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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时期的地方操控与日常生活
位于波兰小镇克拉科夫西南60公里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当我的出版人第一次建议我及时对此书进行修订，以赶上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对于我而言，这似乎代表这本书很耐看：评论家们对此书持肯定观点，书中的主要说明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本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有很多学者在效仿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教师，最令我满足的是这本书对本科生的课程有所助益。实际上，过去17年以来，本书在美国成了德国历史课程中的最常用指定读物，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一个城镇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没那么困难。将涉及6000万人的这个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放在一个小规模的社会中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不过复杂性的绝大多数相同因素依旧存在——很多美国学生也发现了这点。简言之，我遵从古老谚语的智慧：“别画蛇添足。”
另外，我也怀疑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新信息来对本书进行修订。总体上来说，关于纳粹主义的崛起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进行微观研究的要点就是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虽然可以利用从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见解，但借用这些信息又不太合适。自1965年以来，我已经从其他的地方研究中得出了相当多的参照数据，所以讨论不同德国城镇的各种调查成果是有意义的。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到相同的主要结论。对纳粹主义的微观研究所产生的细微差别进行详尽的分析可以创作一篇适合于学术杂志的优秀综述文章，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就会很无聊了。
1971年出版的对纳粹组织的地方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超越了我之前所做的分析，我想要将其中的成果融合进,我的研究中，但是要充分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新的信息来匹配该著作中的数据。我确信在进行研究之初已经彻底探讨过所有能得到的文件记录了，其中并没有新的发现，我认为并不会有新的材料了。（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世故事。）
尽管如此，1979年，我在德国进行研究之旅时，还是趁机调查了诺特海姆（这个城镇是我最初的研究主题）是否有关于纳粹主义崛起的新数据。我仔细检查了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柏林—达勒姆的普鲁士非公开国家档案馆和柏林文档中心的政府与政党记录。在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但是数量极少的信息。很久以前我已经说过了，我真正需要的有关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实际文件已经在第三帝国崩溃时被烧毁了。
然而，正如其他学者早就发现的，关于诺特海姆所属的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记录大部分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纳粹党的组织结构中，德国被划分为35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大区”。每个大区领袖负责其所在大区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希望找到诺特海姆地方组织和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大区领袖之间的通信。如果有信件的话，一定是保存在汉诺威的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在汉诺威，档案保管员迅速地梳理出我也许会从中发现诺特海姆和其大区领袖之间通信的文件，他说还有些关于诺特海姆的文件，我也许会感兴趣。这些文件没有被编入目录，还没有分配档案编号，也还没有被其他学者看过，足足有八大筐。结果，这些文件原来是1929—1938年诺特海姆地方组织的纳粹党之间通信的副本！还有几个条目一直涵盖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包括一千份来自诺特海姆的“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评估”，某位档案保管员还在封面上用笔写了“没什么意思”。这些都被归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区档案中，差不多都因为不重要而被埋没了，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就逃脱了成为有关诺特海姆的纳粹档案原件的命运。很明显，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证明对本书进行修订是合理的，而且也要求对本书进行修订。
对这些文件的分析证明了我最初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没有出现矛盾之处。这些文件也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数据：关于城镇上纳粹党的内部运作，关于筹资和宣传策略，关于第三帝国期间利用权力来控制城镇居民的方法，关于纳粹党的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向当地纳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导的程度。关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早期历史（1922—1929年）以及1935—1945年的历史有足够多的材料，所以我可以为本书增添几个新的部分，也能够延伸参数范围，涵盖这个城镇全部的纳粹主义经历——从开始到结束。
这些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促成了我就有关希特勒政权属性的理论进行讨论。其他数据主要是对具体细节有价值，提供了关于纳粹分子日常行为的内容。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应该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纳粹的崛起和掌权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灾祸，如果不警惕的话，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详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纳粹的成功可以解释为：在有利于他们成功的环境下（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利用一系列聪明的（但可以理解的）技巧而获得的。知道纳粹掌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让我们防止再次发生相似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
熟悉第一版的读者们会发现本次修订中另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第一版中，我尽力保护城镇居民的隐私，以匿名的方式将他们的城镇称为“塔尔伯格”。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们（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城镇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德国史领域的专家们）尊重了我的努力。但是民主德国的杂志《明镜周刊》在本书的德文译本问世后不久就“暴露了这个秘密”，另外也辨认出了我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因此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使用“诺特海姆”这个名字了，而且第一版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也会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曾经承诺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些人以及《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没有提及的人，我会继续使用假名。此外，我整合了最初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辨别，为了供未来的研究者们使用，我将它们放在了脚注中。
修订版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我要再次感谢对本书的第一版提供重要意见的那些人，还要感谢两位学者，他们的想法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耶鲁大学的亨利·阿什比·特纳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蒂莫西·W.梅森博士。我还要感谢凯伦，她梳理了我有时写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还有威尔·戴维森，他一直很耐心。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83年于纽约的水牛城
这是关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第三帝国初期某个德国小镇的历史。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议题之一：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沦陷为恐怖的独裁专政？我选择以研究某个小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存的纳粹革命研究没有从地方角度进行的。有本书是关于布伦瑞克省的纳粹党—保守党联盟的，还有本书是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各省纳粹化的 （在实际掌权前，这两个地方的纳粹都是软弱无力的），但在我进行现在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作品涵盖纳粹革命的整个时期或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地方。
纳粹在地方上的措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建立的关键。掌权之前，希特勒在地方党派组织的高超技巧和适应能力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933年春天的实际掌权主要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尽管希特勒身为德国总理的身份确实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而元首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最底层、在基层很成功。
单一的组织远不能充分地反应整体。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城镇。这里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这里和乡村的关系更为密切，工业化程度没有其他德国城镇那么高；这里有更多的路德派教徒；这里更早地转向了纳粹主义，比德国的其他地方更加坚定地支持纳粹主义。而这里确实有代表性：在纳粹党的激进主义方面、在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力量和弱势方面、在国家主义中产阶级的态度方面、在投票趋势方面、在政治活动和派系暴力的发展方面，也许还有其他内容，只有对其他城镇进行类似的详细研究时，这些内容才会变得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微观研究，不过这对更广泛的趋势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一研究至少明确证明了纳粹革命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容。
如果说微观研究的缺点是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其优点就是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历史学家越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的内容。可变因素是有限的，于是，对背景要有全面和相对稳定的了解。即时性和真实性增强了。人们可以将行动置于日常生活模式中，从而判断出为什么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正是这种可能性，而非其他内容，引导我去研究一个城镇的命运，要不然的话，这个城镇在一般有关纳粹主义兴起的研究中甚至都不值得做个脚注。
革命、恐怖行动、战争和侵略的破坏性结果严重限制了有关这项研究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幸亏有当地人的配合，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公开和私人文件才可以随我使用。相当多的当地人同意接受采访，因此我能询问大部分主要人物，从而找到合意的普遍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将他们的回忆、感想与当时的文件、报纸的描述相对照与核查。结果收集到了相当多的细节，其中很多细节并没有收入本书中，但可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找到。
在我第一次有了进行研究的想法时，康涅狄格大学的哈里·马克斯博士给了我至关重要的鼓励，我很感谢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准许让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海因里希·爱格林博士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和实际的帮助，卡尔·罗斯坎普博士将他在错综复杂的德国税收统计方面的有益经验告诉了我。我的两位优秀的老师——明尼苏达大学的哈罗德·多伊奇教授和威廉·莱特教授，我的两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密苏里大学的戴维·平克尼教授和罗德里克·麦克格里教授，还有施罗德·L.温伯格教授以及劳尔·希尔伯格教授，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我的妻子卢埃拉·S.阿伦认真地倾听并且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我怀着感激之情对每个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我可以肯定这部作品包含的任何见解都具有一定的集体性质，但是实际的表述以及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世界上的小城镇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很少的隐私和大量的流言。在开始这项研究前，我就得出了结论：不仅应该为那些提供消息的人和主要人物的姓名保密，而且要隐瞒这个城镇的真实名字。因此，人们不可能在地图上或者百科全书中找到“塔尔伯格”。这一预防措施也是我对市政官员和受访者许下的承诺之一。想要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历史系找到这个城镇的信息以及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信息等文件。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关于受访人物的详细列表。而且，在每一个受访者的记录中都专门描述了他们第一次在书中出现的页码。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提供塔尔伯格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创造如此多的名字耗费了很多想象力，如果有读者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
1965年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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