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 12 月 14 日各州选举人团象征性的正式投票，美国总统大选似乎已经正式尘埃落定，当选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也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副总统和首位非裔副总统。作为女性政客，她的外貌、衣着受到了远超过男性政客的关注与评价，在胜选演说上的一身 Carolina Herrera 白色西装，被一些批评者指责是在众多深色服装中凸显自己。多年来，讨论女性政客的衣橱一直被视为一种禁忌。在以男性主导的政治角斗场中，谈论女性的外表本身就是一种歧视的表现。2008 年，当 Sarah Palin 成为共和党的副总统提名候选人时，她在职业生涯中的成就远远没有她的穿着惹人注目。当年，Palin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穿了一件价值 2500 美元的米白色 Valentino 外套，被认为与她的亲民人设大相径庭，「跟梅西商场的化妆品销售员一样漂亮。」《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这样写道。
Sarah Palin 身着 Valentino 外套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昂贵的服装让她颇受诟病。但毋庸置疑，时尚的确在女性政治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 颜色的象征意义尤为重要。例如 Harris 被吹毛求疵的白色，就在妇女参政议政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Harris 的确在「凸显」自己 —— 以女性的身份。在美国妇女争取到选举权的 100 年后，一位女性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之一。Harris 不是近年来第一个穿白色的女政客。第一位获得美国主要政党副总统提名的女性的 Geraldine Ferraro，在获得提名当天穿的也是一件白色西装；2016 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Hillary Clinton 就曾在多个场合穿着白色套装，在竞选活动中，这似乎已经成了她的标志色；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民主党女议员多次通过集体身穿白色服装，在无法发出声音的场合，默默地表达着自己的立场；尤其在 2020 年，作为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第 100 周年，白色服装几乎成为了很多女政客这一年正式场合心照不宣的着装标准。
1984 年 7 月 12 日，Geraldine Ferraro 穿着一身白色套装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创造了历史。
事实上，白色作为女性政治「权力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初。当时，英国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领导人 Emmeline Pethick-Lawrence 意识到，将视觉元素纳入集会运动中是非常必要的。于是，在 1908 年举行的伦敦海德公园集会中，Pethick-Lawrence 就选择了 3 种颜色 —— 白色、紫色和绿色，分别代表纯洁、尊严和希望 —— 成为了集会的主视觉元素。其中，白色因为视觉冲击力更为直接，被鼓励在大型活动中穿着使用，而紫色和绿色则常见于小型集会中。
1911 年英国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创作的女性歌曲《The March of The Women》海报，主视觉由白色、紫色和绿色构成。
而受到英国女性的启发，成立于 1916 年的美国国家妇女党（NWP）也在随后选择了白色、紫色和金黄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而金黄色对绿色的替代，是对 Susan B. Anthony 和 Elizabeth Cady Stanton ——她们在 1867 年演说时用堪萨斯州的州花向日葵作为象征——进行致敬。于是，白色作为女性政治力量的代表，从那时起正式步入了历史舞台，白色的服装也开始出现在女性政治的各种场合。而对于黑人女性来说，白色的象征意义则更为关键。1917 年抗议私刑和种族歧视的无声游行中，黑人女性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将自己塑造得更纯洁和女性化，对男性参政者们对她们进行「男性化」及「性变态者」的污名化展开驳斥。
1968 年，Shirley Chisholm 成为了美国第一位黑人女性国会议员，在她确认当选的那天，穿的就是一件白色的套装。三年后在她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衣着也是白色。
在 21 世纪，白色的服装更适合逐渐演变成了女政客们的「权力着装」（Power Dressing），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 100 年前走上街头争取选举权的女性为了得到男性尊重而选择「女性化」的白色，我们看到的是她们用凌厉的白色传递出坚定的立场。显然，在当代的政治语境下，白色的含义已经与 100 年前截然不同了。用颜色表达女性政治立场的例子绝不仅限于白色。2011 年，时尚作家 Robb Young 在《权力着装：第一夫人、女政客和时尚》（Power Dressing: First Ladies, Women Politicians & Fashion）就对从古埃及的 Hatshepsut 到希拉里 · 克林顿等众多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女性以及她们的衣柜进行了盘点。
20 年前，女性的「权力着装」拥有固定的模式 —— 保守的剪裁、严谨的领口、沉稳的颜色 —— 与男性参政者别无二致。作为女性政治家，旧金山市长 London Breed 曾给出这样一条着装建议：「最安全的做法是穿同样的衣服。」于是，女性参政者们在颜色和配饰上的选择极为谨慎，试图在工作场合中弱化自己的女性特征，毕竟，「几十年来，魅力四射的女性都有着不被重视的风险。」帕森斯设计学院教授 Garelick 说。在 Young 看来，所谓的「权力着装」，至少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表明女性适应了一种极为实用主义的穿着，女性以这种形式来增强他们的政治公信力，并在她们希望赢得支持的人群中，增加自己的受欢迎度。但这样做真的能让自己的外表无懈可击吗？在完成从「第一夫人」到女性政治家的身份转变后，Clinton 也经历了一场穿衣风格的改革。曾经，作为「第一夫人」的她，大多选择美国品牌 Oscar de la Renta 的裙装礼服亮相，风格偏向于淡雅、传统和半身裙。但在走向政坛后，她便向「权力着装」靠拢，将一系列纯色长裤套装作为了自己的标志性造型，但这却为她引来了「不会穿衣」的骂名。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Hillary Clinton 就一直以同色系长裤套装出现在公众场合。事实证明，女性参政者无论穿得多像个男人，对于她们的刻板印象都不会随之消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今属于女性政治的颜色的不断多元也与女性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形成了互文。在男性主导的既定规则中，出席重要场合的服装必须是保持上下同色，相互搭配的套装。但自 2005 年成为德国总理以来，15 年间，Angela Merkel 都以如 Pantone 色卡般颜色丰富的西装上衣搭配黑色西裤的标示性形象示人。她打破了着装色彩的传统框架，而大胆使用各种鲜亮的颜色来为自己增加号召力。
Angela Merkel 常常以上下不同色的造型亮相。
而前任英国首相 Theresa May 更是毫不讳言自己对时尚的喜爱。「我是个女人，我喜欢时装。对于从政、从商，以及在各工作领域的女人来说，如何做我们自己，并且表明你既聪明，又喜欢时装，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 2015 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May 在接受 Tina Brown 的采访时说道。在 May 的首相任期中，她对颜色的探索已经超过人们意料之中的范畴。她穿着性感的豹纹中跟鞋、俏皮的口红图案平底鞋，甚至在欢迎墨西哥总统时还穿着一双过膝长靴。May 毫不掩饰地展现着自己作为女性追求美的天性。但与此同时，她在政治方面的作为也并没有因为多元的颜色和服装造型被掩盖。
Theresa May 颇具时尚感的造型成为了她的标志之一。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政治家们展现着自己对色彩的掌控力。刚刚得到拜登提名成为下一任内政部长的 Deb Haaland 是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原住民女性。在上任后，她并没有像很多女性一样拉直头发或剪短头发以彰显自己精明干练的气质，而是依然保留着自己黑棕色的波浪卷发，戴着色彩各异的大尺寸耳坠和项链，以拥抱自己的原住民文化。她说，十年前，她或许会感到压力，而选择把这些视频留在家中。但如今，「我只是觉得我们都是女性，我们彼此支持。」
12 月 17 日，Deb Haaland 身着色彩鲜艳的原住民服饰接受内政部长提名。
诚然，对女性外表的过多谈论，本身也是性别偏见的一部分。但通过服装来试图打破这种偏见，未尝也不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在之前社交媒体疯转的打电话告知拜登胜选的视频中，Harris 上身着 Nike 运动装，下身穿着一条紧身 Leggings，随意到可以用不修边幅形容。Harris 在这段视频传递出的形象，不是一丝不苟连出门跑步都要精致的政客，而是一个仿佛邻家阿姨的真实、勤恳的工作女性。对于位高权重的政客来说，这个形象显然不是无意展现给公众的，而是精心设计过的，但这样一个朗爽大笑的形象，比得体的精致套装和高跟鞋显得更贴近普通女性，也更能成为「小女孩的目标」。
另一个近期经常在她身上出现的单品，则是 Converse 的帆布鞋，在竞选活动中，她多次以牛仔裤和平价帆布鞋作为着装选择，这当然是亲民牌的一部分 —— 但背后同样是这位女性强大的能量与自信，她的策略中没有通过服装彰显权威（胜选演说这种仪式性场合除外），而选择了贴近选民的路数。
Kamala Harris 穿着彩虹亮片外套和 Converse 帆布鞋出席旧金山骄傲游行。一身白套装的 Harris 无疑是在向百年前走上街头争取选举权的女权主义者做出又一次胜利的回应；而脚踩 Converse 运动鞋的她则是向今天不分种族、不分阶级的女性发出声音：属于女性的时代，终究是会来的。女政客穿上了白色套装，表明立场；但当有一天，女政客终于可以不再需要用服装表明态度的时候，或许就是真正性别平等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