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女明星在为个人实现而努力时，不仅面临年龄与身份带来的隐性规则，也要面临诸多由女性身份引起的关于个性和综艺感的负面预设。 除了看入行十几年的「姐姐们」大展隐藏技能，很多人对《姐姐》的期待还包含着「看热闹」的心态：我们好奇，强势如宁静、张雨绮、黄圣依的「姐姐」们要如何相处，仿佛已经确定她们之间会有「一场大戏」。那些对节目嘉宾间友谊真实与否的窥探和她们言谈中透露的对当下生活满意与否的线索，是以女明星为主角的综艺真人秀的售后服务 ——你显然不会对《极限挑战》中的男明星进行全面的微表情分析。早在国内综艺节目全面开花之前，从女人们的互动中获得心理满足的节目设计就已经四海皆准了：在《比弗利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Beverly Hills）、以「三个女人一台戏」为基础的《与卡戴珊姐妹同行》（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乃至以专业背景为支撑的《全美超模大赛》（American's Next Top Model）中，没有冲突，节目就失去了它最吸引人的卖点。 嘉宾间的言语甚至肢体冲突，是真人秀《比弗利娇妻》的看点之一。 如 John Flügel 所述，18 世纪男性着装的「Great Male Renunciation」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男性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彼时，男性通过放弃繁复精致的时尚、建立沉稳简洁的形象来强调自己作为关键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女性则顺理成章地戴起手套和面纱（以便保持精致与整洁），担任花边的角色。除了过剩的生产力对女性提出的要求，在男性主导的叙事中，女性构成的「小团体」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展示冲突和虚情假意的任务。挑剔、计较、情绪化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某种女性特有的性格特点（弱点），事实上它们都不过是人类普遍而自然的情绪和个性而已。 根据 John Flügel 于 1930 年提出的「Great Male Renunciation」，18 世纪末，男人开始放弃对于装饰和美的要求。于是，西装在 19 世纪的男装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 《姐姐》的出现和它受到的关注标志着一次新的尝试，它更像是中年女明星从家长里短的婆媳、夫妻、亲子综艺中抽身而出，试着把握自身主导权，获得「男性品质」的一个出口 —— 衰老不是女性的原罪。在不甚高明的年龄卖点之外，如何让这场选秀真正成为女性主义视角作品的起点，避免它成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的虚伪狂欢，才是值得去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