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伊里：衡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要看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5月18日在杭州举办，围绕“区域公益慈善的‘共’与‘通’”的主题，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和全国各地区的基金会从业者、政府、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以及关心公益慈善的150多家机构200余位与会者展开深度交流。

本文为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在峰会中的主旨演讲，题为“公益慈善组织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角色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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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有机会出席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主办方给我的题目叫做《公益慈善组织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角色和价值》。我理解它的核心，第一是公益组织在新的议题当中如何去推动社会进步，第二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当中，社会组织自身怎么进步。关于这两个进步的问题，我有一些粗浅的思考，与大家分享，请教各位。

01.

关于发展和进步的问题

四十年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意识。关于发展与进步的关系，回想起来，事实上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一开始，我们认为发展就等于进步，那是一个以GDP论英雄的年代，我们埋头苦干，5+2、白+黑，以为只要发展了、有钱了，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是干着干着，我们发现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越来越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发展速度越快，贫富差距越大。20多年前我在浦东工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浦东GDP增长速度在全中国最快，每年以30个百分点朝上走，我们很快就发现，在那里最早突破了基尼系数的底线，很快就超过了0.4，所以这让我们很奇怪：经济发展了，怎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呢？

这种差距后来在全国面上逐渐表现为地区的差别、城乡的差别，甚至职业的差别。还比如一些原本受人尊敬的职业，像教师、医生，当学校、医院都奔着钱去谋发展的时候，设备、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时候，这些职业却不那么受人尊重了。甚至有一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不均衡的发展、不公平的发展、无底线的发展以及背离了初衷的发展，都不是进步的发展理念和进步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有发展无进步”的现象。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上作主旨演讲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工作的，我们很迷茫，为什么发展不天然等于进步？还出现那么多我们原来没有碰到过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公益组织在那个阶段迅速发展，我认为是跟这个现象有关的，公益的使命就是要回应这一类问题的。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要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和落后，奔向小康和进步的话，前一百年我们基本摆脱了贫困。那么未来一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就是要奔着小康和进步去的，就是要追求进步的发展理念和探索进步的发展模式，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现场与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会长陈加元交流

我经常会想，我们这一代人，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摆脱贫困，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可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做了多少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东西呢？有哪些影响人类、影响全世界的进步理念是我们这一代人提出来的呢？想一想，好像还真的不太多。但是，在座的公益机构，尤其是我们的公益创始人，我们加入到公益领域来的初衷，不就是要来回应这些问题的吗？

什么叫进步？其实中央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要追求共同富裕。具体来讲，我认为就是要确立和追求更公平、更正义、更自主、更自然和更和谐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益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使命和更强的优势，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我们就是为这些议题而生的。

02.

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

现在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我觉得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两个维度，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上作主旨演讲

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追求的宗旨意识、价值观和意义属性，其中包括理念的现代性、伦理原则的现代性、价值观的现代性、功能的现代性等，它是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要知道，我们这批人是为守住灵魂而来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包括各具体发展领域的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其中包括制度的现代化、组织的现代化、机制的现代化、技术的现代化、人才的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等等。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比较重视现代化硬件的建设，而忽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创新与实践。我想，这或许是我们陷入“有发展无进步”困境的根源所在。

03.

关于长三角公益慈善的生态建设

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已经列入国家战略。回想30年前，中央最早赋予浦东开发就是要辐射上海、乃至长三角的使命。习总书记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就着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翻了翻我原来的工作笔记，有很多就是记录当年长三角一体化议题内容的，所以长三角一体化是中央谋划的一个长远战略。去年，习总书记在视察上海浦东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生态”这个词，现在被广泛应用，我理解生态有这么几个要素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第一，多样性；第二，复杂的关系结构。生态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孤立的东西，它是由不同生态位组成的结构体。高大的，承阳光普照，矮小的，汲雨露滋润，各得其所。第三，有内在互动机理，有自然生态，有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等，是非常多样的。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出席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

所以，长三角一体化，如果用生态概念来说就是要保护多样性、多元关系结构又有内在互动机理的一体化。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怎么共、怎么通，就是要去探索里面的互动机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来的这种互动机制是被行政区划隔开了，被政府的科层隔开了，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联结，这个联结当中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社会的。社会这块怎么做？公益组织有巨大的发展和探索的空间。未来长三角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最早启动是长三角，能量最大可能也是长三角，这是中央给长三角的任务。从社会视角来看，公益慈善生态建设是题中之义。

我在浦东工作的时候，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连续15年的研究，从1995年开始到2010年，每年出一本《浦东社会发展报告》，简称绿皮书，人民出版社出版。到了2010年，我们又把15年经济的轨迹和社会的轨迹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写了一本叫做《全生态和谐——以浦东开发20年为例》的书。在那两套书里，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衡量一个地区的进步程度，不仅要有经济指标，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系列社会生态的进步指标。什么是社会生态的进步指标呢？其中至少应该包括共同富裕、人民主体、公共意识、参与、共享、共治、自治、德治、法制等这几个要素。长三角地区应该在经济高质发展的同时，率先在这些方面跨入进步前列！

0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有诸多的公益议题

刚才陈省长讲了，中央要求我们长三角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你不能低质量发展。低质量发展是什么？我们都经历过，抢土地，要优惠政策，免税等等，然后是污染，靠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捞金等等。我觉得长三角在“十四五”期间，还有未来的几十年里，它会以“三高”为目标，就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在这“三高”当中，每一个“高”里面都有众多公益的议题。

就拿高品质生活来说吧，就有太多值得我们公益界去推动的进步的理念，否则我们又走向另外一边，走向我们初衷的反面。我们说要培养人才，然后就把家长们搞得这么焦虑、这么内卷，这是高品质的教育吗？想想，实在不是的，这是要误两代人的！什么是高品质生活？我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内涵，从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从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从单向度需要到多向度需要，无论是丰富丰裕的物质生活、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共治共享的社会生活、高尚阳光的精神生活、青山绿水的生态生活，都是一个广度和深度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高品质生活，我觉得不应该是高成本、高消耗、高焦虑的生活，而是要提倡适度成本、低消耗、有节奏、积极、阳光、健康的生活，我觉得公益应该在这个领域去推动健康的生活态度、健康的生活方式。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上作主旨演讲

另外，高品质生活也不是恩赐得来的，不是单向给予的，而是需要共创、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很赞成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个人人”（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这里面就有关于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公益的议题和进步的理念。

关于高效能治理，我觉得也有很多公益议题。高效能治理在长三角这个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去推动协调、协商、协同，尤其是“协同”能成为政府的政绩，那就是一大进步。协调、协商、协同，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协”，我们现在只停留在协调，所以秘书长特别多。要从协调走到协商，还要走到协同，协同就是各自都知道对方有什么是我要的，我一定要跟对方主动地协同，当各地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政府、市场、社会都把“协同”作为政绩的那一天，就是社会治理大大进步的那一日！我在上海市民政局任局长的时候，设了一个协同奖，每个处都特别看重，每年春节联欢会时发布，协同奖自己不能申报，一定是别的处提名，哪个处被提名的越多，就得到协同奖，可以挂一根红围巾。那个时候我们就己经意识到组织之间协同的重要性，如果把协同作为政绩了，那就是一个进步！

在社会治理这个议题下，基层怎么做？我也觉得，如果通过我们公益推动，让老百姓能够用自治的方法去回应身边问题的话，那也是一大进步。不要一说有问题就找政府，如果那样的话，政府就成了社会问题的抗生素，它确实能够一时搞定一些问题，但是，如同不能滥用抗生素那样，不能滥用政府资源。用多了，会让社会这个有机体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退弱，甚至更多去依赖政府。所以从高效能治理来说，公益组织有太多的议题可以去探索、去创新。

*原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上作主旨演讲

在高效能治理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来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在社会治理当中，千万不要把企业撇开了，有很多让我们很焦虑的社会问题，是由企业无社会责任底线造成的。所以，公益界有责任和企业联手，去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企业诚信。

05.

公益组织的自身进步问题

我曾经担任过上海市第一任社团处处长，那是1989年的事情，我们见证了中国公益组织发展的起起伏伏。我觉得公益组织是最具社会创新意识和能量的组织。不要随便地去说政府创新，政府创新是要有巨大成本的，但是社会组织确实是一类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近年来，我与不少公益组织讨论如何保持公益组织社会创新能力的问题。在长期观察的案例中发现，简单重复地规模扩张或许不是公益组织成功的标志，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回应模式的创新，进步理念、模式的倡导和示范以及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力，才是值得公益组织去追求的更高、更进步、更可持续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可能跟一部分伙伴们的想法不一样，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对的。

我们原来一直说，公益组织的活动空间是在政府不能、市场不为的情况下，公益组织有巨大的空间。但是这次的疫情让我对这么一个判断打了问号，美国怎么样？美国这次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了，公益组织的表现也很弱，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情况。在中国的疫情应对过程中，公益领域有很多反思，也有很多考虑，我们怎么样在这么大的议题中不被边缘化，能够主动地和政府协同？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公益领域大家是有很多反思的。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长三角峰会现场

所以关于公益组织怎么发展，其实中央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我认为就是两个“初”和一个“基础作用”，但是目前在我们公益领域没有太多人去关注这些要求。第一个“初”：初步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什么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有没有人去研究过？这是十九大提出来的。我认为至少包括社会组织的三个建设：公信力建设、创新力建设和影响力建设。第二个“初”：初步构建社会组织协商制度。什么是社会组织协商？在五中全会决议里面，它是跟政府协商、人大协商并列的叫作社会组织协商，但是我们的平台在哪里？我们的议题在哪里？我们的方法、机制有哪些？所以社会组织自身要清楚，中央给了我们巨大的空间，我们怎么来推进？还有一个“基础作用”：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包括激活社会内在的动力机制，成为组织群众有序参与的载体，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等等。我觉得这里面有巨大的空间，特别是两个“初”，我们有很多的议题。衡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不能再停留在捐钱的多少、组织的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了，而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应该有这方面的进步指标。

06.

中国式的公益慈善

在变局中要创新发展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疫情当前，全世界同做一张考卷，东方文明显示出强大的韧劲，让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切身感受到，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制度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文明一直引领世界，居高临下，包括他们那种强盗式的霸凌、丛林规则、零和逻辑，似乎都是难以抗拒的。

然而在严峻的疫情面前这些都失灵了，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和”理念呼之欲出。在这样的变局中，中国式公益慈善将会面临巨大的国内和国际需求。我们希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能够成为人类进步更高境界的共识。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能够为推动这样的共识而努力感到万分荣幸！

主办机构

联合主办

承办机构

资助机构

整理 | 史成斌

排版 | 张珑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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