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宪法与权力法案

这场法律之战绝对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一旦有了这些披露的资料，就能准备辩护了。兰迪与辩护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法官迫使政府缩小材料的范围。他们总不能给我们上百万份电子邮件信息、文件、电脑文档以及好多年的会计条目，然后说他们做错的事就在这里面。如果我们想要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话，就得更具体地了解所谓的错误行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叫做索取详细清单。对此政府很不服气，但法官下令迫使他们具体指出将会在审判用到的经销商并购案以及会计条目。

这几年来我看到的一直是真相被操纵得面目全非，而这时我们第一次在这件事上有了话语权。美国司法部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机构之一，但他们并非万能，这位法官有权驳回他们。既然不得不经历这整个考验，我就要尽力了解这个法律系统。我问兰迪是什么让我们有权对政府作出这个要求，他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喜欢极了——宪法。宪法第六修正案宣称“被告享有被告知指控的性质与原因的权利”。根据最高法院以往多年的判决，这个权利意味着如果你得到的披露材料太过宽泛，就有权要求获得一张详细清单。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并未告诉兰迪。三年以来我一直静坐一旁，看着那股力量将博比的谎言编成一股看似势不可挡的毁灭之力。突然之间我被提醒，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有这样的关怀与远见来确保我拥有权利。如果这将是美国对迈克·A.辛格之战的话，那在我这方有一些非常伟大的人——比如说托马斯·杰斐逊、乔治·梅森、詹姆斯·麦迪逊。在接下来的几年之间，我很痛苦地发现在我与黑暗深渊之间只隔着一张纸，那就是美国宪法。

我回家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宪法。从我的困境看来，很明显国父们并不只是在创造一个政府，他们也在保护人民免受其害。对于这一点，我在理智上一直是清楚的，但现在这种认识又个人化了，非常个人。这不是公民课程，而是我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我来说，宪法变得非常生动。

整个2007年，联合辩护小组都在努力想要找出与政府在明细单上列出条目相关的文件。我每月都会去首都华盛顿待上几天参加复审仪式，也会与贝克·博茨的法律团队进行定期电话会议。兰迪会出席几乎所有会议，而他的搭档凯西·库伯以及助理律师则会处理大多数日常工作。

每位助理律师都被分配了一部分分销商并购案，他们需要对其重新进行系统的建构，我们则会对每一笔交易进行小心而细致的审查。这整个过程中我的自尊犹如在被电钻伤害。我曾建立并经营了一家优秀的企业，我们有绝佳的产品、优秀的员工与客户，一切都很好。然而在这个经销商并购项目中藏满了污垢，就像看着一个粪坑一样。博比偷窃、说谎，还操纵并控制着他世界里的一切——包括我和其他高管。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窒息。在这一切的背后我意识到，这些会议与博比做了什么并无关系。所有这些会议都在围绕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方法让我们为他的所作所为负刑事责任。如同置身于阴阳魔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放手。我的口头禅是：这就是现实，面对它吧。我的态度就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如今的我是这个优秀的法律团队中的一员，大家聚到一起来保护这个可怜的名叫辛格的家伙，他被一个邪恶的恶棍陷害了。我深吸一口气，放手自我，为正在讨论的话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事情的确有了进展。我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对政府提供给我们的那个包含大家个人电脑文件的磁盘驱动器进行了不当的索引。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只通过简短描述标题来索引了文件，并未基于搜索目的搜索结果。我们的辩护团队对文件进行了完整的索引，于是我们找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历史档案。我们找到了一些早期的档案与邮件，它们可以用于直接反驳博比的一些谎言。一点又一点，我们解开了他制造的这个烂摊子。

我们的法官是布拉特，兰迪与他关系不错。我们一直定期展开审前听证会，布拉特法官同意了我们提出的一些动议。兰迪觉得法官的裁决相当公正，也感到他正逐渐意识到政府在这件案子上有多么的小题大做。此事距那次突袭已有四年时间，事情终于开始好转了。有兰迪来担任我的主要辩护律师以及联合辩护小组中的领导人物，我真是特别放心。

然而在2008年，情况却急转直下。2月7日，兰迪告诉我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发现了一个癌性肿瘤，需要立即手术。医生剖开他的胸膛，切除了肿瘤。战争才进行了一半，将军就倒下了。

兰迪花了三四周才又重新站回了领导辩护的位置。然而他的健康问题一直悬在那里。医生说这个肿瘤有很大可能会复发，因此他应该考虑化疗。兰迪决定观察一下再说，也祈祷情况能变好。同时，他也回来工作了。这是对的，因为政府一直请求法官定下一个最后的审判日期。我们一直对法官说由于公布材料之多，我们根本就还没准备好。然而在2008年6月，法官还是定下了审判日期：2009年2月2日。只剩下七个月了。我们还剩很多工作要做，真的得要一个军团的律师才能做完。

就在离审判日还剩三个多月的时候，兰迪的癌症又复发了。这次他需要长达八周的密集化疗，还需要很长的康复周期。我想起当初吉姆·默瑟为我选择律师时的建议，他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来自顶尖律所的高级合伙人，而且他还能够亲自投入到我的案件中来。兰迪的确就是那个最好的选择，现在他不顾医生的反对，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治疗推迟到了审判之后。我告诉他，我不愿意这样，但他决定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先看看这个肿瘤变大的速度。他就像一位武士，被赋予了一场关于荣誉、真理与正义的战争，绝不会因为小小的肿瘤而放下武器。

不幸的是，仅仅一个月之内肿瘤就长到了让他没有选择的地步。我们知道布拉特法官相当固执，绝不可能将庭审延期。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兰迪还是要求将审判时间后延三个月，这样他就能亲自上场。宪法又一次眷顾了我，递交的动议援引了第六修正案，让我有权利获得自己所选择律师的帮助。尽管这项延期的动议遭到了政府的反对，但仍然获得了法官的批准，条件是我得开始与另一位主要律师合作，以防到时兰迪又不能配合这个时间。新的庭审时间被安排在了五个月后的2009年5月4日，同时兰迪也开始了治疗。

我已与兰迪共事五年，他不但是我的律师和好友，还是整个联合辩护组的主要法律策略师，没有人能代替他。但我已向法官保证至少会找一位替补律师，因此只能深呼吸，然后向眼前的事实臣服：必须开始与一位新的首席律师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