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的民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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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祖籍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天津图书馆馆藏档案记其籍贯为“浙江鄞县”。其祖辈明季北迁燕京，清军入关时南逃天津，落籍天津，是为天津寿岂堂徐氏。曾祖父、祖父在河南为官，故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城内曹营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当时的世人看到他们母子非常清苦，就劝他们去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二十四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氏昆仲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
徐世昌先中举人，后中进士。徐世昌向李鸿藻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世凯为李鸿章所赏识，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世昌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世昌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世凯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便受到袁世凯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夙志。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世凯、徐世昌皆功不可没。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
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国、日本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满洲面貌焕然一新，“一隅之地，人才济济”，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世昌亦为此而自豪。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世凯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转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而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
徐世昌于民国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已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尽管中方代表顾维钧等据理力争，中国的诉求仍被列强置之不理。
而在徐世昌看来，日本一国独大，必将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国、恃威专权，而一个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对他维持统治无疑是最为有利的。
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徐世昌给自己专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委员有熊希龄、朱启钤、孙宝琦、李盛铎、王宠惠等，也多为研究系中人。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处理某些外交事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着明显的亲日倾向，徐世昌想以此来制衡段祺瑞势力对外交的控制。
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徐世昌欣然应允，并主动为其筹集旅费。
1919年春，梁启超抵达欧洲后，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呼吁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与日本订下的密约，原来段祺瑞为获得日本贷款，已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于日本。那时徐世昌还未成为总统。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给徐世昌。
徐世昌收到电报后，考虑到当时山东问题正在交涉，英、法、美态度尚存变数，过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将电报加以处理，转交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并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作为手无实权的总统，徐世昌深知诉诸舆论，实行“国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发动全国学生商人，地方会议以及海外华侨等团体，连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去慰问、鼓励电报和信件。与此同时，包括《晨报》、《申报》等各大报纸每天都详细报导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这位就任以来“对于新闻记者异常注意”的文治总统，确实希望动员和凝聚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他曾说，“戊戌以来, 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 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报纸在社会上之权威, 俨有凌驾官吏之趋向”。
随即，作为徐世昌总统顾问的林长民，联合汪大燮、张謇等人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以此向北洋政府的亲日派施加压力，希望对中国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日，张謇等致信梁启超:“务肯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矣。”
在巴黎，梁启超提前获知消息: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将议定，将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获悉噩耗，深感问题紧迫。4月24日，梁启超急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抵制卖国条款。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立即通过外交协会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随即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首先，致电巴黎和会四国首席代笔威尔逊等人:“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不承认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同时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中国代表陆征祥等人说:“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随后，林长民满怀激愤写下《外交警告国民书》，于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文章称:“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该文刊发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斗争, 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收到7000多封国内警告电。
如果外交失败，日本在华权益得到承认，就意味着段祺瑞实现独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总统之位也将难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现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
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长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转告在座学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做出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
在五四运动的前期，徐世昌对学生运动的基本态度是理解同情的。5 月 4 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示威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5 月 6 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表明其基本态度。该令称：“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保护。及未能及时制止，以致酿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职，殊属疏误。所派出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免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 该令中，徐世昌既没有为曹汝霖、章宗祥申冤，也没有对学生过激行为进行苛责，而是斥责了警察总监调度失宜，疏忽失误，警察有负职守。这当然是徐世昌的一种官样文章。5 月 7 日，经各方面协调，徐世昌下令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
5月下旬，五四运动范围不断扩大，从北京波及全国，由学界推至各界。迫于形势，徐世昌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声援活动，从上海开始，除了学生罢课外，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最高潮。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于6月10日下令辞去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自己主动向参、众两院提出辞职。徐世昌的辞职立即在政界引起了震动。辞职书刚送到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就亲自登门把原件退回。而徐的政敌、在运动发生之初曾经大骂徐世昌的段祺瑞，这一次则亲至徐宅，对徐世昌进行挽留。各地挽留徐的电文也像雪片般地飞来，一时颇有“总统一职非徐莫属”的势头。至此徐算是稳住了阵脚。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6月28日，徐世昌亲自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徐世昌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以书画自娱，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 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
徐世昌无子，两个女儿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长子徐绪直过继为徐世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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