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起实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对为数众多的跨性别人群来说，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双刃剑”。2018年，《精神卫生法》作出了一些修改，“医疗保障”被着重强调（如第八条、第六十八条）。然而，和精神科医疗紧密相关的，是监护人的权力与责任。

监护人的权责边界，在目前的《精神卫生法》中，依然有很多的模糊地带。这些表述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的内容，很容易造成跨性别者——尤其是其中的青少年——被监护人（通常是父母）“合法地”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而与此同时，《精神卫生法》的另一些条款，则隐含着“即使精神病患者，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住院治疗”。这些相互矛盾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在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梳理，让跨性别者和性少数人群，能够发现和避开雷区，从中顺势而为。

现行的《精神卫生法》，一方面，监护人的权力过大，边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由于跨性别者普遍被认为是“性别认同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患者，因此，即使已经成年，很多情况下，也不被当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很多类型的性征重置手术，依然需要监护人的签字同意。这些，都可能成为严重损害跨性别者权益的陷阱。

比如，跨性别者（尤其是未满18岁、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被家人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这样做是否合法？《精神卫生法》的不同法条，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解答。

这个条款，给予了跨性别者的家人（尤其是监护人、父母），很大的“自由心证”空间，如果他们把作为跨性别者的子女，当做“疑似精神病患者”，就可以把孩子送进精神病院。

哪怕跨性别的孩子已满18岁，已经成年，面对这样的法律条款，个人意愿也难以受到保障。用俗话讲，就是：跨性别者是不是精神病，你自己说了不算，你的父母家人说了算。这显然很荒诞。

这样一来，跨性别者渴望改变身体性征，或者试图求助于激素替代疗法，就可能被其监护人，认为是“有伤害自身的危险”，进而造成很多跨性别者“被精神病”，被强行关进医院，丧失人身自由。

——这样的法条，让很多跨性别者的父母，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孩子，是否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孩子的自由，完全被其监护人所掌控。甚至，家长把跨性别的子女禁锢在家里，也仿佛“有法可依”，哪怕跨性别的子女已经成年。

这些法条，几乎给了监护人可以任意决定跨性别子女的“生杀大权”！众做周知，任何人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个道理，就像按照“有罪推定”的逻辑，一个人很难自证清白，很难证明自己没有犯罪，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跨性别者一直背负着“性别认同障碍”、“精神障碍”等病理化的镣铐。一个“精神病人”的主张，在包括精神病院在内的任何场合，都往往不会被认真对待，甚至被视为“犯病的症状”。而与之相反的，是监护人的决定权，可以把子女送进精神病院，也可以随时对精神病院对子女的临床诊断，提出各种异议，要求再次鉴定。

监护人的权力过大，责任不清。家长无论对子女的精神病，作出了怎样的严重误判，无论会给子女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创伤，都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过，与此同时，《精神卫生法》毕竟也有“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的明文规定（三十条第一款）。跨性别者普遍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危害性，也没有自杀或自残倾向。既然《精神卫生法》针对第三十条的第一款，没有做出任何关于“监护人”权责的表述，那么，即使被监护人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也随时可以要求出院，而不用经过监护人的允许。

——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内容：

这也就是说，即使你“被精神病”，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只要你拿出“住院治疗自愿”的法条，要求出院，医院即使不同意，也只能告知理由，并且在医案中详细记录，但没有强行把你扣留在精神病院的权力。

——这样的法条，如果你遭遇了“被精神病”，无论你是跨性别还是顺性别，无论你是否已经成年，都可以拿去用，用法律伸张自己的自由和权益。

尽管目前的《精神卫生法》，监护人的权力过大，边界不清，责任不明，依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另一些法条，也同样可以作为“被精神病”者进行自我保护的法律武器。在当下，跨性别者尚未实现去病理化，多了解一些《精神卫生法》，显然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