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
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
完成此书，我百感交集。想到纳粹医生不再占据我的研究，我就感到宽慰；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局限，我又感到不安；既有对纳粹屠杀者尤其是纳粹医生的愤怒，也有对自己不懈努力的某种满意。我的意识在纷乱的意象中漫溯徘徊：那个我和纳粹医生谈话的起居室，奥斯维辛站成一排等待筛选的犹太人，在屠杀中心被施以毒气的精神疾病患者。从一开始起，我就警惕不要让那些进行访谈的起居室遮蔽了受害者。然而，我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在这些起居室里完成的。在这些访谈中，我要求自己把这些医学作恶者——不管他们与邪恶是何种关系——看成是人而非其他。这意味着我自己对纳粹医生要有某种形式的移情，我必须想象自己进入到他们的情境，这不是为了使他们免罪，而是要探求人对邪恶何以如此易感。我立场的逻辑足够清晰：不管多么节制，一定程度上的感同身受可以帮我们把握那种反移情之邪恶的心理成分，纳粹医生中的许多人正是这样一种邪恶。然而，无论是什么逻辑，面对参与了这个专门针对我自己的人民、针对我的如此凶残项目的这些人，即使只持最低限度的移情（而且充分地意识到了移情与同情的鲜明区别），也仍然让人感觉奇怪和不舒服。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还是控制了自己的不适之感，这靠的是将我的移情理解为是为批判性地展现这些医生的心理行为和体验服务。人有时走入另一个人的情境之中，这不是为了帮他，而是为了展示和评估他的动机和行为。即使如此，这也是在建立人际联系，在避免埃里克·埃里克松所说的“假物种形成”，或者是把其他人看成属于一个不同的物种。一个同情的评论者向我建议，通过“坚持把易犯错的人与邪恶行为分别开来，保持我们对人的认同，同时谴责他的行为”，我就可以很好地避免对纳粹医生的“假物种形成”。他将此作为耶稣所言“爱你的仇敌”的一种心理学对应。尽管我觉得这个建议令人感动，但它没有完全捕捉住我对这种情境的感觉。因为，一旦一个人做了邪恶行为，他就变成了这种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也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很可能需要某种角色转换，有着一个邪恶自我的形成。必须承认我们所有人都是容易犯错的人类，都有做出这种邪恶行为的可能，但我们还必须强调可能性与实际邪恶的区别。我与纳粹医生在一起时感到的不舒服，无疑与一种适当的道德立场的不安有关，或许还与担心被感染有关。当然，我也在接触这些医生更平常和普通人的那些方面。不管这种接触提供了什么样的满足，但这些医生事实上的完全缺乏对自己那些邪恶时刻、甚至是参与邪恶项目之程度的道德面对，完全缺乏对此的承认，又将这些满足抵销了。尽管这种道德上的距离并没有阻止我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机，但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可称为诚恳的人相遇的那种可能性。它也限制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共鸣”，所以也就限制了我对他们的移情，因为说到底，移情得是一个双向过程。我这一方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和多长时间上“加入”一个医生的纳粹世界。我的心理行为是充分地转换自己的自我之感，在他所描述的每件事情上都想象他的立场；与此同时又进行另外两种活动：一是把受害者引入这幅画面，同时又依据我的自我之感赋予一个伦理语境。这个立场与当代关于感同身受的看法是一致的，当代观点将移情视为“并不用认同来等同……相反有一种与之对比之感……［因为］我们是对此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移情，而不是对这个人或他的行为移情”。移情有一种重要的认知维度，它可以最简单地理解为“去知道”。迈克尔·巴史克还写道：“移情涉及与那个人的无意识情绪共鸣，体验他身上的这种体验，同时移情者还要维持他自我完整的完整性。”我将移情的这种张力视为我研究的关键，它或许是所有研究的关键。我调动起来的这种移情是为另一件事服务的，即作为见证。尽管我不能宣称一个真正幸存者的那种特权，但任何严肃调查纳粹大屠杀的人都会很快产生类似幸存者的刺激。我的这种见证是心理学和道德的，而且与关于人类未来的一些问题紧密相关。我这种见证的形式也不同寻常，因为它关注的是作恶者，而且主要由他们所说的而来，但又颇不同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想让我作出的那种见证。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一种不同的见证，是因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贡献。囚犯医生幸存者，以他们的当年经历和他们的看法，为我自己的自我之感和我作为见证的方式提供了支持。我想要做的，是厘清涉及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之人行为的一个特殊序列，也就是医学化的屠杀。我见证这样一个事实：医生进行了屠杀，而且是以治疗的名义，还要弄清楚这种屠杀怎样进行，用什么方式，为什么发生。不过，我的见证并不随着纳粹而结束。我想从纳粹所为中提取一些对我们了解当代在心理上有用的东西。纳粹医生有着双重自我的凶残角色转换，其他人也可能这样做。角色转换提供了屠杀行为与纳粹医生之间的一种联结法则，对于这类行为，具有普遍的可能性。以国家—种族治疗的名义进行无穷尽杀戮的能力，也需要这样的角色转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人都可能响应一种集体号召来消灭一个指定群体的最后一个人，这个群体被视为“死亡细菌”的携带者。然而，我的结论决不是“我们都是纳粹”。我们并非全是纳粹。这种指控恰恰抹杀了我们需要找出的那些道德区别。这些区别中的一条，涉及在我们普遍有着杀戮和种族灭绝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人是如何抑制这种邪恶的。一个敏感的治疗者会惊骇于自己竟有冲动，去掌掴一个肆无忌惮给我写信谈“我们日常人性问题”的病人，但是，我们从纳粹那里看到的，不仅是行为不同于冲动，而且极端重要的是，更大的意识形态潮流以一种导致极大邪恶的方式将这二者联结起来。这些联结和步骤就是我的见证，这并不是对每一个人的无差别的道德谴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我不得不去作：这项研究对现在萦绕着我们所有人的核技术种族灭绝的意义。我们一直在考查的这个大屠杀有助于我们避免下一个。我们只要想一想核武器威胁可能的转换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角色转换，而且是种族灭绝的法则：对“死亡细菌”的担忧，对传染病（苏共主义或美国资本主义）威胁一个群体（美国或苏联）的生活的担忧；通过一种绝对化的愿景（美国美德战胜极权国家，或者是反过来）进行更新治疗的承诺，这使得“把他们全杀掉”变得合理，同时又排除了这种愿景的自杀一面；宣称精神利他和科学真理；宣称超越机会，于是一个人就被推向治疗名义的屠杀；执行这种任务的屠杀专业人员和专业屠杀者被指定，与之相伴的，还有越来越完善的技术和高度严密的官僚机构组织，它们大大缩减了种族灭绝的信号；最后是种族灭绝自我的一种普遍接受的模板，它通过“核武主义”（因核武器终极武力和高科技的吸引力而信奉这种武器）的集体模式，以及理想化的净化愿景和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诱惑出来的牺牲，而创造出来。所有这些一定会发生吗？它们之中有一些已经发生，但其他的并不必然发生。任何见证都讲述了一个人所观察到的事情如果重复的危险，以此来鼓励采取措施阻止这种重复。一个人听到洛伦·艾斯利所说的“由我们内心深渊升起的黑暗低语，它以一种诡异的魅力吸引着我们”，认识到这种低语就是我们自己，是一种危险的耳语，在它变成绝望的种族灭绝尖叫之前，我们必须听到它。我进行这项研究，就讲述了这些；不过，我想用两个仍然在我脑中盘旋的形象来结束它。第一个形象来自奥斯维辛。我是几年前去那里的，看了保存在那里的许多展品，就邪恶之人能够对其他人做些什么而言，这些展品已经揭示得足够了。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展品，是所有展品中最简单的：一个满是鞋子的房间，绝大部分是童鞋。第二个形象来自与一个在奥斯维辛牢房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医生的交谈。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也成了我的朋友。他谈到，有一次，他和一些其他的囚犯医生被濒临死亡的病人所压倒了，被这些受折磨者要求解脱的大声呼求所压倒。他们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事：把仅有的一些阿斯匹林分给病人，在分发过程中，他们给病人讲了几句安心和希望的话。他几乎是吃惊地发现，他的话起作用了，“在那种情况中，它真的起作用了”！他的结论是：坚守尽力进行治疗的决心，哪怕是在最极端的条件下，“我真的被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巨大成效打动了”。本文选编自《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 》，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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