种情况下（话语权的争端，资源的争夺等），为了有限的竞争目标，会天然形成相互争夺的行为结构。那么各群体在竞争性环境中，会分化甚至极化，群体内会因外部压力和向心力而使得内群体偏好显得极为一致，且对于其他群体（甚至内群体部分人）产生排他行为，这种排他行为又保证了内群体的边界稳定。在此过程中，分化程度相似和冲突较小的群体会形成新的共同目标，而本来内群体在另外领域的不一致，又会导致内群体分化后形成新的小群体，进而形成新的外群体冲突，然后又产生第二波分化和交叠，进而网状的鄙视链也会形成。
而 Tajfel 和 Turner 的理论扩展了这个问题。群体的产生存在一个社会认同的中间机制，这个机制导致我们即使不经过组织性动作，从直觉上也可以认同和自我描述为某个「群体」，同时与这个群体的特点和内群体偏好自觉保持一致。他们二人的最简群体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即使是把人分配到一个简单、无意义的类别中去，也足以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并形成外群体歧视。而这个机制中最主要的是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和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Tajfel 相当于用心理学语言去解释了理论社会学中常说的「社会性」问题。而无论是男权文化分化的性别身份，消费文化导致的次文化分野，商业分工产生的不同领域，甚至有交叠论题的不同学科共同体，都会产生群体内极端一致和用自我身份与群体共识来偏见地定义其他群体的现象，鄙视链的内部机制就是如此。这种机制是行动统一体通过群体建构机制和内外划分建设的社会群体认同。该模式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群际冲突。在社会认同阶段，人对秩序化的需求，就不再是自我和外部不确定性的矛盾，而是内群体认同和外部不确定的矛盾。基于经验节点的自我秩序化开始让位于基于政治共情的共同体秩序。而群际间互相宣称主权的行为，会导致群际冲突的可能性悬置在群际共同生活之上，我们将它叫作「象征威胁」。这种敌意基于社会认同的内外建构，形成了一系列由于区分带来的创伤性经验节点，会产生偏见、身份歧视和敌我建构。第二是优越感的塑造。相比于第一点的横向位面，这里更多体现为纵向的构序。经济学家 Thorstein B. Veblen 的有闲阶级论，套用到资产阶级文化建构上来看，社会认同机制作用在阶级差异中，就会产生一系列用于识别阶级身份的表观模因，包含兴趣、品味、价值观、卫生观念、生活方式等，最重要的是会出现所谓的同温层怪圈 —— 在认同群体内部，通过社交仪式和价值观分享互相强化认同，即便这些类似于沙龙聚会的社交行为可能显得极为矫作。这些区隔性作为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上位群体通过建构对下层群体的诸多鄙视性刻板印象来进行识别和区隔。当代中产阶层的认同，就不完全是资产、职业和社会网络的认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
在互联网媒介生态继续深化之后，印象和模因首先成了一个可以被媒介制造的东西，或者说是类型化机制。娱乐产业的类型化角色，开始类型化明星或偶像的虚构主体，这种类型化工业最初是为了打破同质化的明星偶像形象，以及与受众的隔绝，但最后却演变成了以类型生产类型的虚构肉身；网文工业作为去除作者独断话语的读者性文本，如符号学家 Roland Barthes 曾经预言的那样进行着参与式文化写作，但当网文本身产业化以后，网文的参与式结构也处于一种类型化的生产模式中 —— 题材、剧情模式、人设都开始通过类型化机器进行拆解和打包。其次，类型和模因也开始形成对真实生活的倒置。网络是无身份性的，社会身份是一种同化机器 ，而类型化生产则在消解社会机器的趋同性。这使得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的群体政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类型化的模因生产开始反过来主导社会生活本身，它形成了传统雇佣-人情关系之外的新组织模式，包含价值共同体、亚文化和兴趣共同体，而这些新的自组织也开始参与公共领域的话语塑形，并展开自我主体性的仪式性行动，满足了我们新的秩序化需求。这些自组织体成为了个体对秩序性需求的新主体，也同时改变了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比如将宠物晋升为伴侣动物。哲学家 Donna Haraway 将上述现象视作某种道德延展主义，以及现代共同体的一种赋予他性行为。他性在此处姑且可以视作接受了一种和动物构成亲缘性的伦理价值。
我们总会被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墙阻隔。
这在当代社交网络中表现明显，人们很难进行有效讨论，而倾向于互相标签化和攻击，然后回到各自的价值共同体里寻求共鸣。
最后，这些仪式性行动构成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式，这些模式建立在信息媒介节点的信息资料和模因构成的理解框架之上。从公共角度来说，公共领域有常态化的议程；对个体而言，面对信息过量的环境，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在既有的价值观基础和理解方式上，去选择性地接受信息和解读信息，并进一步强化我们的认知前提。这使得公共空间中，不同组织体间的价值中间地越来越狭窄，内外意识之别逐步演化为敌意，组织体之间强化的敌我意识和标签化的身份指代，使得对话空间坍塌成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空喊话。比如当代媒介社群是接受部分认同的自媒体或者信息节点的精准投喂，强化自己的价值认同，而不会去寻求和不同群体对话、冲突和妥协，这些公共对话也强化了我们对公共舆论的信任和讨论价值，这相当于公共对话机制被这种各自圈地的认同模式解体了，相比于对话和冲突，更多人愿意选择沉浸在自己的价值观圈子里。
这算是秩序化模式的新一代转变。但这也导致很明显的问题 ——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群体极化本来是媒介传播学家 Stoner James Arthur Finch 论述兴趣共同体时产生的概念，和上文中的类型化机制类似。但是极化本身这个概念开始延展了，即各个群体的话语生产让公共领域的中间带进一步被压缩，甚至公共领域本身就被碎片化，使得公共对话的可能性几乎被取消。这种现象一部分是由于传播机制导致的，比如微博转发链，这一机制就容易导致极化，因为整条转发链上几乎都是同质化的话语，最多间或有几个当作反面典型的其他观点。另一部分要从认识模式来说，极化是秩序化的民粹化。个体性的中间群体不是被话语压制到不敢发言，就是被倾向性团体收编。而倾向性团体的自我强化需求，甚至会进一步同质化和极端化，以排斥倾向不明显或引入不确定性话语的个体。而这也固化了群体内的模因和信息认知的模型。
同时，公共参与或者慎议民主理论者建构的公共对话机制会趋于失效。媒体追逐或者编排的事件被各分立的话语团体用既有信息认知模型拆解，成为内部强化的质料，并热衷于在不同事件层面制造二元对立的价值冲突。公共讨论建构的共识方式 —— 无论是来源于「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法国思想家 Raymond Aron 根据这起事件写就了《知识分子论》，指出能够坚持真理、坚守知识和信仰的人才能够称之为知识分子）开始的由知识分子引导的共识模式，还是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事件真实和反思性对话 —— 正在走进坟墓。两个陌生人在通过身份标签认知对方后，甚至可能无法开展一次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而是热衷于通过各种方式制造道德优越感和区隔秩序，在价值冲突中消解和挪用对方话语，将对方的歇斯底里化为乐趣，分别自我宣称胜利。
政治学家 Bruce Ackerman 在 John Rawls 政治自由主义框架下分离出了两个重要的机制，一个是「中立性」，一个是「公共对话」。中立性不是价值无涉，而是和公共对话一起组成中立性语境，保证对话者基本的话语自由，其次再通过集体公共审议形成有效的共识。当然，媒介生态的变迁导致类型化生产达到了极致，而人对秩序感的依赖也极端到了二元对立的地步，公共理性假设让位于情绪共鸣、话语输出的极致快感和殉道般的神秘体验本身。长久下去，对秩序感的依赖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秩序模式的失范，甚至共识机制的消亡。不过，在所有人都追求秩序化依赖的集体行动时，容易导致秩序内部的矛盾和个体化诉求暴露，进而减弱人们对于秩序本身的信任感。这也许算是秩序化追求本身的一种二律背反（Anti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