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成功是成为自己喜欢的人
这是一个所有真正关心孩子一生幸福的家长都应该读的人物故事，也是可以让所有的父母摆脱焦虑的控制，坦然做出选择的人生故事。
我有幸在孩子小升初的这段时间采访Shiro，并写下他的人生故事。
我知道一个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的孩子，会是一个会选择会生活的人，是一个不负此生的生命。
我之所以把丸子送去跟Shiro学哲学，是因为我想丸子成为Shiro那样的人。
Shiro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叫褚士莹，曾经是一个没有什么好前途的孩子，生活在台湾高雄的炼油厂，被外婆带大的留守儿童；
他有在任何评价体系里面都看起来很风光很有成就的一面：出版了50多本书、20年前就旅行了100多个国家，顶级名校哈佛大学的硕士、台湾金马奖的评委；
他还有那些讲究内心的人才追究的人生经历：哲学家奥斯卡的大弟子、战争冲突谈判专家、国际NGO工作者。
他是童书妈妈全体同事热爱的人，他是能够让你感到中国古代温柔敦厚君子之风的人；他是永远不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总是能够让你得到支持的人。
他每年寒暑假来北京带领儿童哲学营，他是你把孩子交给他，内心安静而笃定的人。
他住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小岛上，他可以遗世独立，也可以与众生交融，他说人生最大的成功是成为自己喜欢的人。
以下是三川跟Shiro在六月的一个周六上午对话的实录。
▲童书妈妈哲学营中，孩子们都爱神采飞扬的Shiro老师
选择去埃及上大学
因为我要去看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三 川：你的人生非常国际化，我很好奇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你怎么会选择埃及AUC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大学。
Shiro：我的爸爸是一个石油工程师，他的专长就是建炼油厂。而我就住在炼油厂里面，我在十岁以前没有看过天黑，因为炼油厂永远在炼油，火把永远是亮着的，照着天空，我从来不知道天黑是什么样子，我也没看过星星。
那是一个很扭曲的童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炼油厂，所有的同学就是邻居的孩子，所有人的爸爸妈妈都在炼油厂里面工作，然后所有的老师就是这些炼油厂工作的工程师、工人的妻子或者是丈夫，我就没有看过外人了，大家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向往去看外面的世界。
炼油厂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图书室，有一些大家捐的书，书少，而且不太好看。我年纪小，个子也小，所以总是抢不过大孩子，那些比较好看的小说或者是绘本很快就被借走了，我根本就没办法借到。
我就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专门去借都没有人借过的书。在小图书室柜子的最上面，有一套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很枯燥，孩子们都不喜欢。我发现每一本我都是第一个借的人，因为图书的借书卡从来没有盖过章，我就去看这套书，看不懂里面的情节，但是我就专门去看里面的风景描写。
看书的时候，我就想，等我有能力离开炼油厂，我要去看京都的春天是什么样子，捷克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秋天美国的麦田，一望无际的农场的样子，冬天要看俄罗斯冰天雪地的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旅行的欲望就很深，很希望能够赶快长大，能够去旅行，去看这个世界。
▲Shiro从小就是在这个炼油厂里长大的。（图片由「油厂社区文化生态保存协会」提供）
我从中学那个时候就离开了炼油厂，为了离开，我就想尽办法去申请奖学金，就拿着奖学金到处念书。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就申请了两个学校，一个在撒哈拉沙漠，对我来说是最陌生的，另外一个就是位于冰天雪地西伯利亚的叶尔库斯克大学——两个大学在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和世界上最热的地方，我只有一个欲望：要去看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很快，埃及AUC大学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寒冷的叶尔库斯克大学杳无音讯。我就懵懵懂懂的，学阿拉伯语，一面工作一面上学，还一面写作。
这是我选择埃及AUC大学的过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后悔，因为世界如此广大，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新的经验，教会我学到谦卑，如果我只选我自己喜欢、熟悉的地方，说不定就会失去对世界的敬意。
▲ 在埃及求学时代的Shiro，曾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奔向尼罗河》的散文集，纪录他在埃及的生活与学习。
选择读哈佛，因为人生是
责任、义务和梦想混杂在一起的
三 川：看起来你并不在乎世人的眼光，你为什么会选择读大家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哈佛大学呢？
Shiro：我在埃及前前后后待了五年半的时间，有一天我回去看我父亲，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不可以去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
每次别人问“你儿子在哪里”，他如果说埃及的话，对方就瞪大了眼睛，然后就问“你怎么会让你儿子去埃及？”，然后就会问很多的问题。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不是很善言辞。我父亲很怕跟人家聊天，这样人家问个没完让他觉得很困扰。他问我能不能去一个正常的、不用解释的国家，比如英国、美国、日本什么的，人家听了就不问了，因为每一家人都有认识亲戚朋友在这几个国家念书。他说：“你就饶了我，让我好做人一点。”
我骨子里面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我小时候是姥姥带大的，因为父母经常外派出国。在厂区里面一个封闭的地方，姥姥完全不识字，她带大我不容易。我一直觉得很感谢她，我就下决心，哪一天姥姥年纪大了，我也必须要照顾她，就好像她从小照顾我一样。
后来姥姥得了失智症，我实践了自己心里的诺言，一边照顾她一边读书，我一直照顾姥姥去世了，直到帮她办完了丧事。隔一个星期，我就去埃及报到了。我愿意把责任都尽了，再去做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 外婆去世之后，Shiro出版了一本以外婆的绘画为主的图画书。不识字的外婆生前在Shiro照顾期间，受到鼓励开始拿起画笔，成为朴素艺术家，作品还因此到法国展览。
我去埃及五年之后，父亲年纪也开始大了，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肾病，要洗肾，我知道他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
我姥姥走了以后，我也过了几年随心所欲的生活，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做一点让父亲开心的事情，在他有生之年。然后等他离开了人世之后，我再开始去做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人生本来责任、义务和自己的梦想混杂在一块的。
在埃及，我看到了很多贫困的人，见到了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个时候，在公益性质的NGO组织工作，已经是我的人生方向，这在很多国家的大学没有这个专业，美国有，哈佛有，于是我就去申请了。于是我成为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的硕士。
哈佛大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进，事实上他们一直在等着一些人，比如哈佛大学想培养的是改变世界、对社会有所奉献的人，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容易进哈佛的。
当时在申请哈佛大学的时候，我一心想要念教育，因此申请了教育学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学院的入学审查教授，竟然自作主张，将我的申请材料转给了肯尼迪政府学院，只寄给我一封信，说认为那里更适合我，就这样阴错阳差进了公共政策的领域，主修在封闭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NGO组织的管理。
▲ Shiro在1998年也曾出版过一本书，专门记录对于哈佛大学教育的经验与反思。
我不喜欢美国，但喜欢波士顿
三 川：你读了哈佛，你又住在波士顿，你一定非常喜欢美国吧？
Shiro：我在美国住了三十年，还是不喜欢美国。
国家的这个概念，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造价值，它是不太真实的，你说有一个人画了一条国界线，突然之间边界的两边就是不一样的人了，这显然不可能。我从事国际NGO工作，我看到好多战争、冲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条不存在的虚假的线。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认同的不是国界，那我认同的是什么？是文化吗？是一个生活方式吗？还是一个价值观。
在美国三十年，我一直住在波士顿。波士顿是一个非常质朴、非常崇尚知识的地方。如果说波士顿有什么信仰的话，它的信仰就是知识。波士顿人觉得重要的都不是外在的东西，他们很重视的是内在的东西，而且它的包容性非常强，整个波士顿有一百多所高等学校，重视学习和知识的风气非常强。
美国的其他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家追求的是大房子、名声、好莱坞或者名牌。美国还有大量的地区其实是比较粗野的，不重视知识的，甚至不相信科学，甚至是反对思考，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认同。
三 川：你的标准很有意思，如果让你在中国大陆选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哪里会好一点点？
Shiro：在中国选择的话，我还是喜欢北方多过南方。北京不管它有再多的问题，我觉得至少它还是很大气的，然后它有很多种可能性。
在中国，如果不选北京的话，我会选择西北和西南。四川、云南、西藏、新疆这些地方是我从少年时代就非常着迷，非常喜欢的地方，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些地方有很多民族，必须要包容各式各样的声音！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到云南一个彝族自治区，因为天气很热，我绑了一条白毛巾在头上遮太阳。菜市场的一个彝族的老太太，特地来问我头上的装饰是哪一个民族的。
我忍不住笑了：对她而言，她不会觉得这很怪，很与众不同，而是很自然地觉得这就是某个民族的东西。
我在20年前已经旅行过100个国家，之后我再也没有计算数量。我喜欢多元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我的内在可能就是一个农夫，我更喜欢那种自然、质朴的地方。
就是在波士顿，我也不是住在市区里面，我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小岛上。我的家门口就是海。海的对面我就可以看到波士顿市区。如果我想要遗世独立，就在岛上不出去，也可以永远不离开。
但是我如果想要到市区，要跟人往来，或者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开车15分钟，我就可以到海的对面。
▲ Shiro在波士顿海边的家。
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以什么为标准，是我学哲学的原因
三 川：做NGO工作通常让人觉得非常伟大，你的工作中一定有很多改变了别人的生活而让你觉得内心满足的时刻，但我不想听这些时刻。我想你给我讲讲做NGO工作让人意外的地方。
Shiro：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做NGO工作，我去交战的国家处理战争冲突，是个和解的谈判专家；也帮助改善一些地区的经济状况。
我曾经在缅甸金三角带领当地战乱地区的居民，学习如何不依赖种植罂粟花，转型成为有机农夫的计划长达十年，以及当地武装游击部队跟中央政府的和平谈判，同时也训练东南亚国家的公民团体，监督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大型贷款案以及开发案，包括中国在伊洛瓦底江投资的密松水坝建筑工程，也因为在公民团体的舆论力量下，影响政府决策，以避免生态破坏为前提，无限期搁置。
在缅甸金三角的一个村子的工作改变了我固有的看法。
这个村子的人用草搭屋顶，用竹子编墙壁，编竹子墙壁的是当地阿山帮的单族人，编屋顶的是尼泊尔人，一个房子是不同的民族合作的结果，我觉得非常美好。
我们在农场做了一段时间扶贫工作之后，他们挣了一点钱。然后第一件事情它就是要把草屋顶换成白铁皮。
那个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们怎么可以挣了钱，第一件事情就会去做这种跟环境不协调的东西。他们回答：“如果有钱的话，不止屋顶，墙壁我也要换成水泥的！”
我说：“多丑啊，你们为什么都不注重自己的传统？”
村里的一个长辈很生气地说：“你凭什么自己住在水泥钢筋的现代化房子里面，不准我们进步？你认为传统好，你自己为什么不住这样的房子？”
我说不出来话。我觉得我实在太骄傲了，我凭什么只是因为我支配了一些钱和计划，就告诉他们，你必须要维持在这种很苦的生活里面，因为这才叫做传统，我根本没有资格这么说。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究竟应该以谁的标准来判断，这是我做NGO之后真正困扰我的事情。
我在战区协助冲突解决，跟游击队、武装部队、中央政府进行交流，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达成和平谈判，双方签订协议，盖章，然后战争停止，这是我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有一天，一位游击队将领跟我说了实话，他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时间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和平有什么好处？”他这样一问我整个人就傻了。
同样的一个世界，凭什么说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他的一定是错的。为什么和平是好的？为什么冲突是不好的？
三 川：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困惑。我在给百年职校的孩子上写作课。这是一群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辍学不能继续读书，百年职校免费提供了他们学习和食宿生活。我在写作课上在教他们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要敢于想象自己能够做出了不起的事情，而事实是他们毕业了要去做厨师、电工、养老护工，他们是更需要让他们踏踏实实地认命呢，还是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做科学家、作家、企业家这样的人呢？
Shiro：我跟你一样困惑的时候，主动去联系了哲学家奥斯卡。
他问：“谁说和平比较好？”
他又问：“冲突有没有好处？有一句话是家庭如战场，家庭可以有冲突吗？家庭的冲突一定是不好的吗？”
我说：“不一定。”
“那么家庭的冲突什么时候是好的？”
我说：“因为有冲突，人们才会把问题摊开来说，所以冲突就是沟通的机会。”
奥斯卡说：“冲突的本质，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个部落的冲突，跟家庭里面两个成员冲突的本质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冲突发生在家庭里面就是好事，但是冲突发生在两个民族之间就是坏事？”
那时候我真正看懂了游击队将领的想法——为什么冲突不是坏事。
我们究竟为什么去做NGO，我们这些来自所谓文明社会，掌握很多金钱、技术的人，我们对他们真正的帮助是什么？我们是否真正去倾听了他们内心的声音，我们是否尊重了他们的选择？我们是不是高高在上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
从那以后，我改变了自己工作的方向，我不再是一个一定要和平或者传统美好生活的说服者，而是提供尽可能足够多的信息，让我的工作对象自己去做判断。
我发现，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之下，人们做出来的判断可能是偏颇的；但人们有了足够的信息和工具，他们更愿意也更容易做理性的判断。那之后他做的决定不管是什么，是继续冲突还是和平，我都有义务要全力的支持他。而这样做出的选择才是持久的。
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谦卑，我从他们的生命中去反省自己，我发现之前我之前有很多成见，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因此，我也更加喜欢我的工作，长久地热爱我的工作。
三 川：是的，我想作为百年职校的老师，作为丸子的妈妈，我所应该做的是提供尽量多的信息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种可能性，有这么多种做法，你可以做出选择，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我想你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温暖和支持，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的贵人，你能出手相助，你很有能量，可以为我们摆平一切，而是你给我们自己做选择判断的机会。
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刻，
是想做一个别人喜欢的人
三 川：你一生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Shiro：我一生最艰难的时刻是在接近30岁的时候。我在一直找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世界上那个属于我的点在哪里，那个位置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这一辈子的这一个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个是非常痛苦的。
那时候，不管在念书，还是在工作，我一直都在乎别人的眼光，在别人心目当中是不是高大上，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做的是不是别人认为对的事情？别人会怎么想我？如果不活在社会期待的眼光底下的话，我有没有办法真的快乐？
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我自己，几乎每一个年轻人成长都是一个自我追寻的过程，而且往往是痛苦的，那样的过程对我来说却很漫长。
是的，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节点，让我突然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全身心这样活着。
我后来想清楚了，如果我一直活在社会期望当中，让社会期望定义我的人生成功，这个完全不是我能够控制的，都控制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甚至不相干的陌生人手里，我做到了什么，没有做到什么，别人都可以决定，就是我自己不能定。
有一天，我突然想通了，我认为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成为自己喜欢的人，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突然觉得整个人就放松了，整个肩膀就放下了。
▲童书妈妈博鳌写作教育论坛中，Shiro正在带领写作工作坊
我们从小被放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之下，一直认为你必须要赢，必须要跟别人竞争，所以跟自己还有跟别人的关系都不是和谐的。
但是等我意识到原来我的竞争不是跟别人，而是我能不能够成为自己真的喜欢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能够真的为别人的成就、别人的的天分衷心地高兴。拥有为别人祝福的能力之后，我就更喜欢自己了。
我在30岁的时候，有个奋斗目标：在40岁前存够100万美金，在40岁退休，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后来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如果我要在40岁退休，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说明我现在干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我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做那个自己喜欢的人，那我没有必要退休。
▲Shiro在童书妈妈博鳌写作教育论坛大会担任主持人的工作
康德提到一个概念——永恒的轮回，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是真的喜欢的话，你应该是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都愿意花在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你真的喜欢的话，这辈子做不够，你希望下辈子还继续做下去。
我想明白这个永恒的轮回之后，要在40岁前退休的想法完全没有了。我只想要能够活多久，就做这件事情多久；，我也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检查一下我的初衷。很高兴，这些年来，我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就希望继续做我做的事情，就一直做下去。
因为每天都是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那个人，所以可以一直做下去，不必给一个期限让自己去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
三 川：如果你明天就要死了，你觉得你做过的最不负此生的三件事是什么？
Shiro：这三件事是：
第一、我的每一天都好好的活了，我对自己没有遗憾；
第二、我对别人的爱和感谢，我都及时表达了；
第三、我用我的笔作为了一扇窗子，让想要看到却没有办法亲自去体验不同的生活，看到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的人，能够有机会看到更多，看到不同。
三川玲：在懂童书的人里面她最懂教育，在懂教育的人里面她最懂童书。她是童书出版人，她出版作品获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销量百万，她撰写的童书评论深得读者认同，能掀起购买风潮；她是儿童教育作家，撰写的教育文章常常10万+，还经常被教育部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引用；她还是中国营地教育联盟理事，TEdxKids智库专家。同时，她还是11岁女孩小丸子眼中那个有肥肥双下巴、爱做饭，从来不打不骂孩子的妈妈。与白滔滔合著有《通往幸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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