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可以携手合作、集体行动，从这样的关系中获取力量。而女性领导的这类关系文化，也可以让其他群体受益。」在 Belonging Space 公众号上发布的第一篇文章中，竹子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无疑受到美国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家 Jean Baker Miller 的启发，后者提出了「关系文化理论」—— 与他人建立情感和归属关系，是一种更先进，却也被低估的生活方式。然而，「线下空间」的形式在国内并不常见，一个致力于性别和精神健康的交叉性的方向的线下空间，则更是稀有。「精神健康不只是个体心理问题，背后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而性别是其中一个范畴。两者在当今社会，都处于大众瞩目的焦点，却也面临最多的误读和污名。它们都有一定的专业壁垒，又和现实紧密相连。」谈及为什么将性别和精神健康两个议题相结合时，竹子解释说。而在早年从事性与性别教育时，小卡就发现了大量性别与精神健康的交织地带，有的和致病原因有关（比如性侵作为创伤应激源），有的和社会结构有关（比如政策不公导致的持续无力）。后来，随着在精神健康领域的深入，她也逐渐发现二者在研究方法和行动取向上的共通之处：不管是性别还是疾病，都与社会标签及身份认同，也都与我们对正常与不正常的界定紧密相关。在 Belonging Space 内举办的性别主题桌游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酷儿理论的启发。Chosen Family （选择家族）是酷儿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意为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无法获得支持（常因为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时，这个人会选择走出家门，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视为一个新型家庭。事实上，性别友善空间、女性互助社、病友支持小组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了实践，如中国台湾的「国家妇女馆」—— 这是一个 330 平方米的多功能复合型的女性权益空间，不定期举办妇女 / 性别议题相关活动和展览，为妇女权益交流提供集会场所。 但 Belonging Space 的背后没有那么多的雄心壮志，它的成立也源于一次契机。 去年 10 月底，当大鱼社区营造中心的项目负责人西瓜向竹子发出邀请，希望有一个服务社区女性的组织入驻「闲下来合作社」时，竹子马上想到了小卡，约她一块去看了场地。此前，因为小卡所运营的「刺鸟栖息地」每年都要举办关于精神健康的展览，需要花费许多心力寻找合适的场地。对她来说，这意味着能在上海拥有一个长期的场地，让住在扬州的她不必来回奔波。 竹子也曾有过犹豫。她自认是一个「不那么爱社交的人」，由于担心运营空间会过于消耗，在做出决定之前，还曾列举下了种种好处和坏处。Belonging Space 展示区 「其实，在我心里还是有用公共议题把大家连结起来的想法。原先住在小房子的时候，就曾经就想开放我的客厅做一些放映，或者在楼道里搞一个流浪猫 TNR（抓捕 - 绝育 - 释放）志愿小组。但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契机。如果只是一个人的空间，还是挺难走出去的。所以当时如果没有小卡的话，我自己也不会选择创建空间。」竹子说。 幸运的是，空间成立迄今，竹子和小卡所期待的这种连接逐渐得到了实现。近五个月时间里，她们陆续举办了女性电影放映会、女性读诗会等活动，也和社群伙伴一起发起社区育儿互助小组，并为女权和性少数社群提供免费的小型活动场地。这些活动往往看上去并不「高大上」，但却充满着一种独特的「人」的气息。今年 3 月，Belonging Space 做了一场《生育纪事》的放映会 —— 这部戏剧由北京打工女性公益组织「木兰花开」和中央戏剧学院师生合作完成，讲述了底层女性生育过程中的真实隐痛。放映结束后，她们还邀请到了「木兰花开」的负责人齐丽霞做线上分享。防空洞的房间实在太小，观众只能分成两批，在不同的房间观看影片。到问答环节时，观众们又都重新挤回一个小房间里，座位不够，大家就蹲着、站着。网络时而卡顿，主持人只能举着手机与嘉宾视频，但观众们都很活跃，在黑暗中竖着耳朵，听着远方断断续续的信号。
社区育儿互助小组的初衷则是将一个社区中的女性连结起来，包括未婚的、单身生育的，或是二胎的妈妈，为彼此提供一些生育方面的知识或情感上的帮助。现在，这一线上社群已经有超过 100 位成员。前段时间，她们还从线上走到线下，在附近的小区做了两次亲子摆摊的活动。竹子承认，虽然活动的效果离她们的初衷有点远，「因为她们基本上都是在出一些闲置用品，聊一些关于宝宝的话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在活化一个社区。邻里之间有了一些小的连接点，慢慢熟悉起来，未来就可以做更多地互相支撑和学习。」她说。今年 6 月，Belonging Space 还举办了《精神科初次就诊指南》—— 一本与「刺鸟栖息地」联合制作的公益小册子 —— 的发布会。这本册子由小卡亲自编写，从一个患者的角度切入，介绍了去精神科就诊前应该考虑的问题、看病期间的状况，以及关于诊断和治愈的讨论。那场活动中，社区的居民和长宁区的医生都来了。「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 community 的感觉，」小卡说，「如今同城或文化类的活动都太『概念先行』了，像是美术馆组织大家去漫游，或者特别酷的工作坊。但我觉得理想的社区其实会有很多日常的活动，可以不用那么多酷炫、花哨，吸引的人也不用那么多，但得经常都有人来。」
Belonging Space 的客厅 更为难得的是，空间也让那些在线上无法互相触及或对话的人之间产生了连接的可能。让竹子感触颇深的是，一位社区大姐曾对 Belonging Space 售卖的女权胸针上的标语感到不解。「当时她就过来说，你们这个是干嘛的，还说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话，说如果每个人都信奉这个（女权主义）不婚不育都话，我们的国家就要灭绝之类了。」听闻这些话，竹子和几个伙伴和和气气地向她做了一些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也意识到，这位大姐其实没有恶意，只是对此感到好奇。后来的《精神科初次就诊指南》发布会上，竹子惊喜地发现，那位大姐也在一旁听。在 Belonging Space 中举办的女性诗会 「我觉得我们和那位大姐之间，是只有在线下才会发生的连结和交流。（线下交流）好像不会那么有敌意，因为有那样一个空间在，无论怎样都会继续对话下去，然后你们会找到更多的共识。如果只是一个 ID 的话，我估计自己也会有一种非我族类，完全不能对话，把他也想象成一个对立面的心态。」竹子说。竹子相信，虽然人在被不断异化，但还是有本能的「见到真实的人」的需求。让她觉得空间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便是当有参与者对她说，空间给了自己很大的归属感，即使每次过来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她还是会经常来参加活动。「空间能让一些人能够成为朋友，我觉得就很难得了。」
近几年来，线下的性别行动空间被不断压缩，与此同时，社交网络成为了国内性别议题讨论的集中地。一方面，家暴、性骚扰、性别歧视等议题受到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撕裂的声音也在加剧 —— 「婚驴」「平权仙子」等争吵在女权社群内部反复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运营一个线下的性别和精神健康的空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拥有多年公益经验的小卡看来，尤其是面对一个与性别与精神健康相关的议题，如果仅是发生在线上，很难行之有效。「网上看不到人，即便能够产生所谓的对话，也是建立在双方都是体面人，都很貌的前提下，比如需要提前说明『先说一下我的观点，防杠』『以下观点就代表我个人观点』之类，」小卡说，「要不然，就直接吵起来了。但在现实场景下，一个人的反应、眼神、肢体动作都能够成为配合他语言信息，成为一个整体，但在网上，大家就只能盯着文字和修辞了。」而像「抱抱你」「你辛苦了」这种如同出自 AI 之口的话，即使会让一些人觉得温暖，也无法代替真正的交流。Belonging Space 一角 「人们正在逐渐丧失语言和语言的丰富性，语言沦为信息、沦为『yyds』。我们原本用语言来沟通，但现在它扮演的却是『隔离』的角色。人们越来越『社恐』，一开始可能是玩笑，后来却会逐渐成为一种自我实践，（会让人）走向一种失能。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室的罩子，一旦走出去，就会因互相碰撞而受伤。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所以我觉得线下真的很重要。」小卡说。不过，几个月的实践也催生了诸多遗憾。空间的经营入不敷出、一些活动的报名人数太少、吸引到的大多还是同温层的伙伴，种种问题，都对一个线下空间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对「空间」这个概念仍不熟悉，导致这一资源很难真正活化起来。「我觉得这也反映出大家的嗅觉不够灵敏。我们已经租下了这个空间，希望被大家更好地『使唤』，但是也没有人知道怎么正确地打开你。感觉我们的公共性在这，但却没有被利用起来。」小卡略感可惜道，「可能互联网给大家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白嫖心态』，人们是消费者心态，而不是共创者心态 —— 消费者心态是说我可以选择来不来，评价你做得好不好；共创者的心态则意味着我会加入你、陪伴你。」
此外，一个空间能够吸引到怎样的人群，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来看，参与活动的大多还是精英和知识阶层。小卡认为，其中的原因可能也在于她们的话术还是太「书生气」，「在宣传上避免了很噱头的东西」。「所以我也经常在反思，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平衡。我们到底应该是再『稍微没有节操一点』，先把人吸引来，还是说从头到尾都要坚持表达我们的取向。」她们的探索仍在继续。在为期一个月的「飞路中英精神健康艺术展」期间，Belonging Space 作为分会场，将会持续三周循环放映精神健康主题的影像。8 月 8 日，小卡和竹子也会分别带领、协助一场《药》的剧本的研习活动 —— 编剧韩璐从一个曾被性侵的女性的经历出发，探讨了创伤应激症和抑郁症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关于患者家人对于创伤经历的共识，也关于抑郁症患者的后代教育与遗传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