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像追剧一样观看文学纪录片吗？

Original T China T 中文版 2021-05-31

2020 年 10 月，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电影《掬水月在手》全国上映。在大银幕上看耄耋老人叶嘉莹深情念诵诗文，淡淡讲述大半个世纪前的战事家事，看足 120 分钟，一定会被感动。非虚构文学近年越来越有市场，平移到电影界，同样属于非虚构领域的纪录片也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接受度。仅这一年，从 BBC 的《杜甫》到 CCTV 9 的《文学的故乡》，都选择了古今中国作家作为纪录片主角，这无疑证明中国的文学大师得到了重视（2 月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由贾樟柯执导的文学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令人期待）。这很容易让我回想起数年前第一次看到陈传兴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电影时的感动 —— 那是华语文学界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追忆一代经典，当之无愧的现象级文化事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节目的审美趋势。

今年伊始，霸占网络热搜的除了疫情中的数字，就是作家日记，全世界都一样。上半年的全球书市报告显示，全球疫情导致书店销售大幅度下滑，但网购图书数量却在攀升。这不意外 —— 书，一向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如有烦恼或自觉弱小无助，精彩的故事还具备让人忘忧、忘我甚至励志的奇效。假以时日，还可造神或毁神。书的可能性不胜枚举：作家写作会基于国仇家恨、风花雪月，也会天马行空地向外喷薄。阅读也是极其复杂的内向事件，要有一定的智力、理解力、共情力、想象力、生命阅历 …… 同一个故事，同一行诗句，不同的人读来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 诗作若由诗人亲自来阐释，多半会和评论家的解读、读者的揣想差之千里。

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承蒙例外提供

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人们讨论了多少次电子书会不会取代纸质书，书籍会不会走向衰落，写作和阅读会不会败给视频和照片，沦落为更小众的文艺行为。电影自诞生以来就从文学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素材，也始终意图反哺文学，并由此获得滋养，茁壮成另一门依附于技术的独立艺术。放眼全球，王尔德、卡夫卡、萨冈、聂鲁达、卡波特、叶芝、索尔尼仁琴、三岛由纪夫、兰波、安徒生、拜伦、萧红 …… 都有专门讲述他们人生故事的文学电影 —— 既有好莱坞式的大片，也有文艺的实验作品。

今年秋，张爱玲百年冥寿，受疫情所限，民间纪念活动仅限于一大批怀缅追忆长文，香港大学也只能在美术博物馆网页虚拟展出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陈传兴导演扼腕叹息：「要是当年有一点点爱玲的影像资料就好了，哪怕她只是虚影一晃，也好过后人无从流连。」

文学纪录片的好看，不同于粉丝追逐偶像，而是在于：电影能让文学家从幕后走到镜头前，不再沉默，言行生动，性格展露，将「作家」还原为活生生的「人」；电影追索文学家一生的创作，摘引金句，提亮重点，又苦于屏幕无法一页一页翻过去，便激发出「观众」还原为「读者」的心，当即下单，购入作家杰作数本。

这个过程是锁链状的，情感更牢靠，更有黏性，阅读更有明确的指向。相比之下，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网店第一时间狂推作家作品就有点像撒网，虽抢购一空、清仓加印，但买家多少是盲目的、好奇的，甚至带着囤货的心态，对作家事实上仍是陌生的。《掬水月在手》公映后，豆瓣上叶嘉莹、顾随、杜甫的相关页面的点击率和「想读」率激增，宛如数据化的观影感受。哪怕白先勇坦言叶嘉莹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哪怕也有学者指出叶嘉莹的诗论在当代恐怕很难有真正的继承者，但电影至少照亮了一扇始终在暗影中的门。

电影《掬水月在手》剧照

©承蒙例外提供

热衷刷抖音的大众何时能再有上世纪 80 年代抢购文学书的热情？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Olga Tokarczuk 说过，文学从来都是小众的，但这不是说文学不需要拓宽读者的面向。不论在哪个国家，一流文学家都是名人，但这不是说写作就是受到大众关注的事业。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有畅销书，但这不是说追捧一次畅销书就是关爱文学，更不用说关爱文学从业者了。从文学青年走到文学中年的路上，多少人流散在为五斗米折腰的坎坷中，忘了文学曾带给自己的感同身受，只能在碎片的、娱乐的视频里假装一笑。更多的人从来都不是文青，从来都不爱看书，假设一部电影能改变他们的想法，那简直再好不过了 —— 这样的转变，也许就出现在看完《我的诗篇》（一部讲述工人诗人的纪录片电影）后的某些观众的内心。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出现了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梁鸿 …… 贾樟柯选择让街头的普通人朗读他们的作品，他坦言，「当普通人朗读这些文学诗句的时候，文学赋予了人们一种尊严。」当下，让公众多读书需要渐进地、多元地培养，电影的加持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这是一种近乎投喂的培养方式。在 CCTV 9 的镜头中，作家们屡次提及「血地」的概念：母亲诞下自己时的那片土地，亦即故乡，血脉的源头，亦即文脉的源头。剧组跟随六位重要作家返乡，探访父母旧居，也包括最初撰写文稿的居所，寻迹作品素材和灵感的最初源头。这部纪录片近乎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并不脱离老百姓。贾平凹的《高兴》来自老朋友的故事，毕飞宇的《推拿》来自学生的学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来自额尔古纳河右岸 …… 这套纪录片将作家的个性溶于乡土人文情怀之中，解读的立场极为中正，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文学影片。

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报

纪录片是反高潮的，通常都要容纳一整个生命的时间，导演的创作需要先解构，再构建，先解读，再表现。「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文学的故乡》为什么好看？很大程度上，观者是被这些人生经历异常丰富的作家们体验到的历史人文震撼了。共鸣发生在历史的回荡中，发生在作家、电影人所凝聚的思想和感怀中。写意的镜头并非简单的图文置换、人物简介、风土意象，但或许正是这些充满视觉魅力的镜头最能起到加持的作用，亦即用美感打动文学世界外更多的人，让他们由这个美好的入口走进文学的世界。那么，最有力的加持是写意的影像抒情吗？江南水乡，长袖善舞；高密草莽，山东大板；园林幽处，白衣少女；佛堂拂晓，水波心经；大雪停歇，石佛露面。再配上写意的音响？拓印石碑过程中的敲打声，揭下印纸时湿润的剥离声；耄耋老人深情念诵诗文 …… 这一切美旨在唤起崇高，写意之美既是节奏和情绪的调节阀，也是电影人对文学人的解读之概括。

以文学为主题的纪录片，实际上有至少三个层次：明线是解读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暗线是导演对传主、对文学的解读。所以，陈传兴拍叶嘉莹、拍周梦蝶、拍郑愁予的手法是不同的，虽然纪录片的主体都有访问传主、访问传主的亲朋好友良师故人、赏读诗句的段落，但叶嘉莹的身世之坎坷与弱德之美形成隐忍的对比，周梦蝶的多情多语多诗需要沉淀绵延的日常场景做隔断，郑愁予的诗歌需要历史文献打底。尤其在《化城再来人》中处心积虑要拍出周梦蝶最爱的《怪谈》和大海影像的交叠递进的层次、最爱的佛经在水中漂摇度化，这些大量的视觉隐喻，足可见得导演的用心。这就不仅仅是审美上的创造或迎合观众，而是电影人阐释文学人的精神史的视觉手段。这才是最有力的加持。

坦白地说，文学本身是自足的，自成一界 —— 哪怕影像有更强大的话语权、更广的传播面，也对那个世界无可奈何。转瞬即逝的诗词摘句，甚至诗人本人亲口念诵的诗句都不可能给观影者以深刻的、足够的领悟时空 —— 读懂那些诗句需要时间，品味更需要时间，而电影恰恰不可能给足这样的时间，哪怕有些文学纪录片已经篇幅很长了，但终究长不过文学家一生的创作。范式已然形成。纪录片对文学和文学作品的贡献在于自觉的转述和解读。作家不应该只是指向他写就的文本，还要扮演与文本有关的社会角色。作者的身份是建构的结果，电影在这一点上有所建树，可以尝试做作家人生的见证者。当然，作家若被符号化，成为意图的附庸，那这一切就只是强套范式的低劣制品。

Tokarczuk 在领奖词中说：「我也梦想着有一种新的叙述者 —— 一个『第四人称』的叙述者，他自然不会只是语法结构的搭建者，而是能够成功囊括每个角色的视角，并且有能力跨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得更多，视野更广，忘却时间概念。我认为这样的叙述者是可能存在的。」假如文学中的「第四人称」还未见分明，至少，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纪录片电影成为这一崭新的「人称」。

最好的文学电影似乎应该和文学互补：把不可读的变成可观的，提供直观的阅读作家和作品的路径，但真正可读的作品仍在电影之外，要由新老读者一字一句慢慢读透。

那么，会有范式外的文学传记电影吗？Alejandro Jodorowsky 在 2016 年的自传电影《诗无尽头》中，以夸张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回顾了自己年轻时的诗人历程。如果你看过他的《圣山》和《鼹鼠》，应该就能想象出来 —— 用女高音歌剧唱腔讲话的母亲、导演的亲儿子演的父亲、导演的另一个亲儿子演的年轻版的自己、导演本人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并棒喝年轻的自己。诗人需要遇到各式各样的疯狂艺术家，需要对时代主题有所回应，需要体验性和爱，需要反叛。这样的传记电影是世间罕见的，本身就是一次魔幻的创作，但没有什么不能懂的，因为 Jodorowsky 的夸张就是直白。有时，真相就是戏剧。大概，范式的好处之一恰恰是指明了范式外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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