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如有神助

离开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工作也大幅度增加。2月我们开始了审前听证会上一个有趣又重要的阶段——防止偏见动议。那些审前动议给了我们机会去质疑政府将在庭审上呈递的证据在法律上是否可靠。他们拿走很多文件，并且用符合他们理解的那套说辞将之进行诠释，我心知很多文件的含义都被扭曲了。但很多文件内容一旦脱离上下文被独立使用，就很容易误导陪审团。我很开心地了解到，法庭将我们公平审判的宪法权利解读为：未达到合理的可信标准的证据，不能在陪审团面前使用。换句话说，我们有权请求法官禁止某些证据在庭审上使用。

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动议，对政府想要递交给陪审团的材料进行了相关性和可信度方面的质疑。法官与我们对很多事的看法都一致，他最终禁止了那种随意解读文件与事件来制造证据的行为。我并未参加那些审前听证会，但看了所有的动议，而且对于听证会的结果很有兴趣。那个时候兰迪还在治疗中，因此由亚力克斯·沃尔什通知我每日动态。我对她印象深刻，同时也能看出兰迪的缺席给了年轻的律师们很大的机会。我很开心地看到这一片黑暗中某种伟大之事正在成形。

兰迪的化疗结束了，他尽可能地想要立刻回来工作。但尽管治疗是成功的，他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才完全恢复了力气。3月底，离开庭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担心的可不仅仅是兰迪的恢复期。布拉特法官在2009年3月27日宣布，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他不再担任这个案子的法官了。

恐吓威胁立刻开始了。政府放话说所有的辩护律师最好都来协商认罪协议，因为新的法官会让他们输掉这个案子。布拉特法官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内已经逐渐了解了这个案子，而且他很公正，因此不用说在最后关头要换人有多让人沮丧了。在我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兰迪与布拉特法官，两股我最信任的保护我的力量都被抽离了。这一系列神奇的事件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除了更深的臣服，我别无选择。生命最终呈现的方式似乎就是要保证我剩余自我的灭亡，而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向生命追寻的东西。

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审判事件几乎是一定会重新安排的，但对于新的具体日期以及新法官会是谁，大家都毫无头绪。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保证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以防万一。地区总法官诺顿负责寻找下一位法官，他得在短时间内确定自己能够处理长达四个月的审判。与此同时，布拉特法官继续主持审前听证会，我们也继续在防止偏见动议中表现良好。最后，因为找不到替代法官，诺顿法官决定亲自审理这个案件。在7月的一次听证会上，我们得知了新的开庭日期：五个月后的2010年1月18日。现在这个案件由美国南卡罗莱纳的地区总法官审理，事情越闹越大了。①

2009年8月，诺顿法官接收了审前听证会。那个时候兰迪已经重新完全投入到工作中了。他发现诺顿是个聪明、博学又公正的人，他的裁决与布拉特法官的裁决非常相似。在开庭前的那几个月间，我们继续在审前动议中逐条驳斥政府的指控。很显然，与之前的法官一样。这位新法官看到案情对我们不利。

截至10月，离审判还剩三个月，该在查尔斯顿预约住处了。几年前我问兰迪，有没有可能政府发现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然后放弃指控。他认为政府绝不会放弃指控我、约翰·康以及约翰·塞申斯，我们分别是公司的CEO、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如果首席财务官还未因癌症去世的话，兰迪也会把他放进这个名单。

我想确认自己到底有多大机会，于是问兰迪是不是得要由神的帮助才能让我避免这场审判。他深思一阵，然后开了口：“是啊，得有神助才行。”带着那种想法，唐娜和我去查尔斯顿租到了能住四个月的地方。我们让这成了一场冒险。我们都在寺庙里住了不止35年，期间每次离开的时间都不超过几周。这次审判则强迫我们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当然我离开的时间完全有可能更长。

临近开庭日期了，事情的发展与兰迪的预期一样。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召见了第二梯队的被告高管们，想要在取消指控前获取点有用的东西。当然，他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同事们脱离了困境。最后还剩三位高管要在2010年1月18日受审。

12月中旬我接到了兰迪打来的电话，他从幕后渠道得到了暗示：政府突然有兴趣与我们商量一个和解协议了。兰迪确认后说政府似乎已得到了足够多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让我脱离这个案件。考虑到我们在审前听证会上取得的胜利，我们感觉相当自信。我告诉兰迪我想要政府撤销指控，而且不能留下任何记录。如果他们想要我陈诉事实，那么我会说自己一直都认为公司所有事都遵循了标准的财务原则，但现在发现博比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换句话说，除了事实，别的我都不会说。

不知为何，就在突袭的六年之后，离开庭四周之时，光明开始驱离黑暗。政府坚持要我自愿放弃一部分我已持股12年的股票，股价有可能已经因博比在财务上做了手脚而受到了影响。我不确定股价是否真的受到了影响，但即使是，那些钱也是我不想要，也不需要的。然后这场噩梦就像它突然开始一样，又突然结束了。政府同意撤销对我的所有指控。

我不觉欣喜，也不觉宽慰。我感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激。真相最终获胜了。可能确实有神的帮助，但真相毕竟胜利了。然而约翰·康与约翰·塞申斯仍然得参加审判的这一事实却减弱了这种感觉。我看过这个案子的所有文件，知道这其中那些有意做错的事都来自博比·戴维斯与他的同伙，我与兰迪合作以让他与他的团队能够在审判期间提供支持。他们无法直接参加庭审，但他们出席并写好了诉讼中及其之后需要的概要、动议和其他文件。

审讯进行得非常顺利。约翰·康的律师是个非常优秀的诉讼律师。他几乎一手负责盘问政府的证人们，其中包括博比和他的财务部的情妇卡洛琳。当政府暂停此案的时候，辩护律师们感觉几乎来自政府的每位证人都变得对被告有利。被告也在休息。根据过去一个半月在那间审判室里发生的事，大家都觉得政府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他们的案子。在两边都休庭的时候，案子交给了陪审团。

陪审团考虑的时间并不长。五六个小时后，他们宣布已达成了一致的裁决。考虑到审讯时发生的事，这个考虑的时间显得还算合理。2010年3月1日，陪审团重新聚到了法庭，然后宣读了裁决结果：有罪。

被告惊呆了，法官也相当震惊。发生了什么事？对陪审团成员的审后采访表面，在开场辩论后，案子就已基本结束了。政府对公司里发生的错误做出了简单而又气势汹汹的陈述，大多数陪审团成员在那时就立刻做出了决定。对于多数陪审团成员来说，只要听到政府的陈述就已足够被误导了。这很悲哀。我们的法律系统没有起到作用，真相并未被揭示。约翰·康与约翰·塞申斯等待着被判刑。

此刻只余一线希望的可能。辩方根据诉讼时效提出了撤案动议，但法官尚未对此动议做出裁决。2010年5月27日，也就是大约审判三个月之后，诺顿法官做出了裁决，撤销了针对约翰·与约翰·塞申斯的整个案子。在这一裁决中，法官抓住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为本次案件所发生之事对政府进行了责备。他责备政府让那么多人被起诉长达五年之久，然后又在审判前放弃了所有控告。他指出，这一行为使得本案的审前辩护费用超过了1.9亿美元。

令我开心的是约翰·康和约翰·塞申斯自由了，他们的记录上也没留下任何污点。至少有人注意到了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有多荒谬，对此我深感鼓舞。但是真相还不明朗，政府仍有权对法官的撤案决议提出上诉。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辩方也提出了重审的动议。这一次动议给予一个大胆的论点：陪审团的意见是错的——审判中提出的证据并不足以支持判决。2011年1月19日，时隔审判一年之时，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那一天，当诺顿法官对重审动议做出裁决的时候，杰斐逊、梅森以及麦迪逊一定都松了一口气。在对他们的意图进行了两百年的解读后，这个系统终于奏效了。真理与正义最终胜出了。

距博比·戴维斯走进查尔斯顿的检察官办公室开始说谎的那天已有七年了。这虚妄之网曾一时得势，将一切都卷了进来，但它并未瞒过南卡罗莱纳地区的首席法官。诺顿法官经历了整个审判，听到了所有证词。陪审团可能愿意接受政府的那套说辞而不让他们承担合理的举证责任，但法官不会这样做。为防他的撤案令被否决，诺顿法官不但通过了辩方的重审动议，还写了19页的意见，将政府批得一无是处。他特意指出政府并不能证明高管们之间有什么阴谋。相反，证据表明医疗经理的高管们认为会计工作做得不错。他还说他发现政府的主要证人博比与卡洛琳并不可靠，卡洛林不过是在模仿博比的话语。

我带着满腹的敬畏与宽慰看完了诺顿法官的裁决。这事终于结束了，最终最重要的任务排开杂音认出了真相。以前我并不知道如果法官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评审团的裁决，他便能不予采纳。诺顿法官明确表示，他不但有权利而且更有义务这样做。这是宪法史上的好时光。宪法史为保护公民不受政府迫害而写，但它也仅仅是一张纸而已，而法官却是确保这种保护能够落实的唯一代理人。这个案件中的两位法官都是我眼中的英雄，他们展示了政府的不同部门如何相互监督与平衡。法官们曾发誓要维护宪法，他们也的确无私地做到了这一点。②

① 值得指出的是，几年前南卡罗莱纳最初提出指控的检察官辞职了，华盛顿的司法都已接管了此案。

②此事的结局就是政府并未对诺顿法官驳回此案的判决提出上诉。最终医疗经理公司所有被起诉的高管们都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