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灭的旁观者
更多文章请点👆🏻蓝字
澳大利人莫理循(1862--1920)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他于1897-1912年担任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1912-1920年担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四任总统的政治顾问。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不负重望，声誉渐起，义和团运动中，他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到东南互保，使南方没有出现华北地区那祥的动荡，也保护了列彊的在华利益，开始得到列强的信任。1902年起，清政府实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袁世凯在总督任內锐意革新，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提倡工商实业，开办新式学堂。1905年后，他与张之洞等推动清政府实施政治改革，主张改革官职，实行责任內阁制。他进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一时间，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两人成为中国引人注目的封疆大吏。而袁世凱在枳扱推行改革的同吋，注意树立自己在列强，特別是英美两国中的形象，因而得到外国记者，尤其是莫理循的特别关注。义和团运动之后，莫理循曾在一封信中说：“袁世凯多年来比其他任何官员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他跟我们商议之频繁、请教之谦恭，是暴动前不曾有过的。"
早在1898年1月，莫理循已经注意到袁世凱，1902年，更是亲往保定采仿他，对袁世凯的作为深表钦佩，认为他是中国的希望。在莫理循的眼中，“袁世凯只有42 岁，是帝国最年轻的高官。他言谈率直，充满自信。”“说话铿锵有力，直截了地要求接收被八国联军控制的天津督统衙门和各国分管的八个地区。”甚至提出 “即使有所牺牲也要办到。《辛丑条约》并未规定中国失去天津的控制权。这个城市是直隶省的门户，本应是总督衙门的所在地，但现在却为列强所占领，在中国人眼中是丢脸的事。”
莫理循征询对英日两国刚刚签订的同盟协定的看法，袁世凯坦率地说，他对于协定保持中国的完整只能表示感谢，但中国的地位已降到如此低下的地步，需要别人来保护，他深感耻辱。莫理循结束采访时，对袁世凯充满了同情之心。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年3岁的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载沣摄政，欲杀袁世凯，但由于奕劻、张之洞等大臣的反对和担心引起兵变等原因，最终于1909年1月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被罢职的第二天，莫理循就发出电文，对袁世凯的“新政”功绩予以肯定，对清政府的上谕中只字不提他的贡献感到忿忿不平。最后他写道：“未来令人心焦。袁世凯是满族特权和太监们的对手，他被罢职对其他人，包括总督等各级官员，特别是唐绍仪，都是影响。”他还在之后的电文中宣称，“国家迫切需要他”。1911年4月，他请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给他提供一份袁世凯的生平，甚至向袁的儿子袁克定打听袁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情况，希望有机会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蔡于6月提供了一份袁的介绍，莫理循整理成长篇备忘录。在莫理循文件中，保存了两份袁世凯的生平，一份为1906年《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所写，另一份即为蔡廷干所提供，说明莫理循对袁世凯关注之深。莫理循在1911年备忘录的结尾写道：“不时地，会有一些传闻，说他可能要复职……袁世凯当然会恢复自己的权力。”
辛亥革命爆发前几天，莫理循向《泰晤士报》发去名为“中国新军”的长篇电文，强调“袁世凯是中国新军的缔造者。”“他告诉我们，这个军队若假以适当的训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袁世凯以一支胜任其事、训练精良的军队，代替了过去营养不良、衣破衫烂、抽鸦片烟的老式兵勇……在他的管理之下，当兵成了一项荣誉，不再受人轻视。”
莫理循不仅对袁世凯的改革实践推崇备至，广为宣传，而且对袁世凯本人忠于君主的行为表示钦佩，并寻找时机为他宣扬。辛亥革命爆发后，莫理循主动向《泰晤士报》 建议登载袁世凯的生平，他称之为袁的“自辩书”。11月21日的《泰晤士报》上，除了袁、莫二人关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交锋，大部分篇幅登载了袁世凯叙述其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活动，尤其是谭嗣同夜访他的寓所以及他回天津后的作为，中心一点就是，袁世凯对光绪皇帝忠心耿耿，一直都在维护满室，并非不忠之人。在莫理循眼里，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忠君爱国、锐意革新的实干家，满心希望袁能重返政坛，他在报道中宣称：“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中国大部分省份起而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这时，莫理循首先想到袁世凯的复出有了可能。他认为，袁是清朝皇室唯一的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11月1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对袁世凯被起用充满了信心。首先一再强调袁世凯将起到安定局面的作用。如11月14日，他在以“袁世凯在北京”为题的电文中申明：“簇拥的人群从车站到袁世凯的住处，一路上列队欢迎——与三年前他离京时只有几个朋友相送比较，真是天壤之别。他来京的消息已经起到了安定作用。”16日，他又一次强调：“袁世凯的到来，对中外双方起到了惊人的安定效果，使不安定的局面得以缓和，恢复了人们的信心，驱散了京城内毫无疑据的谣言。”
他大力宣传袁世凯是新的共和国领袖的合适人选，是中国的希望，在对中国南北局势进行了一番调査之后，莫理循认为，“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他还认为，中国无论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实行共和制，都需要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只能是袁世凯。到1911年11月中旬莫理循亲自南下说服革命党人时，又不失时机地发表革命党人也推崇袁世凯的报道，说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中，只有袁世凯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在满汉人中均有势力，掌握着国家最精良的部队，受到外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在1912年1月19日的报道中，莫理循认为，有理由表明，皇帝逊位，袁世凯当总统，才是和平的希望，是对当前困境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
莫理循对袁世凯的推崇和直传极大地影响了《泰晤士报》的领导层。1912年1月16日的社论对于中国尚未变成现实的事件持谨慎的态度，但一再说明，通过驻京记者的报道，相信一切将有秩序与合法地进行，同时也是根据莫理循的报道，社论对袁世凯的能力进行了长篇的宣传，给人们一种暗示，只有袁世凯才是新的共和国首领的最佳人选。社论指出，“在结果尚未明朗之际，新政府的首领应当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应是迄今为止赢得列强信任的有才能之人”。随后提到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说“他把国家利益放在党派之上，放在强烈的个人意愿之上，他已经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也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同时，对朝廷所作的妥帖安排中，表明了他娴熟的外交经验，他已经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能力。正如我们的驻京记者暗示的那样，他有权要求更大的权力”。
1912年3月10日，莫理循参加了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典礼。他写道：“典礼很是庄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载人史册。”4月29日，他参加了参议院的会议。袁世凯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袁给莫理循的印象是：袁世凯的公开演讲睿智且字斟句酌。他回顾了当前的局势，概述了国家在民生方面进行改革的紧迫性，说明了中国的债务情况和没能偿还的中外合同规定的还款压力，袁世凯总统呼吁加强与外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说明了改革土地税和更改矿章的必要性，以及改革金融、教育、诉讼程序和交通工具的必要性。他提议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中国改革金融、农林、谈到需要与外国列强签订协议以增加关税、还谈到需要减少出口税，废除厘金。”
莫理循在最后特别说明：“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听众。中国以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为国家作这样的演讲。”
更多精彩请扫码关注标以上本公众号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