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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世纪的成功和失败 | 专访本杰明·艾尔曼

本杰明·艾尔曼 勿食我黍 2021-12-25

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194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主要从事中国文明史、清史和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帝制晚期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著作主要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84)、《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和《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2000)。



从18世纪到19世纪看,好像是两个故事,18世纪的故事是中国成功的故事,19世纪是中国失败的故事,这种差异不是一个错误,而是视角和观点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费正清为什么认为19世纪中国是落后、传统的?这个故事不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

——本杰明·艾尔曼 



“我们很尊敬费正清那一代学者,但作为他们的学生,我们在中国史研究上一定会超过他们。”普林斯顿大学本杰明·艾尔曼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由艾尔曼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近期将在中国出版。 

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经历了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列文森的“传统与现在”,现在美国史学流行的是“中国中心观”。从费正清算起,艾尔曼是第三代学者。 

费正清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当时中国发生了很多旱灾水灾,生活水平很低,就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前伟大繁荣的中国,汉朝宋朝明朝是世界的中心,如今怎么这样穷?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是共产党成功?在国民党失败以后,大陆是共产党领导,那个时候共产党是美国的敌人,尤其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政府要从政治、经济上分析中国,要和中国打交道,《剑桥中国史》的诞生跟这个背景也有关系。”艾尔曼说。 

而列文森那个时代呢,中国没有对外开放,他们看的都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的资料。“他的研究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人不是按他总结的答案那样想的,列文森研究的中国人是他发明的中国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艾尔曼1岁时从德国移民美国,曾在夏威夷大学学习中文。中美冷战期间,艾尔曼加入美国对华研究计划,并于1973年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学习,1984年他在那里找到了现在的妻子。两年后他转到日本学习。后来,艾尔曼师从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教授,198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东方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中国科技史、科举史和清史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艾尔曼先后到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当访问学者。艾尔曼的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中国史研究,也改变了《剑桥中国史》的研究方法和面貌,影响了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史观。 

“我们不是把以前的传统打破了,而是把那个时代研究的传统方法打破了。”艾尔曼说。


18世纪全球化的中心是中国和印度 

到了19世纪的时候,人口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了。 

你在《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里为什么说中国在18世纪很成功? 

艾尔曼:这本书讨论中国18世纪政治、经济、学术方面的成功。当时,中国有很多方面是西方人学习模仿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养成了下午两三点喝茶的习惯。他们模仿中国人品茶的方式,花钱买了很多瓷器、茶和丝绸。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把政治和贸易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是贡赐关系。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英国,都需要向中国进贡,当时的中国是世界贸易市场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出大量消费品。 

也可以说,全球化在那个时候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很富足,却不生产什么吸引其他国家的东西。在书里,我们还通过分析中国为什么是世界贸易中心,当时士大夫的角色和用处,社会是怎么样的,大众文化是怎么样的,妇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来提出看待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看法:中国的18世纪不是失败的,而是成功的、领先的。 

中国为什么会从18世纪的成功走向19世纪的失败? 

艾尔曼:满洲人要统治新疆、西藏、蒙古,都是靠汉人的支持,他们派军队到敦煌、喀什,而在那边打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当时清朝在政治体制和农业生产上采取了很多创新,社会稳定了,也出现了人口和税收增长。皇帝可以派兵到西藏、新疆、蒙古,士大夫和耶稣会传教士跟着他们,给他们画像画地图,扩大土地。 

到19世纪,人口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乾隆时代已经有3亿人口,到了太平天国时代,人口已接近4.5亿,人这么多,但是农业生产还是原始和传统的,于是解决温饱的压力非常大,这是在唐、宋、明朝都未曾遇到过的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方式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朝廷意识到,需要新的生产方式了,中国的士大夫们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科技。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一样,开始政治改良。 

你的结论会引发争论,人口成为当时中国的负担? 

艾尔曼:确实如此。中国种植业产量一直非常高,粮食、茶、药都很多,但产量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大家得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生活水准越来越低。乾隆年间,有识之士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些县有二十万人口,各种资源逐渐不够分配,但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准应该和西方差不了多少,但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和欧洲比起来越来越低,穷人越来越多了——这在十八世纪还不明显。现在来看,西方和中国的发展产生差距,主要是在十九世纪。而人口问题在其中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你认为中国衰落的转折点是太平天国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 

艾尔曼: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的?很多学者认为是鸦片战争造成的,但是我们认为不是,我们觉得是太平天国造成的。鸦片战争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对中国国内影响不是太大,只限于广东一带,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大概几百万中国人死去,中国的经济中心江南一带都乱了,上海、苏州、杭州、扬州,被双方几度占领,把清朝的元气消耗得很厉害,导致国力衰减。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清朝朝廷,意识到要改善政治体制,洋务运动就开始了。 

当时中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起步了,1865年到1890年间,上海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南京建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办了洋学堂。后来,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京师大学堂设立,各省也开办了洋学堂。再后来,海军衙门设立,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开平矿务局和湖北汉阳枪炮厂,国家开始步上机械化和工业化的轨道,整个国家的发展态势良好,洋务运动非常成功。到了1890年代以后,中国碰到一个钉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战争。


“中国落后”的故事是日本人造出来的 

甲午战争之后,汉人革命家需要一个落后的中国,然后他们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的话,历史将完全和现在不一样。 

西方人都以为中国会赢,因为中国海军军力是日本的两倍,但问题是中国的海军分成了四部分,分散在北洋、南洋、上海、福州,他们没有配合起来作战。中法战争的时候,北洋海军没有来支持福州的海军,甲午战争的时候,福州海军没有去帮李鸿章。如果中国海军抱成一团的话,日本人是不敢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的大炮居然是哑炮,点不着火,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它真实发生了。 

甲午战争不是两个落后的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中国有65艘战舰,海军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只有32艘战舰,海军排名世界第11名,双方的战舰都很现代,都是蒸汽动力船。 

当时全世界都很关注这场战争,这是第一次现代化的海军作战,之前从未有过先例。日本的战舰很轻,速度较快,机动性强,放炮比较快;中国的战舰很重,速度比较慢,放炮也比日本战舰慢,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意识到,战舰的速度快比较好,船应该比较轻一点,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海军的建设。 

甲午战争之后,历史家、革命家便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汉朝、唐朝、明朝就开始的,是程朱思想的问题,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原因。日本则觉得它是第二个中华帝国,是东亚最强的国家了。日本上台,中国下台,这些故事都是配合的,当时这方面的评论非常有意思,日本人从那时开始说,中国之所以腐败、落后,是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国家。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开始去日本留学,比如鲁迅这些人,他们都学会这个新看法,以日本明治当作表率,认为中国是落后的。那时候的汉人革命家需要一个落后的中国,然后他们才可以革命。但是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的话,历史将完全和现在不一样。 

费正清的剑桥史和你们的观点和结论有很多不同。 

艾尔曼:费正清在1950、60年代研究中国,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落后和没有前途来做研究。这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的看法。 

从18世纪到19世纪看,好像是两个故事,18世纪的故事是中国成功的故事,19世纪是中国失败的故事,这种差异不是一个错误,而是视角和观点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费正清为什么认为19世纪中国是落后、传统的?这个故事不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明朝末年,日本要占领朝鲜,明朝就支持朝鲜,打败了日本人,结果日本人就没办法了,回国了。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认为自己超过中国,他们的学生到西方去学习,日本是东亚西化最成功的国家,然后中国的学生又到日本去学习了。 

费正清的历史研究里也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很落后,日本很先进。日本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和影响力非常大,他们了解中国字、中国历史、中国的艺术、文化,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我现在研究的是18世纪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那时候是中国强日本弱,到了19世纪,就变成了日本强中国弱。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制造这样的观点和论据。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都到日本去看资料。他们研究中国已经几百年了,有很多史料。所以在中国开放以前,汉学上日本对西方汉学的影响很大。日本的京都学派最近做的一个新中国史,它的论述是说中国宋朝了不起,从宋朝国力开始衰落,到了清朝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不这样看,我们是根据历史材料,客观研究,以新的态度修正以前的历史学。 

现在的问题是,21世纪,国家主义和民族意识强化了,韩国、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历史上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都在发现自己民族的个性、特点,强调自己是真正的中国。韩国人说,他们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他们做的传统菜比中国人还多。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这些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国家都很害怕,开始强调自己独特和不同。 

大陆扩张与海洋扩张 

甲午战争让中国失去了旅顺这一当时亚洲的海洋军事制高点,如果旅顺和威海卫仍然还属于中国,一切都会不同。 

中国十八世纪是在陆地扩张,西方许多国家走海上扩张之路,你怎么看两者的不同? 

艾尔曼:中国当时的西部疆域包括新疆等地,其经济水平并不发达。而英国在远东的扩张以印度为主,得到了印度全部的生产力,势力渗透入中国,虽然无法占领中国,但还是在上海、广州等地利用中国的生产力,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因为靠海,自然通过海洋扩张,中国虽有海岸线,但对海外扩张并不感兴趣。 

西方的每个国家都相对较小,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国内经济,所谓“租庸调”等赋税。而西方国家经济总量小,外来的经济变动影响就很大。例如福建的大小与英国差不多,福建一省得到的贸易好处对省内来说的确重要,但放到中国全国的范围来看,就不那么明显了。全国有三亿多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农民,农民是国家的基础。而英国当时虽然也重视农业,但外贸的影响更大。 

过去中国学者反思中国的落后,是以海洋扩张为坐标的,大陆文明在遭遇海洋文明时失败了,你怎样看这个成败? 

艾尔曼:失败的是中国当时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海军一蹶不振。但现在中国的海军又重新恢复起来了。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成功的话,没有那些赔款的负累,那么海军可以一直发展。而日本在打败中国之后,开始了控制太平洋的野心。若非如此,中国应该能在太平洋的西部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其海军规模从世界第11跃居了世界第三四位,这使英国也开始考虑是否与日本建立同盟,在远东地区对付其他国家。战争让中国失去了旅顺这一当时亚洲的海洋军事制高点,如果旅顺和威海卫仍然还属于中国,一切都会不同。 

虽然洋务运动暂时失败了,但对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民国的时候,江南制造局仍然在制造飞机。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内部的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两者共同作用下,局面就变得尤其困难了。 

耶稣会传教士改了中国日历 

耶稣会传教士17世纪比较先进,到了18世纪则比较落后,他们也不知道微分积分怎么回事。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教士们才到中国来,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 

你觉得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艾尔曼:首先是对日历的影响。16世纪明朝末年,利玛窦和他的老师克拉维(Christoph Clavius,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在罗马大学研究算学)等人被派到中国,他们发现当时中国的日历比罗马的日历迟了10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耶稣会传教士是专门来传教的,但是传教要中国人的同意。 

他们认为,帮助中国人会给自己传教提供便利。这是耶稣会传教士很妙的地方,他们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除了改革明朝末年的历法,他们还可以帮助当时的朝廷提升科技知识水平,建设天文台,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方面的书籍。他们学中文,会读写,像中国人一样,他们把一些东西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比如他们最高的学问是sciencia,怎么翻成中文呢,利玛窦问李之藻和徐光启,他们就告诉他这个跟我们格物致知之学相差不多,于是利玛窦便把它当作“格致学”了。当时“格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事实上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很有关系。 

西方传教士介绍的科学落后于当时欧洲最前沿的成果,为什么有这样的时间差? 

艾尔曼:16、17世纪中国和西方的科学差别不大。那时候西方和中国都受阿拉伯影响,中国人发现,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数学(代数)解根方和宋朝的天文书四元数差不多。中国人明朝初年就有这些计算方法,可是没什么用,太复杂了。明朝末年他们发现,西方人用解根方来解决很多天文学和数学问题,中国人可以学习西方恢复自己的天文书四元数。 

耶稣会传教士是以古学,即希腊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性思想为主,中国人依赖五行的思想,都不是现代科学。到了18世纪,数学和工业开始有分不开的关系,还有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出来微分积分。耶稣会传教士17世纪比较先进,18世纪则比较落后,他们可以造房子,但不用微分积分解决问题,所以微分积分没有传到中国。 

18世纪到中国来的都是耶稣会传教士,像欧洲南部的罗马一样在微积分方面的知识不发达。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在欧洲被批评了,到了乾隆时代,耶稣会传教士就不来中国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窗户就没有了,所以牛顿时代的新的科学、物理学没有传到中国来。 

后来就是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了。 

艾尔曼: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教士们才到中国来,但当时的清朝国家局势不稳,还有太平天国导致的战争影响了中国受西方的影响。那个时候中国的武器还是冷兵器时代的,西方的武器已是工业化的产物了。 

鸦片战争后,傅兰雅把微积分翻译成中文,新的工程学资料开始运往中国。中国开始由手工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基督教传教士办了医院、学校,引进了现代建筑、城市规划等知识,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比较大。 

本文来源于《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赵蕾 张怡微,2010-0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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