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对话·合作 | 媒体报道与精神健康研讨会实录(一)

“在杂音系列专栏里，我们收集各种各样有关精神健康议题的声音。尽量去呈现更多的观点，打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集散地。”

  杂音系列 

第56篇 

 关键词：精神健康 媒体报道 

“如何更好地报道精神健康议题”第一次研讨会

时间：2021年12月15日下午

地点：徐汇区树德坊

2021年12月中旬，围绕“如何更好地报道精神健康议题”，刺鸟栖息地策划组织了两次研讨会。第一场联动线上线下，参与的各方嘉宾背景多样，横跨了多个学科和多种职业。从职业上来说，包括媒体记者、自由撰稿人、医生、公益从业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纪录片工作者、视频博主等；从和精神健康议题的联结来说，则包括了精神困扰亲历者、精神健康从业者、公益组织志愿者这几种面向。大家畅所欲言，增进了对彼此工作的认识，展开了有益的对话。

与以往以医生和记者为话语权中心不同，活动以亲历者的声音开场：科普博主少女神婆婆（沁文）围绕进食障碍、同样是up主的阿星人围绕阿斯伯格、双相躁郁世界的菠萝包围绕双相情感障碍，各自分享了倡导工作以及与媒体合作的经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陈智民，因参与和策划精神健康艺术展而与刺鸟栖息地结缘，就与媒体互动而言，与亲历者们产生了很多共鸣。来自澎湃SixthTone的资深编辑Yiwen、前媒体人竹子、Yuhan也都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做了分享。

活动过程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公益组织心声Mind的负责人姚灏博士，简要宣讲了心声公益“精神健康解困报道网络”项目的成果《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作者罗雪仪也讲述了撰写指南的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想法。指南中倡导的精神和原则，不仅呼应着参与嘉宾们的亲身经验和困惑，也得到了很多实践层面的反馈和建议。

正如姚灏所说，“伦理问题很多时候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谁发出了声音，谁的声音被消失掉了。愿意去听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和想法，本身已经是最重要的一步了。”

震惊！当媒体遇到精神健康议题

精神障碍自倡导组织都有不少和媒体交往的经验。

B站UP主“少女神婆婆”（沁文）提到，2021年举办身材焦虑展览期间，团队平均每周接受3-4次采访。传统媒体即使普及深度不够，但学术上相对都比较严谨，而一些时尚杂志、聚焦女性或健身领域的自媒体，往往以自身角度出发报道，出现了故事描述上的片面夸大，不仅影响部分受访者的心态，甚至对读者造成误导。比如，在症状和治疗方面，贪食症和暴食症是两种不同的疾病，报道却混为一谈，可能影响一些亲历者的就诊和康复。

同样是在组织“600号画廊”展览的过程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陈智民也发现，许多来访的记者最关注的是“一件很有张力和新鲜感的事正在发生”，但并不真正关心精神健康主题或此类病患，报道完成就结束了，缺乏有深度的挖掘。有的官方媒体还曾把“双相情感障碍”错写成“双相躁郁症”，在科普宣传上反而帮了倒忙。

更遗憾的是，有的记者喜欢用“震惊体”，反复强调的潜台词是“精神病人竟然能画画，竟然能创作”，好像面对的是对精神健康一无所知的读者。“也许是为了吸引对精神健康整体认知水平较低的受众，也许是作者内心本身有这样的偏见，这种震惊的语气不自觉就出来了。” 陈智民坦言，“这确实很难避免，包括我们自己第一次办画展，宣传亮点时也有意无意流露出‘震惊体’的意味。”

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有Ta 的生活、爱好、家庭、事业以及权利，不因罹患精神障碍而有任何改变。精神障碍永远只是一个标签，永远无法代表标签背后的活生生个体。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尊重原则

B站UP主“阿星球的阿星人”选择个人出镜做自媒体倡导前，首先注意到中国媒体对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刻板化呈现，“不是反社会人格、杀人狂，就是天才之类的”，这也代表了大众的普遍印象。她还注意到，媒体关注时点的不均衡。每到4月2日国际孤独症日，宣传就铺天盖地，也会收到很多采访邀请，但平时关注度就很低。

“由于缺乏社会辅助支持，几乎每个阿斯伯格都曾在学校遭遇不同程度的校园霸凌。我们面临的精神困扰是持续的，不是每年4月20日那天才bling bling变成一颗小星星。”阿星人笑称，希望媒体可以像关注抑郁症一样，对孤独症也给予长期均衡的关注。

这也引起了“双相躁郁世界”主创菠萝包的共鸣，其中还夹杂着一丝羡慕。3月30日是“双相日”，在她看来关注度还远不及孤独症日，这主要是基于孤独症儿童干预的政府和市场支持力度更高，她也希望其他精神障碍领域建设能跟上这个“标杆”，获得更多媒体关注。

对于阿星人所说的媒体传播现象，前媒体人竹子回应道，这确实是新闻传播机制自身的局限所在。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需要借助特定的由头，除了大型“国际日”之外，能够形成传播高峰的还有社会突发事件，后者往往是从较为极端的个案切入，来讲述群体困境，难以呈现更为日常的生存状态。不同媒体的时效、深度、同类新闻承载量不同，她也希望可以有更垂直和专业的媒体，长期关注精神健康领域，与公益组织和自倡导社群建立长期合作，形成更全面的信息流覆盖和记录存档。

审稿？专业性与独立性的拷问

过往与媒体不好的合作经历，会让亲历者自倡导组织和医疗机构更为谨慎，希望能够提前审稿。对此，媒体人/纪录片创作者、医生和亲历者之间展开了颇具张力的讨论对话。

沁文回忆，曾有一位央视记者前来报道，前期沟通得很好，到了现场才发现TA只关心“身材焦虑”这件事，甚至感兴趣于如何患上进食障碍，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减肥的目的。沁文解释清楚后，TA还在个人博客上讲述自己“大为震惊”的感受。沁文便要求记者发稿前提前给她审稿，并且只能在约定好的平台上发稿。对方却没有做到，而且丝毫不觉得理亏，最终报道效果也差强人意。从此，这两点就成了沁文接受采访时的硬性要求。

反思，意味着记者要去审慎选择报道中的措辞、称谓、逻辑、以及流露在行文中的感情色彩，它们不应该带有歧视与偏见，也不应该将读者引导至歧视与偏见的方向。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反思原则

医院的审稿要求则更为强制和普遍。陈智民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涉及到很多专业医学知识，谁水平高谁自然就更有发言权。事实上，许多专门跑医疗条线的记者，或者第一次直接接触精神障碍者的记者，自身底气不足，也常常会主动要求审稿。

“如果记者的知识水平、对真相的掌握程度已经充足，尤其是揭黑和批判性的报道，自然无需审稿，但针对弱势群体、有科普性质的报道，本身有一定的公益职能和社会责任，需要正确的知识传播、体现进步理念，因此建议审稿更好。”陈智民坦言，医院审稿只是害怕报道出错，媒体不一定要按照医院的口径，也可以自行请医学顾问或者亲历者来把关，兼具专业性和独立性。

“阿星人”也分享了自己与媒体对接采访的经验：首先询问记者对于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了解程度，比如浏览了哪些书或专业网站；其次核查记者和报社的公开信息；这些都没有问题后，向对方表明自己咨询过律师，需要保护个人隐私和权利，对采访过程也会进行录音。接受采访时，也会继续强调主题和内容的准确性，不可以出现刻板印象的文字，否则会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交流本身可能就会产生分歧和误解，双方都应该去透明化彼此的意义空间，这是互相尊重的问题。

对于报道对象个体的不伤害，意味着记者在报道时要始终将Ta 的权益放在首位，要尊重Ta 的隐私，要尊重Ta 对于故事呈现方式的建议与想法，更要尊重Ta 不被报道的权利。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不伤害原则

姚灏提到，医院经手的访谈，在医学伦理上有要求，一般会签订知情同意书，明确患者的权利，如果他想要删除访谈记录也是可以的。对此，前财经记者Yuhan提出了疑惑，弱势群体的定义和保护边界何在，医学伦理不负担大众传播的功能，和媒体的伦理操守还是会有所不同。资深媒体人Yiwen也认为，与其把精神障碍者笼统视为弱势群体加以特别保护，更建议的方法是针对采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去解决，采访中有哪些不合适公开的内容，所有人都有权提出。

在记者的职业操作规范中，审稿仍时常被视为禁忌。应采访人要求审核与TA有关的段落是可以接受的，但记者很少会将全篇都给对方审查，否则可能有违媒体的独立性原则。

Yuhan谈到，审稿与否可能涉及几个层面的差异：一是事实层面的出入；二是价值判断的不同。许多受访者容易提出，记者所写的不是他所表达的，但在记者看来，自己加工后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公众应该了解的。考虑到报道究竟面向哪类受众，存在一定的信息差，因此其中的差别确实取决于记者的个人理解，和TA所在的平台希望如何去传播。

以庞麦郎的报道为例，最初跟访的记者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呈现了庞麦郎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将他看作弱势群体，后来遭遇到当事人推翻他的陈述。“记者恪守的职业底线和受访者的保护界限，有时确实不在对话的一条线上。”

经过这次讨论，Yuhan也开始重新反思精神健康类报道的特殊性，和媒体角色的认知，“记者在遵守专业操守的同时，可能真的会对当事人造成影响。”她强调，精神健康领域的行动者，可以共同发声呼吁：受访者的权利是大过媒体权利的。

Yiwen则认为，对于非精神健康条线记者，在某些社会案件或者活动中，涉及精神障碍的元素，确实更容易产生错误，这本身也是对媒体声誉的损害。尤其是精神障碍者肇事肇祸事件中，容易强调精神疾病与暴力伤人行为的关联，加重群体的污名，媒体人在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对报道的导向和社会影响认识不足。“重点不应该放在鼓励审稿，而是通过讨论形成基本规范，再去推广和培训，提高记者的专业性。”

陈智民观察得出，记者可以分为“求深”和“求快”两种类型，后者往往更容易出问题。他也希望《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这类大众媒体，通过培训等形式，争取让指南在大范围传播，并形成行业内默认准则，进行自律和监督。

伦理：个体与群体利益的碰撞

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竹子明显感到，传统媒体的衰落与自媒体的上升期处于叠加状态，在大城市生活的精神健康亲历者有更强的主体性和自我权利意识。在科普报道方面，媒体和亲历者在“精神障碍去污名化”方面共识程度较高，但涉及到社会事件调查，利益冲突和伦理矛盾就会更激烈。

不伤害，既包括对于报道对象个体的不伤害，也包括对于精神障碍亲历者群体的不伤害……这意味着您要认识到，精神障碍是复杂的，个体叙事始终无法代表群体，您的报道不应该指向对于整个群体的评判与猜想，同样您也需要帮助读者认清这一点。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不伤害原则

她以自己曾经报道的“精神病院‘强奸’怀孕案”为例，爆料者为当事女性的丈夫家，而当事人自称发生性关系是自愿的，但如何诊断她的精神障碍病史，如何认定她的性自我防卫能力，背后又牵涉到非婚性关系在农村的道德化污名。可以说，当事女性的利益与丈夫家的利益是不同的，她的现实利益和精神障碍群体的自主性战略利益又存在着矛盾。在许多报道已经将她一边倒地刻画为“受害者”形象时，竹子更希望用个案报道来推动公众对精神障碍者自主权的认知，其中的关键就是不带偏见地与精神障碍者本人对话，因此这篇报道也受到了精神障碍公益法律界的欢迎。

“心声的报道指南构想的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状态，比如记者需要让受访者充分了解采访提纲，记者要和受访者面对面一条条确认问题是否想回答。但在社会新闻的语境下，首先是要建立和受访者之间的信任度，当你已经将对方定义为精神障碍者，把彼此的身份划得过于清晰的时候，会不会反而强化了一种对立和疏离的他者视角，或者说弱化了对方的能动性？”

竹子说，自己在尝试与受访者像朋友一样交往之余，也会坚持内心的伦理准则，自问“有没有利用这种模糊化的信任关系，套取一些不适合向公众传播的个人隐私信息”，同时在报道完成后也会继续向这位当事人提供情感关怀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Yiwen也提到，在过去的报道经历中，遇到的难题是：亲历者很可能被代言，或来自医生的分析，或是家属的描述。在采访亲历者的问题上，她想更多听听医生和社工的建议，如何更好地沟通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保护隐私和处理报道细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讨论形成共识。她还指出，精神障碍的历史演变和概念解析，也就是社会人文的视角，同样是未来可以更多关注和传播的方向。

（未完待续）

信息整合/写作：竹子

排版：冰冰

策划统筹：小卡

该推文是刺鸟栖息地发起的

《精神健康与媒体传播》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由同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

我们期待更多的声音

精神健康艺术团体。以超越学科的视角看待精神健康议题，身体力行促进知识和经验的生产， 秉持社会正义的理念， 探索多元介入的可能。开展同伴教育、 互助团体、 讲座沙龙等经典项目， 也通过影像研习、 影像制作、 戏剧演出、艺术展览等各种艺术创新方式进行精神健康大众传播。连续五年举办精神健康艺术展览。与多所高校合作， 组织教学和培训。曾获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BritishCouncil、 706空间青年基金、 银杏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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