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第一篇
近来读书的风气渐变，不是太实用就是太草率。实用者好像带了既定目标匆匆到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拣了自己需要的那几样东西，便匆匆直奔收银台，银货两讫便扬长而去。草率者则仿佛在网络上撒网打鱼，凭了几个“关键词”就漫天钩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来就算，全不顾前后左右语境背景。在这个数量胜于质量，速成优于沉潜，急躁多于从容的时代，不要说“静夜远钟伴他青灯古卷”，就连“凭几听雨任我神游书卷”，也都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不是批评别人。这三十年间，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的时候，也不免有实用和草率的毛病。不过，好在当年毕竟读的是古文献，专业的需要逼得自己不得不慢慢地在故纸堆中逡巡，后来做思想史，思想加历史让自己不得不定心在东洋西洋杂书里爬梳。毕竟进入学界已经三十年，总算是读了若干本书，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快速钩辑，还是要用笔（或电脑）细细记录读书心得。多年积攒下来，有手钞的卡片，有成本的笔记，也有电脑的电子文本。特别是近十几年，读书时常常写一些文摘或札记，也偶尔作一些提要或心得，这些文摘、札记、提要和心得，混杂在日记里，使我的日记既不像有意留作证据的历史，也不像完全私密性的档案，倒像是一个资料簿子，很多时候我写论文，还得回头去翻检日记，寻找线索和思路。 流年颇不利，2008年4月起，因视网膜脱落的缘故接连手术，出了问题的左眼不便再看电脑，勉强用只眼读书，便又回头以纸笔写札记作摘录。当我重新用纸笔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才回头感受到旧时的读书滋味，滋味与速度常常恰成反比。只有简帛而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常常钞书，这时读书不仅记忆深刻，常常能读透纸背的意思，背书成了常见的方式，或许不曾刻意，却往往能够过目成诵；等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书来得容易，人们常常买书，书肆成为知识渊薮，藏书楼成了知识仓库，不再畏惧知识化为烟云，需要记忆的只是考试内容，遇事查书成了常见的方式；等到了铅字时代，方便的图书馆和分科的学术体制，让人们各扫门前雪，只管一亩三分地，似乎连查书都各自划定了畛域，懒得越境也懒得旁骛。现在更好，有了互联网，纸和笔便束之高阁，不要说背，连读都懒得读，遇事便乞灵电脑，考索则拜托网络。有一个朋友写了大书，据说文献多来自虚拟空间，成书时连网络痕迹都懒得抹去，一任它在那里作梗犯科。 下面是近年来读各种东洋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为专门研究读的东瀛史料不在其中，可是，实际上最花时间也是读得最认真的，恰恰是那些并不收录在这里的文献。所以，这里收录的“札记”恰是“闲览”，只是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人，虽本应是荒江野老，却不免也想从象牙塔中，找个窗户往外眺望一下历史和波澜，其中，泛览的东洋杂书，便成了眺望异域的窗户，瞎取个名字，就叫“隔岸观澜”。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临川书店，京都，1999）记载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宝历十四年（1764）四月七日，到江户祝贺德川家治第十代将军袭职的朝鲜通信使，在归国经过大阪时，对马藩通词铃木传藏把通信使中官崔天宗杀死，十八日，传藏被捕，五月二日被处死。因为此事，朝鲜通信使滞留大阪达一个月（这一年六月二日改元明和）。这一事件，由于记录、传说和加工，在日本被写成小说、歌舞伎、净琉璃，反复上演，而日本和朝鲜两方所说的事实也大相径庭，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两国的相互不信任感（参看其《序》，1-2页）。此后，日本方面演绎的故事，变成崔天宗与日本游女留情，以信物为证，后回国，而游女生子。崔回朝鲜后，因其妻与其甥通，并设计陷害崔，其甥冒名顶替为官，并出使日本。铃木传藏即崔氏之遗腹子，为父报仇，故杀害了假崔天宗。 据日本学者说，此故事如此受日本人欢迎，据说是因为与《国姓爷合战》的郑氏故事一样，因两者之母皆为日本人故也。这很有趣，也值得想一想。（2006年7月8日） 关于蒙古时代史的研究，据杉山正明说，首先应当注意的就是这部《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本田实信是日本甚至是世界上关于这一时代建立在两大类史料（パルシア语和汉语）基础上作严密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著作是全世界蒙元学者都要阅读的，在他之后使用“蒙古时代史”这一名称，就很引人注目了，而这一时代史是不好放在十三十四世纪“中国”这一框架中的（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载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497页，汲古书院，东京，1996）。 杉山的评介很值得注意，他指出，研究蒙古时代需要在工具上拓展领域，因为不仅元代汉语文献，包括了雅文（古典汉文）、吏读（记载事务和各种文书的文体）、白话（口语）、蒙古语直译体汉文四种。而研究这一时代史，还要懂得阿拉伯文以及藏文、梵文（Sanskrit）、拉丁文等等；他又提出，（一）从宋到元，中华世界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由于蒙古时代拓展了“中国”，而这一拓展的“中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记忆上都被系统化了，一直影响到现在；（二）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应当注意宋元时代是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新书东洋史3，讲谈社，1977）中提出的走向，一是从北宋-金-元，一是从北宋-南宋-元；而北方这一脉络的研究是不够的。（三）在日本，宋元时代史的倾向，有坚持华夷思想的文明主义，有所谓民族国家的立场，很多人由于把辽金元视为夷狄，所以常常好用“征服王朝”的概念，也常常使用“纯中国世界”VS“非中国世界”，或者“中国本土”VS“边境地区”的两分，但是，近现代欧洲和日本习惯使用的“中国本土”的想象和概念，不过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现象，而不是长期的历史中固定不变的结构（504-506页）。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他说道，现在欧美关于蒙古史的研究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伦敦大学研究伊朗史的David Morgan，其优秀的代表著作是关于蒙古帝国的概论书The Monggols（Oxford，Blackwell，1986）。 读园田一龟著《鞑靼漂流记》（东洋文库本，平凡社，1991），乃1645年前后漂流到中国，后经朝鲜遣返的日本人国田兵右卫门和宇野与三郎口述的经历，园田的研究甚细致。读其注释，觉得朝鲜的《通文馆志》、《承政院日记》甚为重要。又，根据朝鲜国王的报告，当时有日本使者来到朝鲜，感谢他们把漂流船送回国。这个叫做橘成税的使者，把明朝叫做江南，把朝鲜叫做高丽，把清朝叫做鞑靼，还说“此乃俺国通称之语，实非有意于其间”。朝鲜官员无奈，只能说，“尔国虽在海外，与本国为邻，清朝国号，非不闻知，况当初飘倭转送时，本国书契中，既尽清朝所送之由，则尔国亦当依此回书，而何乃若是……卑职思得倭奴性情，本来狡狂，难以理论，与之羁縻，不足相较，故仍为依例接待以送”（见注释42引《报岛倭书契》，259页）。又《李朝实录》仁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亦记载此事颇详，并记载橘氏对朝鲜和清国关系的刺探（260页）。（2006年10月31日） 读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雄山阁，1977），书中谈到，由于一个叫做赵彝（出身高丽咸安，即今庆尚南道）的人，对忽必烈介绍了日本的各种情况，于是在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1266）至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1273）之间，蒙古与日本之间有六次外交接触。第一次是至元三年，由黑的、殷弘为使，忽必烈给日本国王致书（文载宗性《调伏异朝怨敌抄》，东大寺图书馆藏），说到“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下面举了高丽之例，表示怀柔，又说日本与朝鲜接壤，可是“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 这一次蒙古国书的到来，使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但是，这些信使和通书，屡次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和冷遇。在六次交涉之后，文永十一年（1274）正月，蒙古下令高丽造船，十月三日，由忻都、洪茶丘等率九百艘船、两万八千兵卒，从合浦（庆尚南道马山）出发，十月五日至对马上岸，在博多湾西部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但是，蒙元军队于十月二十日即撤退。原因不明，但据说，当时战况相当惨烈。这就是“文永合战”即第一次蒙古袭来；建治元年（1275），幕府于镰仓龙口斩杀元使杜世忠，这一并不冷静的行为，导致了第二次战争。弘安四年（1281），忽必烈下令，蒙元再次远征，蒙元军队分为两路，一路由蒙、汉、高丽之四万军组成，一路由南宋降军三千五百船十万人组成，六月本拟合攻，但是七月由于暴风吹袭之故，在闰七月全部溃退。这就是第二次“弘安合战”，也是所谓“神风”故事的来源（第一章）。 “蒙古袭来”这一外敌的事件，给日本国内政治提供了相当复杂的影响，川添昭二分析中指出，有人认为，这与蒙元处理南宋灭亡后的军队处置有关，但是这一处置的结果，是导致南中国海上力量的削弱，并导致了海贼横行和元朝衰落。也有人认为，这与蒙古贪慕日本的财富有关，当时江南流传着日本黄金国的想象（26-28页）。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似乎使得日本人心理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此后，日本的文献中，最早在1293年前后，有《蒙古袭来绘词》（京都东山御文库藏，二卷）描述肥后国武士竹崎季长的武功（49页）。此后江户时代，有临济宗僧侣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1470年订补）的记载、有儒医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上中下三卷（有1688年自序）的记载、有津田元顾（？-1784）的《蒙古袭来记》及其养子津田元贯（1734-1815）的《参考蒙古入寇记》。以后，更有大量这类著作，有历史的，有文学的，如《元寇始末》、《蒙古寇记》、《蒙古诸军记辨疑》、《元寇记略》等等。 这是一次对日本人心理影响极大的事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日本对于满清入主中原的一些想象。（2006年12月28日） 读申维翰《海游录》（东洋文库本，姜在彦译注，平凡社，1975）。后附《解说》中提到，在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户时代，对于德川幕府来说，朝鲜是锁国时代惟一的有邦交的国家。对朝鲜的第一线外交由对马藩担当，期间共有从朝鲜来的十二次通信使。经对马藩而来的朝鲜，和贸易船往来长崎港的清国、荷兰，是日本接触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窗口。1719年（日本享保四年）为贺德川吉宗袭将军位，朝鲜以洪致中为正使、黄睿为副使、李明彦为从事官，并有四百七十五人一道，组成通信使团。《海游录》就是作为制述官随通信使而来的申维翰（1681-？，字周伯，号菁川或青泉，庆尚北道高灵人，1713年丙科及第，有《青泉集》）的日本纪事（324页）。他在日本，首先遇见的文人，是对马藩的记室，一名雨森东（问中记载为姓橘，名雨森，字伯阳，号芳洲，俗号东五郎，纪伊州人；据译注，雨森诚清，1668-1755，为木下顺庵的门下，与新井白石为同门，有《交邻提醒》、《交邻须知》、《橘窗茶话》等），一名松浦仪（姓源，氏松浦，字尔瞻，号霞沼，俗号仪左卫门，播磨州人；据译注，松浦允任，1676-1728，亦木下顺庵的门下，有《朝鲜通交大纪》，为名著），曾与之唱酬笔谈，“余问曰：白石公无恙乎？仪曰：公何以知之？余曰：辛卯年（1711）使臣平泉赵侍郎（赵泰亿）归，持其诗草示余，并赞其才华，故得知之。仪与雨森相顾曰：应深感赵侍郎之好意。又问余曰：公以为其诗如何？余答曰：婉朗有中华人风调。仪举手加额谢曰：昔木下先生门下，与白石为同门友，幸蒙君子嘉赏，何幸如之。惜其因病辞国事，杜们谢客，公至江户，必能见之。”（63页） 但是，此时曾被德川家宣重用的新井白石，其实已经因为德川吉宗即位后重用林信笃而离开中心。而他曾经改革日本与朝鲜交往时，不再用“日本国大君”而改用与朝鲜国王对等的“日本国王”，这一点其实受到上述两人的反对，所以在新井白石在《折焚柴记》中，对此二人有所批评。（2007年1月3日）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明建文帝四年（1402）朝鲜人画于丝织物上的地图，长一百五十厘米、宽一百六十三厘米，原藏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后归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1910年，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摹写和解说过它，一百年前摹写的地图，至今保存在京都大学。由于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达伽马（GAMA VASCO, DA）更晚在1497年才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所以一般认为，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学》之前，欧洲人并没有整体的非洲地理知识，也没有绘制出完整的非洲地图。然而，这幅绘于郑和下西洋之前也就是在迪亚士、达迦马之前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它所描绘的“世界”，竟然东起朝鲜和日本列岛，东南包括了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有渤泥(婆罗乃)、三佛（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北面已绘到大泽（今贝加尔湖），特别是，正西竟然绘出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岛和倒锥形的非洲大陆，包括了欧亚非三大洲，因此，引起了历史学界相当大的震撼。 那么，是什么人有这样的地理知识？是谁一一标志出了东起日本、经朝鲜、中国和中亚到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的各个地名？它真的对欧洲人的大航海发生过影响吗？最近，一部全面研究这幅地图的书，日本京都大学宫纪子的著作《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图》，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宫纪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图》（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7）虽然是一个介绍性的著作，但它给我们全面描绘了有关这幅地图的基本知识。根据这幅地图下方李朝朝鲜人权近跋文可以知道，这是朝鲜左政丞金士衡和朝鲜右政丞李茂，在看到中国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僧人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之后，令官员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而成的“新图”，即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据日本学者以及宫纪子对图中所用地名的研究，《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是在蒙元时代绘制的。因为这个缘故，照着李泽民和清浚两幅地图再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照样沿用了蒙元时代的一些地名旧称，而这幅地图反映的也是蒙元时代的知识。 人们关注的问题是，既然它是元代人的知识，那么在欧洲人之前，亚洲人怎么会先知道有关非洲的地形？为什么蒙元时代能够画出这样的亚非欧洲地图？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不仅画出了大体的非洲，阿拉伯半岛更是画得相对准确。因此，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相信，这些地理知识之所以传到中国，和来到汉族地区的阿拉伯人有关。此外，由于宫纪子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有关这一类地图的更多知识。过去，人们都以为这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唯一的，但是在1988年，日本旧岛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长崎的本光寺，又发现了一幅面积更大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长二百二十厘米，宽二百八十厘米），而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也发现了同样左有非洲、阿拉伯半岛，右有朝鲜和日本的《大明国地图》。而中国学者也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类似的《大明混一图》，在这幅更大的地图上，同样也画了非洲和阿拉伯半岛。 为什么中国人首先绘制的包括非洲的世界地图没有在中国流传，而传到了朝鲜？为什么这幅朝鲜人画的地图会收藏在日本？是否其中有来自阿拉伯的世界地理知识？因此，这幅地图给我们提出的另一课题就是，如何理解超越王朝疆域的知识史传播？（2008年2月14日）
纸间生涯类蠹鱼，书斋终日如蛀虫。日前正在看一个日本学者写的回忆录，他起个题目叫做“学究生活の思ぃて”，这里的“学究”，和周一良先生 “毕竟是书生”的“书生”略相仿佛，虽然有人批评过学究的“专业”趋向导致“关怀”缺席，“书生”习气会让“立场”淡化，但读文献成为习惯，看论著乃是专业。“关怀”和“立场”在心中当然还有，只是常常表现在评论和随笔中，并不常在日常阅读和专业写作中，毕竟这是两个领域。 这一辑收录的是几则阅读日本前辈学者旧著的日记，当下新的学术论著固然重要，但是，毕竟“东洋学の开创者たち”留下了相当多基础性的研究。我总有一个想法，觉得看国外中国研究论著，还是从头来较好，绝不可像劫花石纲那样，半路横插一杠，想买什么的时候只管“做没本买卖”，还是应该从源头处，和他们共同走一遭。知道他们的来路，也理解他们的背景。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反复看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明治以来奠定了日本东洋学走向的著作。记得有一次我接受访问，说了一些有关海外中国学的看法，发表出来时，居然有一个惊悚的题目，叫“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后来不少朋友打探这话的底细，其实“卑之无甚高论”，我的意思，无非就是要国人留心海外中国学本身的背景和思路而已。虽然这话惹了一些麻烦，遭了一些误会，但我想还没有大错，不了解洋学问的洋背景，不问清洋著作的洋来路，以为异域之人和我们一样在研究“中国”，恐怕是“对塔说相轮”。 下面日记中所涉及的这些书，肯定陈旧了一些，好在未来虽然会“崭新”，但历史总是“陈旧”的。日本人把“旧书”说成是“古书”，这很有意思。平常，我一方面读的多是中国“古书”即古典文献，另一方面也读日本“古书”即旧时论著，两方面的阅读，既让我回到古时的思想史，又让我进入现代的学术史。
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创文社，1974，1977）第一编中有《唐の开元、天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察》，尽管写得早了些，却颇值得看，尤其是第二节《社会史の方面よりする二、三の考察》中引敦煌卷子（P.2518）《二十五等人图》讨论当时士庶一般概念中的人品、职业、知识的分野，指出尊重士人而贬低庶人的标准，在当时是“根据教养与文明的程度”，所谓士人阶级是“有教养，解人伦，可以对社会有思想指导力的人”，而“庶人则是不解人伦，自在自存的蒙昧者”（58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六朝以来讲出身的门阀制度便崩溃了。 但这种精英（贵族）社会的改变，与知识（文化）的世俗化，是否也带来一种水准的普遍下降与实用风气的上升？当知识已经成为一些记忆的内容和背诵的教条时，普及带来了知识的程式化和条文化，纯精神无功利的知识追求逐渐消失，而由知识建立的教养也渐渐贬值。那波利贞提供了相当好的几类例证，一是贵族渐渐无知识，二是书仪的流行，三是简化仪礼著作的出现。他指出，“一方面，士人阶级家庭教育，家族传统及教育弛缓低下，不复如初唐以前及南北朝时代，缺乏依据经典自处的教养。正因为这种堕落，所以需要编纂这一类书籍以传播一些一般性礼节，而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是，庶民社会显示出它的价值，庶民中的富裕者其生活质量渐渐上升，也要模仿士人阶级，运用这类礼仪、书仪等著作。中唐晚唐这一类书的流行，恰恰证实了士、庶之间的变化。同时，中唐以来，古代传统中的士人阶级父子师弟之间依赖体验的训练和家庭教化传统已经失坠，……相反，因为综合而整齐化了的教育趋势在渐渐蔓延”（88-89页）。这一观察相当重要，但我以为，这一变化的开端似乎可以提前到初盛唐之间。 那波利贞的总结是，“贵族性倾向到庶民性倾向，保守传统的倾向到创辟蜕脱的倾向，庄重典雅的倾向到轻躁卑俗的倾向，这一时代转变就是中国中世史时期向近世史时期的转化”（196页）。这样，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变化就被纳入“唐宋变革”的框架中了。（1998年2月14日） 读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宫崎市定全集》13册《明·清》，40-65页，岩波书店，1992，1999）。此文分为：一、元明革命的印象与现实；二、元明革命中的连续性；三、太祖政策中的元明断裂；四、永乐帝政治的回归性；五、结论与余论。兹摘录如下：首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书禁止胡俗胡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元明之间是民族政权以及文化的大转换，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有此诏书，又有八月己卯除书籍、田器税诏书、三年五月己亥设科举取士诏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恢复宋代那样的文化国家，元代那种尚武将轻文官之风长期延续于明廷，太祖之政策其实也沿袭元朝，如元代一样的分封诸子，如蒙古人一样用白话圣旨等等，说明“太祖的政治从一开始起，主张对蒙古的民族革命的意识就非常低”（54页）。 但是，宫崎指出，朱元璋作为汉族中国人，他又有很多中国化的理想，与蒙古人相当不同的就是“锁国政策”（54页）。而永乐皇帝朱棣则更以祖宗之法的名义，继承了太祖的锁国主义和朝贡制度（63页）。因此，历史始终有断裂和连续两面，“元明之间，确实有民族革命的一面，在这里可以确认有断裂性，但这就像过去历史中的唐宋一样，唐代法律并未因为王朝交替，同样在宋代通行。同样的例子是，令人惊诧的是《大明会典》并未因为民族政权更替，在清代初期仍然使用。所以，对于元明之间有那么多意外的连续，不必觉得奇怪，也许比较合适的解释是，这场革命最初并没有民族革命的意识，但是结果却成为了民族革命” （64页）。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变化，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观，正如“五四”之兴起，主流本是民族主义运动，后来被解释成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一样，很多对先前的历史认知都来源于后来的重新解释。（2003年6月6日） 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第六章《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说到，包含了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有四个指标，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这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说法，凡是说到“东亚文化圈”或“汉字共同体”的人，都会引用这个说法。 但需要注意他下面的补充。他指出，在各个区域这四者是不等同的，比如日本，假名文字以及以此写作的和歌、女流文学、能、茶汤等等，以及更后面的俳句、歌舞伎等等，就是日本特有的（611页）；到十世纪，律令制弛缓和庄园的扩大、贵族如藤原氏的全盛与武士阶层的勃兴（612页），更开始了日本文化主体的形成，这与中华帝国九至十世纪的衰落有关。他更指出，“宋代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自称皇帝，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样，东亚的国际关系，就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的国际秩序便开始了”（616页）。（2003年6月22日） 《考史游记》收在《桑原骘藏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68）。 据卷首矢野仁一在1941年写的序文，这是光绪三十三年即明治四十年的事情，当时矢野仁一被清政府聘来教书，住在西城劈柴胡同。当时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大约有八百多，大半住在西城，如化石桥的岩谷博士和《顺天时报》诸人、王府仓的杉荣三郎博士、松树胡同的铃木，而桑原骘藏则住在东城，即裱背胡同。那段时期中，桑原氏曾有三次在中国旅行，一次是往西安洛阳，一次往山东河南，一次往东蒙古。矢野说，他对蒙古问题，特别是蒙古旗地旗界和喇嘛教很有兴趣，而桑原骘藏考察东蒙古，是因为当时经商的三岛海云劝说，矢野氏有兴趣，所以也顺便一同前往调查（在去西安洛阳的那次考察中，后来著名的学者宇野哲人也随同前往）。下面，我便随手摘译其中一些有趣的片段。 （一）《长安の旅》中所记载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始末。 9月26日日记中桑原记载，未央宫遗址东南约十里，为金胜寺即唐代的崇圣寺，明代为崇仁寺。寺在西安府西郭门正西约四五里，据《长安县志》称，其寺隋代始建，初名济度寺，唐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死，高宗移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而以其处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妃以处之，复徙邻之遵德寺于修祥坊之太原寺，而以此处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两处并改为崇圣寺。明代天顺八年秦藩修缮，匾曰“大崇仁寺”，俗称金胜寺，这时因为寺庙后面有金胜铺和金胜亭，之所以叫“金”，是为补长安五行缺金之气。桑原去考察的时候，南北仅两町半、东西一町半，因火灾仅余颓垣断壁，有一石坊，坊之后约三十间许，有碑石三四方，其中之一，即后来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碑在明末被人发现。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说是崇祯年间，而钱谦益《景教考》说是万历年间，时代皆误。以当时中国天主教徒之资料可说明，应当是天启五年（1625），卜弥格译其碑文致送罗马，而罗马的Athanasius Kircherus则于1678年加上了碑本中称为Estranh Siles的古体叙利亚文翻译，再加上卜氏对中文的翻译，公之于众，此碑才行于世。从十八至十九世纪，有关其真伪的讨论甚多，但一般都确认其为唐代之物。 但为什么此碑在崇圣寺？桑原解说是武宗会昌年间废大秦寺，故移至此地。桑原氏又引《长安县志》说，现在的崇圣寺也非唐代故地，而是后来迁徙过的，而景教碑所在崇圣寺，可能当年就是波斯胡寺（以上309-312页）。 在10月4日的日记中，桑原又记述景教碑的搬出事件。当天，他看见西关外有搬运大赑龟趺，颇为奇怪，回来后听说，一洋人“见崇圣寺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流涎万丈，欲买之转送伦敦博物馆，陕西巡抚得知，立即移至碑林，以绝其觊觎，始所遇于西关者，知为碑座之龟趺。到10月6日，他再次到碑林验之，”景教碑已移在亭中矣“（338页）。到桑原氏回到北京后，第二年1月，据宇野哲人来信说，Hankou Daily News报道，这个洋人是Danish Journalist Mr. Fritz von Holm。稍后，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他又记载，曾看到洋人买碑不成，便仿造同样大小的碑运往伦敦，他在路上看到七马十人拉车，车辙极深，即运此碑。——正因为有此经历，所以桑原氏在明治四十三年四月《艺文》中发表《西安府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文，当若干年后即大正十二年（1923）六月，景教碑仿制品运到京都大学的时候，为纪念此事，他又在史学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即收入其《全集》第一卷中《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论文（386-409页）。可见，像桑原骘藏这样的日本学者，也注重实地考察与研究之结合。（二）《山东河南游记》中关于山东泰山灵岩寺《息庵禅师道行碑记》及武氏石室。 次年的5月9日，桑原到泰山寻访《息庵禅师道行碑记》，据他的日记记载，碑在灵岩寺西方四五町历代僧侣坟茔，此处有碑数百，息庵碑下部在土中，上高约六尺，宽二尺五寸三分，厚八寸，题《灵岩禅寺第三十九代息庵让公禅师道行之碑》，为“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住持沙门邵元撰并书”（386 页）。 5月17日，桑原氏到武翟（又名武宅）山下三十里武氏石室，据桑原氏称，这是东汉桓帝初所建石室，其中所刻画像的年代，则据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一为桓帝元嘉元年，虽无确证，但大体可信。后宋赵明诚《金石录》、洪适之《隶释》、《隶续》以下，或录其文，或传其画，故武氏石室在后世广为人知。然而，石室之物渐渐湮灭，至乾隆五十一年才由黄易访得，故重新建设，当时发掘和重建情况，可参《两汉金石记》卷十五载《钱塘黄易修武氏祠堂略记》。桑原在当时所见石室，为光绪三十三年重新修理者，室中画像石号称五十五方，石室南北两间宽，东西约五间长，石刻画像嵌于四壁之外，尚有大小七八方横于地上。在石室的前面半町许，为武氏祠双阙，东西对峙，相距两间半阙高一间半许，西阙刻铭，曰“建和元年太岁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双阙刻人、兽、车，颇可观，勒铭之狮子亦存于阙之侧。关于此室及阙，关野氏已有介绍。桑原骘藏认为，此即祠堂，战国已经有建祠堂之风，汉代以后的士大夫往往就墓造祠，越趋华丽，如王子雅之墓楼值一千万（宋洪适《隶释》卷二十），故东汉献帝建安十年，曹操下令禁厚葬之风。此后这一风习渐渐消失，郦道元《水经注》中记汉代石室甚多，又可见毕沅《山左金石志》所收之画像石，现残余所存如山东肥城孝堂石、金乡朱鲔墓、武氏石室等（413-414页）。（2006年7月15日） 秋山谦藏《东亚交涉史论》（第一书房，东京，1944），其新版序文写于1943年，正值日本侵华战争胶着之时，序中说，他自己“在出版之际有特别的感慨”，并说道，在十年前的1934年8月，在命名他的这部论文集时，“东亚”这一名称还没有充分成熟，书店希望他改一下书名，如改成“日支交涉史话”，所以，当时就改了。可是很快“七七事变”发生，此书也绝版了。现在，他说，“以支那事变的结果为基础的大东亚战争的赫赫胜利，大东亚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在1943年的现在，已经被作为日本历史，成为一亿国民体认的事实。”（3-4页） 关于政治意图，这里不去说他了。单说学术趋向，倒也很有意思。此书在讨论昔日的大东亚圈时，选择了异域动物如孔雀、蒙古骆驼、广东鹦鹉、洛阳石狮、印度象（以上第一篇），各种物品如爪哇香料、南蛮烟草（以上第二篇），各种事件如女真船漂着、朝鲜使节来朝以及中国花瓶、琉球宗教、八幡船、中国海盗（以上第三篇）等等题目，讨论这一空间中的物质与文化交往，倒是相当有趣。第四篇则讨论“支那史上的日本观”，分为中华思想与夷狄思想、古代的日本观、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观、奈良平安朝的日本观、元寇前后的日本观、中华思想的昂扬和日本观、中华思想的动摇与日本观、中国的日本研究等等。 最后，政治意图忍不住又一次浮现出来。第五篇则讨论“今天的大东亚圈”，便包括了亚洲的变貌、大东亚建设上下篇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到那时日本中国学家的心情与动向。（2006年8月9日） 和田清在《支那及び支那人とぃう语の本义につぃて》（原载1942年1月与2月的《实验医疗》十九卷1、2期，后收入其《东亚史论薮》 201-207页，生活社，1942）中认为，把“支那”说成是“北接西伯利亚，南界印度与印度支那”，这是广义的“支那”，包括了传统汉族区域之外的西藏、新疆和蒙古，可是，当人们说到支那人的时候，就很少说是支那住民的总称，包括汉人之外的西藏、新疆、蒙古人，一般都认为支那人就是汉族人，“那么，正确意义上的‘支那’应该是怎样的呢？原来支那或支那人一词，是西洋语译，西洋人把China看成中国本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和西藏、蒙古、满洲对立，而决不是包括他们在内的China，这不仅是后来的西洋人这样说，即使是大清帝国全盛时期奉仕北京朝廷的传教士们，也是如此。西洋人的著述中，Chinese 只是指汉人，他们常常与Mongols（蒙古人）、Manchus（满洲人）、Tibetans（西藏人）等等并立，是别一民族，如果仔细想，这当然是确实的。西藏人、蒙古人、满洲人等与汉人不同，这和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同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更有甚者，我们日本人也许和汉人还同为农耕民族采用中国文明，文字、绘画、衣食住行大部分相似，而蒙古、西藏、满洲人是游牧渔猎的民族，和中国人根本在生活状态上是不同的，所以，蒙古、满洲、西藏在过去，与中国并非一国，人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字和宗教也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历史和传统更是有差异，这从满洲兴起的大清帝国统一才归到一起，没有理由把这些一样地说成是‘支那’或‘支那人’，这无需论证，不言自明”（202-203页）。（2006年10月27日） 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有两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是江户时代天明四年（1784年），在现福冈市志贺岛叶之崎，发现了汉光武时代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大体上承认其真实的学者较多，但是也有被称为古文书学第一人的中村直胜教授等对此有怀疑；二是《日本书纪》卷九中曾经记载的百济国王肖古王会见日本使者千熊长彦，赠七支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其他重宝。 但是，第二件事情是真的吗？《日本书纪》把此事系于神功皇后摄政五十五年即255年，但朝鲜《三国史记》却记载肖古王在位是166-213 年，252年时已经死去，甚至连其子仇首王、孙沙伴王都不在了，时代有误。可是，这把七支刀，却好好地保存在大和石上神宫的宝库，先是，据学者说，正面有铭文“泰始四年六月十一日丙午正阳造百练□七支刀”，背面有铭文是“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但是，泰始四年是西晋武帝年号，是268年，与书纪记载的神功皇后年代不合，其日期之干支亦不合。后来调查者有认为是泰初，也有人说是泰和（太和），宫崎市定怀疑是南朝宋明帝之泰始四年（468），相当于雄略天皇十二年，他从这一推测出发，进而讨论了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刀、熊本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的不同铭文，并延伸到五世纪后半期的东亚政治、文化诸问题。 宫崎市定的《谜の七支刀》原为“中公新书”之一种，1983年出版，后来收入《宫崎市定全集》21“日本古代”（岩波书店，1992）。（2008年1月20日）以上两篇分别载于 2010.1.17，05.17的《东方早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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