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推改革法案遭绿重锤，是2024败选延续
自5月28日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在野党提出的改革法案，民进党便开始强力抵制，虽然行政覆议遭二度封杀，但党、院、府、监四机关相继声请“释宪”及暂时处分，台“宪法”法庭19日作出裁定，在野党提出的修正法案几乎都被停止适用，改革法案回到原点。
“青鸟”还未集结，“大法官”们先出来护驾，面对数月努力可能白忙一场，国民党强调，此次暂时处分的结果，代表这群“大法官”不仅是不演了，而且为了贪恋权位，维护“大法官”基本尊严都可以不要，只能说“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人民还能期待对这些“大法官”会做出令人心服口服、符合公平正义的“释宪”结果吗？没有必要，也无法期待！
蓝营舆论批评，本次立法机构通过的改革法案，并无何急迫性或难以回复原状事件可言，但“宪法”法庭痛下杀手，证明已沦为民进党附随机关，遵旨办事。
从这些评论看，最终“释宪”大战的结局为何，蓝营政治人物们也已心知肚明。
面对改革大戏走到最后可能无疾而终，对比几个月前，国民党成为立法机构最大党时一些观察者的评论，着实“打脸”。
将时间拉回到2024年2月1日，当天台立法机构举行正副负责人选举，韩国瑜最终拿下54票，击败上届“院长”游锡堃成功当选。时隔八年，“立院”龙头换回国民党籍，某地方卫视特约评论员认为，这意味着国民党扳回一城，台立法机构不再成为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橡皮图章。称赖清德不仅没有获得岛内主流民意支持，也将面临台立法机构强力监督，是弱势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事实上，韩国瑜当选与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是否能对执政党监督制衡，根本是两码事。以台湾现行体制，最有实权的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拥有专断的行政权，可直接掌握人事同意权，任命行政部门负责人，无须经立法机构同意。而各部会负责人也直接由行政部门负责人提名，台当局领导人同意即可，而立法机构只有监督角色。
面对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长期失衡，民进党即使在立法机构没能占据多数，但他们拿到执政权就是一家“独大”，所谓“朝小野大”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立法机构从来就不是 “朝”的角色。
因此，像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前提出要改“内阁制”限制当政者权力的说法也是在糊弄选民。一旦实行内阁制，台当局领导人变成为虚位领导者，根本不必制衡。而议会最大党选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并不比当前体制下的台当局领导人拥有更多制衡。
换句话说，赖清德今天敢于推翻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改革法案，不只是“大法官”的操守问题，能让这些绿营侧翼当上“大法官”，说到底还是因为民进党拿到执政权，改革法案的失利实则是蓝营在1月13日败选的延续。
最近也不乏岛内人士看出这一点，但他们却归咎蓝白没有整合成功。事实正相反，当初侯友宜民调回升是在君悦饭店蓝白合破局后，而在蓝白要合不合阶段，柯文哲先是抛出赢得正、输的退，他羞辱蓝营候选人，给你选也选不上，面对蓝营支持者反弹又态度放软，到了蓝营给出截止时间， 柯到点不下车，好不容易在马英九见证下答应游戏规则，民调出来又反悔，还向支持者哭哭啼啼。
在此阶段，白营支持者对蓝营的敌视程度不亚于民进党，莫说蓝白的政治DNA南辕北辙决定了根本难合，即使勉强合一起，届时又有多少原本就属泛绿阵营的柯粉会转投赖清德，又有多少相信柯文哲所谓“超越蓝绿”的人会选择不投票，这些因素决定了蓝白合难以达成一加一的效果，回归到两组人选对决，蓝营也难有胜算。
对于这次改革法案受挫，还有人分析，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多数只是影响政党之间政治权利与利益的平衡问题，这种宏大叙事的本身缺乏让人民有切身之痛的利益连结感，难以唤起民众呼群保义的广泛支持。
然而，民进党从反对改革法案开始，就把这个影响的只是政党权利与利益的平衡问题，煽动成“抗/中/保台”的“宏大叙事”，以此唤起绿营支持者的广泛支持。他们并不想尊重议场内的投票规则，而是动员议场外的一切力量，以群众抗争逼在野党就范。对于这种现象，用台湾学者吴启讷教授多年前的一段总结最为贴切，
这段话精准概括了民进党强力抵制立法机构改革法案的动机与目的。由于国民党多年以来没有建立起一套足以抗衡分离论述的话语体系，因为失去可及的目标，更端不出“宏大叙事”，面对执政者打出“抗中牌”才难以招架。单单是柯建铭恐吓“大罢免时代”即将来临，蓝委们便人人自危，甚至有人主动收敛炮火。一个无涉两岸议题的改革法案尚且如此，后续的“反渗透法” “党产条例”等，今后为了安全避险，在国民党内恐怕无人有勇气再碰。
这个局面也是对当初认为蓝营在立法机构扳回一城者最好的教育。事实证明，这类说法在政治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当整个城池都被敌人攻破， 在计算局部战役的胜负已毫无意义。蓝营在1月13日没有虽败犹荣，失去执政权就是完败，从这次改革法案遭遇绿色重锤，一叶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