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不死《禅的行囊》

比尔·波特音流瑜伽研究

2024-09-02

韶关南华寺

第十四章不死《禅的行囊》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迈克·莱恩，我那位一周以前在台北自杀的老朋友。他的尸体躺在一个水池里，周围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像是在举行鸡尾酒会。人们看见了水底的迈克，但他们表现得无动于衷，只是站在岸边指指点点，并没有别的反应。我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在梦里，说话是件极其费力的事情。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却在张嘴的一刹那突然醒了过来。隔壁楼下的早课开始了，钟鼓齐鸣中，声声佛号再一次从窗口飘了进来，充满房间。

又该上路了。我喝掉最后一袋速溶咖啡，收拾好背包，去玉泉寺向宽祥告辞。走近寺院，山门外赫然出现了一头双峰骆驼，一对守在旁边的夫妇显然是它的主人。看我停下张望，老板娘热情地说，我可以骑在骆驼背上跟它合影，只收五块钱；如果穿古装，再加五块钱。两套戏装挂在骆驼身边，男装是关羽，女装据说是唐朝的公主。老板娘似乎能一眼看穿我在想什么，没等我开口，便回答了我的问题：骆驼是从甘肃买来的，加上运费，一共花了九千块。这可是一大笔钱，我心里嘀咕，足够买辆二手面的跑出租了。老板娘再一次看穿了我的心思，并解释说：这头骆驼今年才八岁，至少还能活十年。一辆二手面的可开不了那么久，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人家比我想得周到多了。

我拒绝了爬上骆驼照相的邀请。事实上，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骑到任何一头动物的背上去。记得上一次这么做还是十五年前的事。

1991年，在王文洋的资助下，我终于踏上了沿黄河追溯华夏文明的旅程。抵达青藏高原的时候已是5月。就在离河源不远的某个地方，雇来的越野车彻底坏了，我只好扔下司机，并留下一名向导跟他一起想办法修车，自己跟着另一名向导徒步前行。我们走了一整天，耗尽了浑身的力气，终于找到一群中国探险者在河源卡日曲留下的石碑。几年前，他们从这里下水，以漂流的方式走完了黄河全程，途中不幸有多人遇难。卡日曲附近的海拔超过四千八百米，一天下来，向导和我的体力都已严重透支，更糟糕的是，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从河源往回走，我们决定就近前往来时路上看到的几户藏族牧民的帐篷。这时，向导突然从肩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并挥手示意让我躲在他身后。我完全懵了。向导也不多说，伸手指着远处让我仔细看。只见前方的帐篷附近出现了一排小黑点。小黑点冲着我们所在的位置快速移动着，越来越大，眨眼之间变成了十几只凶悍无比的藏獒，咆哮着冲了过来。眼看藏獒到了身前，向导举枪朝空中放了两枪，藏獒受到震慑，止住来势，围着我们开始转圈。紧接着，向导用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一捆一头坠着金属重锤的长绳，在头顶上挥舞起来，很快荡成一个大圈，并逐渐放长半径。凶悍的大狗们在重锤的呼啸声中一步一步向后退着，最后竟被逼出了十米远。有了这段足够的安全距离，向导带着我，在流星锤的护佑下缓缓朝帐篷走去。终于，帐篷里的牧民发现了我们，于是喝退藏獒，向导也收起了手枪和流星锤，上前寒暄。

牧民掀开帐篷的一角，邀请我们进屋做客。我跟着主人钻进帐篷，在厚厚的地毯上坐下。帐篷中央的火盆里烧着干牛粪，不一会儿，身上渐渐暖和起来。向导对主人讲述了我们的遭遇，主人没说什么，起身在门口放着的酥油桶里舀了一大勺，投进灶上的茶壶，然后又放进去一块砖茶。

喝完滚烫的酥油茶，向导终于开口说明来意：我们想租两匹小马，骑回到越野车抛锚的地方与同伴会合，估计那时候车也修得差不多了。没想到牧民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眼下冬天刚过，这个季节是马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他说，马是牧民最重要的财产。然而，经不住我们反复的哀求和纠缠，牧民最终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借马了。他牵出两匹马给我们，另有一名牧民骑马同去并负责把马带回来，谈好的价钱是二百四十块。

三个人骑行在青藏高原的冻土带上，一路无话。这时，我突发奇想，决定把我会唱的唯一一首西部牛仔歌《小牛快跑》教给我的两名藏族同伴。这首曾经长年回荡在得克萨斯大草原上的民歌在我的即兴改编之下变成了这样：

清早出门兴致高，碰见个小伙儿实在俏。他骑着马儿满山跑，佛珠手中握，毡帽脑后飘，一边跑来一边叫：无比太哎哟（原文Whoopie ti yi yo，是牛仔标志性的尖叫声，并无实际意义。——译者注）！小牛快跑！掉队可不好！无比太哎哟！小牛快跑！跑到西藏咱们就到家了！

唱了几遍之后，牧民和向导已经基本能跟着哼哼了。虽然要想教会他们前半部分的歌词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但是到了那句“无比太哎哟”，两人都立刻亮开嗓门加入了合唱。接下来，牧民唱了几首藏族牧歌，向导也跟着唱了起来，此时我便只有跟着哼哼的份儿了。

西藏马是一种高原小型马。它的短腿能很好地适应地形坑洼的高原冻土带，而且步伐相当敏捷稳健。天黑之前，我们顺利回到了越野车抛锚的地点，路上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司机已经设法暂时修好了车，虽然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好歹可以让我们脱困。一路上我不得不用手按着蓄电池上的电线，好让车灯保持正常工作。就这样在荒原上颠簸了大半夜，我们终于在凌晨时分赶到了最近的集镇。下车时，按住电线的那只胳膊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所以说，如果形势所迫，我并不反对找只动物来当坐骑代步。但玉泉寺并不在青藏高原上，我也没有累得走不动道儿，所以我谢过老板娘的盛情，离开骆驼，向寺院里走去。

宽祥在客堂里正忙着，我简单聊了几句，便向他辞行。他邀请我有空再来，并说，下次多待几天。他把我一直送出山门，这时，刚好有一辆小巴驶来，在门口停下，放下几名香客。宽祥挥手让我赶紧上车，并往司机手里塞了点钱。小巴掉头朝当阳城开去。

到了汽车站，离发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找了间网吧去查邮件。火车上那位学国际贸易的女大学生给我发了封信。我给她回信：“今天要回武汉了。我会怀念你的小蛋糕和微笑的。”我不太会用中文输入法，所以信是用英文回的。这位自称爱美的姑娘其实很少笑，但我觉得自己应该鼓励她。不笑哪儿来的美呢？

开往武汉的班车准时出发了，路上一刻未停，直达终点，全程用时四小时，速度与火车一样，但是比火车舒服多了。不仅两条腿有地方舒展，后排还有整排的空座位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途中，不知从何时起，天气又重新变得暖和起来。我再一次脱掉了大衣，并衷心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倒春寒。毕竟眼看就到四月了。

班车从1958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过江，望着桥下的江水，我试图想象毛泽东当年在此横渡长江的情景。离他下水处不远的地方，耸立着刚刚重修一新的黄鹤楼，据说古时曾有仙人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楼对面坐落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国千年帝制的终结就源于1911年10月10日在这里发起的一场革命。多少代中国人的激情与梦想，乃至终究破灭的激情与梦想，都散落在长江大桥幽蓝的暗影里。

几分钟之后，班车开进了武昌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离这里只隔了一条街，但此时离开车还有六个小时。是去参观一下省博物馆，还是找张大夫再做一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呢？思来想去，我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干。街对面坐落着一家名为嘉叶宾馆的三星级酒店，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这无疑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装潢最为恶俗的酒店，要是把它搬到拉斯维加斯市区边缘的那些穷街陋巷去，倒是可能会挺般配。酒店一共五层，其中两层被洗浴中心占据。中国各地的洗浴中心里一般都设有一间休息大厅，只要买了洗浴的门票，你完全可以在那儿睡觉，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它唯一的缺点是容易被人打扰。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选择洗浴中心，而是拿出一百块钱，开了四个小时的钟点房。钟点房的条件居然很不错，但不幸的是窗户正朝着喧闹的火车站。睡午觉的美好愿望告吹了，我只好用阅读和写日记打发时间。

开车前一个小时，我退了房，打算去试试酒店里的泰国餐厅。尽管做的是外国菜，但它看起来并不属于那种特别奢华的饭馆。我从塑料棕榈树下穿过，走进它那完全用塑料热带植物布置成的花园，在桌边坐下。不一会儿，服务员端过来一壶菊花茶，我眼前一亮：菊花茶是清热败火的，它在此时出现，说明有人和我一样，认为天气已经暖和起来了。

1958年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

菜单上印着每道菜的照片，我指了指其中的一种蔬菜和一种豆腐，十分钟以后，服务员端上一只酒精炉，点了火，然后又端来一只小铁锅放在炉子上烧，锅里面盛满了烟笋、木耳、洋葱、青椒和豆腐。锅烧开之后，我立刻大吃起来。味道好极了，不过，头顶上是塑料棕榈树，耳边传来钢琴演奏的披头士名曲，邻桌的客人在水族箱前挑拣着鳗鱼、牛蛙、鳖和各种河鲜——如此“泰国餐厅”，感觉实在有些古怪。

吃到再也吃不下为止，锅里还是剩了不少东西。我结了账，大腹便便地穿过马路，进了火车站的软卧候车室。武汉是排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之后的中国第四大都市，但它的火车站已经摇摇欲坠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政府准备在明年把它拆掉重建。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等到一座建筑几乎寿终正寝才拆掉重建，这实属罕见。武昌火车站是整个武汉市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它的体量宏伟而沉重，具有明显的苏联风格，如今风烛残年，则更显压抑。检票时间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上了车。

我特意买了软卧车厢的下铺。下铺的好处是不用爬梯子上床，另外，在床头的车窗下面，有一个和对面床位共享的小桌子。我倒没有什么东西非要摆在桌子上，但跟我同车厢的这三位可有不少。他们是一家子：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子。三个人带着一套肯德基的外带全家桶套餐上了车，摆在小桌上，一坐下就开始大吃，边吃还边跟我聊。他们的方言，再加上嘴里塞满的食物，对我的汉语听力形成巨大的挑战。我零星听懂的几件事包括：他们跟我一样要去韶关；这对夫妇的女儿在韶关工作；九天之前，她刚刚生了小孩。

吃完了鸡，父子二人不约而同摸出烟，一人点上一根。我提醒他们，吸烟区在车厢连接处。两人居然听了我的话，站起身朝车厢尽头走去。中国真的变了。放在几年前，我要是这么说，他们最多也就是笑笑，该抽还继续抽。列车里的广播也变了。从前那些穿云裂帛的京剧和处处假笑的相声段子，如今变成了轻音乐。当晚的节目中安排了许多手风琴和口琴演奏的曲子。晚上9:30，广播员宣布：“列车广播现在停止播音。”

列车从武昌站开出，沿着与长江流向相反的方向朝西南隆隆驶去。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经过了著名的赤壁，公元208年在此发生的赤壁之战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役了，而关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彼时距他在当阳附近的麦城全军溃败而最终身死，还有十一年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列车停靠在岳阳车站。有关岳阳的记忆，总不免与洞庭湖有关。1991年9月29日，费恩·威尔克斯、史蒂芬·约翰逊和我曾一起前往拜谒杜甫的墓地，来到岳阳时，正诗兴大发。

中国人把李白（701－762）称为“诗仙”，而杜甫（712－770）则是“诗圣”。当时我在为香港新城电台的英文频道制作一档有关中国文化的系列节目，节目做到湖南境内，自然要到诗圣的坟上拜谒一番。在省会长沙，我问了几个主管文化的政府官员，居然没人能说得上来杜甫墓在什么地方。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不想告诉我。好在我搞到了一张旧地图，大概弄清楚了它的方位。我们离开长沙一路向东北摸去，一直摸到了安定镇。我们的运气不错，9月29日那天正好是墟日，附近村庄里的农民全都涌到了镇上。四处打听之后，我们找到一位知道杜甫墓地所在的老乡，还承蒙他的盛情，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那是僻远乡间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道路坎坷，拖拉机颠簸了许久终于抵达。诗圣墓前的祠堂被改造成了一所简陋的乡村小学，而这小学也似被时间封存，它的拱门上还描绘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画像。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外人了。我们跟着他来到学校后院，一起动手清理了杜甫墓冢上的野草。据说，杜甫去世之时，就住在离此不远的一艘船上。他的晚年是在湖湘之间漂泊度过的，从他那首著名的《登岳阳楼》中，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大诗人凄凉的晚景：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我们以三鞠躬向诗圣的荒冢表达了敬意，然后谢过校长，重新回到老乡的拖拉机上。临别之际，学校里的所有人都挤到校门口和我们道别—— 我们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校长早前已经被迫宣布提前放学了。拖拉机轰响着开上了归途，尘土飞扬中，我们向全校师生连连挥手告别，十几个孩子在后面飞奔，胆子最大的几个甚至抓住拖拉机的后挡板爬了上来，跟着我们开出去好远。

好心的老乡一直把我们送到安定镇北面的平江县城。在那里，我们上了一辆中巴，一小时之后抵达岳阳。这一天的旅途无比顺利，与诗圣墓地亲密接触的难得经历更令人心情大好，于是我们决定下榻于岳阳市最奢侈的酒店。

酒店房间正对着洞庭湖，风光无限，我们把沙发搬到落地窗前，喝着冰啤酒，远眺湖中那座名为君山的小岛。据说，当年舜帝（约公元前2200年）南巡至南岭九嶷山驾崩，他的两位妻子娥皇、女英闻讯，在君山之畔投湘水而死，化为湘水之神。她们的尸身就葬在岛上。

就在我们凭栏畅饮的时候，费恩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老婆告诉他，迈尔士·戴维斯（1926－1991，美国爵士乐大师。——译者注）死了。几个正在逸兴遄飞的老嬉皮登时傻掉。要知道，迈尔士就是我们的杜甫。我有生以来拥有的第一张唱片，就是1957年迈尔士·戴维斯和吉尔·伊文斯（1912－1988）联手创作的《勇往直前》（Miles Ahead）。从那以后，每次打岳阳路过，洞庭湖的粼粼波光总会把我带回到初闻迈尔士死讯的那天。

在那片浩渺的湖水下面，埋葬的不止是迈尔士·戴维斯、诗圣杜甫和湘水二妃，还有屈原的伟大魂魄。他曾为湘水之神写下过一首动人的挽歌：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出自《九歌·湘夫人》

列车在岳阳站喘了口气继续上路，半小时后，又跨过了汨罗江。这里是屈原投水而死的地方。公元前278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决定不再和这个世界继续妥协下去，于是选择了永远离开。他的忌辰一度被中国政府设定为“诗人节”。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本是中国古人禳灾祛邪的日子，也被后人附会为纪念屈原的节日。端午节的重要仪式活动龙舟竞渡更被重新解释，赋予了“抢救屈大夫尸首免受鱼虾糟蹋”的新意。屈原临死前曾写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出自《渔父》）我的老友迈克·莱恩最后留言则是：“没工作，没钱，没希望。”

列车一路向南，朝着湘水上游的方向行驶着。我在车轮与铁轨撞击出的铿铿锵锵声里沉沉睡去，在睡梦中穿越了南岭山脉。一觉醒来，窗外已是全然不同的世界。山冈上密密层层地覆盖着各类树木，除了竹子和松树，还有枇杷树、荔枝树、香蕉树、桫椤树、棕榈树……以及我个人的最爱：台湾相思树。相思树的花季还未到，大概再过一个月，那些小绒球状的黄色花朵才会如云雾一般缭绕在枝头。目力所及之处，除了那些巨大的嶙峋怪石之外，一切都是绿的。如此迷人的景色，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眼前滑过，却还从未有幸跋涉其中。也许下次吧。空气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湿润甚至黏稠。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北回归线了。

十小时的车程，把我从武汉带到了韶关。这儿是六祖惠能的地盘，也是此行的倒数第二站。出了火车站，我在路边的早点摊上吃了个鸡蛋灌饼，又去商店里买了速溶咖啡，然后跨上一辆等在旁边的摩的，告诉司机：去大鉴寺。大鉴寺距离火车站其实不过数百米之遥。摩的开出车站广场，开过跨江大桥，便进入到韶关市中心。这是位于两江汇流处的一座半岛，市区的中央大街解放路横穿半岛南部，大鉴寺就在解放路旁的一条巷子里。

大鉴寺已经一无可观之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寺院的基址及其周围的庙产几乎全被住宅楼和小型工厂夺去，现在只剩下一座四层楼的殿宇沿街而立，看起来和它周围的居民楼没什么两样。这里曾是禅宗六祖讲经说法的地方。六祖在此所传之法，被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辑成了禅宗至为重要的经典《六祖坛经》。我走进位于底层的佛堂，里面的僧人告诉我，方丈到广州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寺里还有其他僧人，不过我只想见方丈。于是谢过了和尚，又对他说，我改日再来。

我走回解放路去，拦了辆摩的回到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停着一排开往周边市镇的短途中巴，我上了一辆去乳源的车。售票员收钱的时候，我盯着她与众不同的鼻子看了一阵儿，开口问她：“你是不是瑶族人？”她点点头，没错。

中国南方有三百万瑶族人，主要集中在八个瑶族自治县，韶关以西四十公里处的乳源县便是其中之一。瑶族人内部又因为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分为许多不同的支系，比如红瑶、花篮瑶、茶山瑶、盘瑶等。以前，曾有位红瑶告诉我，一个去他们村子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说，花篮瑶的语言与一支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之间有着某种渊源，但他不知道是哪支印第安人。看着售票员的鼻子，我猜想可能是纳瓦霍人（散居于美国西南的印第安民族，为美国各印第安人部落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译者注）。

瑶族古时在湘江中下游也有分布。杜甫困居湘水舟中时，曾写下“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的诗句（出自《岁晏行》。“莫徭”据考为现代瑶族的先民，始见于公元六世纪史书，称“莫徭蛮”。——译者注）。更早的时候，他们还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一直到下游的南京都可以见到瑶族的身影。自从华夏族开始崛起于河洛之间，便稳步向南扩张，包括瑶族在内的南方诸民族的生存空间也随之不断受到挤压——他们最终被挤进了北方农业民族不感兴趣的南岭深山之中。此刻，中巴正在这南岭群山中蜿蜒而行。我不禁遥想当年，也许瑶人的先民在从长江流域南下的某个岔路口，因为意见不一致分成了两支，一支出海迤北，居然一直跨过了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而另一支则不断南下，从长江退到湘江，再从湘江退至南岭山中的北江上游，在那里扎下根来。

根据瑶族自己的起源传说，上古时代，长江下游是评王的领地，但北方的高王不断犯境侵扰（据中国的历史学者考证，这一系列战事可能发生在两千七百年前的西周平王时代）。评王不胜怒，于是公开悬赏：如有人能取高王首级来见，他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英雄。评王帐下有一条名叫盘瓠的龙犬也听到了消息，于是独自渡江北上，七天之后来到高王宫中。卫士们起初对一条溜进宫廷的狗并没有放在心上，而当他们意识到不妙时，已经太晚了。盘瓠冲进高王的寝宫，一口咬下了他的头颅，又衔着头成功地回到了南方。

尽管盘瓠只是条狗，但评王仍然信守诺言，将自己美丽的女儿嫁给了它。奇怪的是，公主居然爱上了盘瓠。但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完美，因为她的丈夫每到夜里便摇身一变，化身为一位盛装裘服的英俊青年，而天一亮却又变回犬身。盘瓠自己对这种双重生活并无不满，但公主不断地在枕边吹风，劝它想办法彻底变成人身。盘瓠终于同意了，它找来宫廷里的巫师为自己做法。巫师把它装进一只蒸笼，放在蒸锅上，并对公主说，只需用草药蒸上七天七夜，你的丈夫就会永久脱离犬身。然而到了第六天上，公主实在等不及了，她担心自己的丈夫已经被蒸熟了，于是强迫巫师打开蒸笼。

水汽散去之后，公主发现，她的丈夫不仅活着，而且已经变成了人身。遗憾的是，因为早了一天出锅，他浑身上下还残留着不少狗毛。好在只要戴上头巾，穿上衣服，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评王得知女婿不再是条狗了，于是乎龙颜大悦，很快便把王位传给了盘瓠。后来，公主为盘瓠生养了十二个孩子。龙犬的后代在长江流域繁衍生息，安居乐业，又经过了许多代，后来才因为北方汉族的扩张而向南方迁徙。乳源是他们南迁的终点之一——售票员与众不同的鼻子，也许是龙犬的基因？

我一路沉浸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之中，恍然不觉车已开进乳源县城，直到售票员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才回过神来。县城坐落在一处开阔的山间谷地之中，两侧尽是翠竹丛生的山岭。我下了车，沿着一条刚修好的柏油马路，向华南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云门大觉禅寺走去。六祖惠能之后，南宗禅分出五家七宗，云门寺正是其中的云门宗发祥之地，它的开山祖师云门文偃（864－949）也是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禅师之一。禅宗修行中最为著名的法门“参公案”、“参话头”，就是由云门文偃开始发扬光大的。

曾有人问文偃：“如何是道？”他只回答一个字：“去！”文偃开创的这种顿教法门，在他自己的证悟经历中已经初现端倪：一日，文偃前往睦州参访道踪禅师，道踪故意避而不见，还猛地关上门挤伤了他的脚，文偃由此豁然大悟。此后，文偃禅师拖着一条跛腿四处云游了多年，直到六十岁时来到云门山（923年），决定栖止山中，从此世称云门文偃。

一天，文偃在云门寺上堂，对弟子们说：“和尚子！且明取衲僧鼻孔。且作么生是衲僧鼻孔？”众人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文偃大喝：“摩诃般若波罗蜜！今日大普请。”便下座。（引自《云门匡真禅师广录》。“衲僧鼻孔”为禅宗用语，指佛道之根本；“普请”为禅宗丛林清规，指全体僧众参加的劳作。——译者注）大普请，就是每个人都要劳作。千百年来，云门寺的山门外便是寺僧们一直耕作的农田。在这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条一直为禅修者奉持着。

进了山门，走过放生池上的石桥，穿过天王殿，我把行李放在客堂门外，空着手进门挂单。有一位知客还记得我，他领着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去登记。他告诉我，寺院门口新建的客房里还有一两张空床位，不过现在不忙去，斋堂马上开始供应午饭了，可以先吃过饭再去房间。知客领着我去了居士斋堂，并告诉我，僧人们现在都改在佛学院的斋堂用斋了。

居士斋堂里挤满了数百名居士。他们是来参加一直持续到清明节的十日念诵法会的。我并不十分有胃口，草草吃了点东西就离开斋堂，回到客堂门口取了行李，来到住处。管事的女居士为我开了房门，那是一个四人间，其中的两张床已经有人住了，但这会儿人没在。我选了靠窗的铺位安顿下来，突然感觉有些头疼，估计是水土和气候的突然变化所致。吃了片阿司匹林，躺下睡一小觉，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午睡醒来，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浴室里热水器的用法，冲了个澡，还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然后到楼下的小商店里买了只不锈钢茶杯和一包芝麻糖。在隔壁的书店里，我找到一本印顺法师的《法句经序》，看起来很适合翻译。我的翻译计划貌似越来越宏伟了，真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用。

附近山中有几处瀑布，很适合午后散步消遣。可念头刚起，天上便来了一阵滚雷，跟着便是一场骤雨。别无选择，我只能坐在房间外的凉棚下面，喝着咖啡，吃着芝麻糖，把整个下午奉献给了读书和写作。奇怪的是，尽管睡了午觉，又喝了咖啡，而且坐了一下午，身体还是感到困乏。吃过晚饭，我早早便上床就寝。我的身体似乎是在经历某种康复的过程，也许是空气太过潮湿，又或许是因为出来的时间太久了——毕竟，从离开西雅图至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夜半时分，大概是念诵法会结束之后，同屋的二位回来了。我在开门声中短暂地醒了过来，但他们为了不打扰我，动作放得非常轻，我几乎是立刻又陷入了沉睡。后半夜，雷声再度把我唤醒，接着是洪亮的蛙鸣此起彼伏响彻四野。雨又下了起来，把青蛙们的大合唱压下去，雨声稍歇，蛙鸣立刻重又弥漫夜空。它们就这样交替着演奏了整晚。

广东韶关乳源县，云门宗祖庭云门大觉禅寺

我的同屋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喧闹的夜晚，或者他们根本毫不在意。凌晨四点，两个人静悄悄地起床了，他们是去参加早课。七点钟，我也下了床，喝过咖啡，给云门寺的新任方丈明向打了个电话。明向与四祖寺的监院明基是师兄弟，他的号码正是明基给我的。我在电话里问明向，是否有机会对退居方丈佛源老和尚做一次拜访。他说，老和尚正好要会见几位来自山东的僧人，我可以和他们一起，他让我赶紧过去。

出门时雨已停了，浓重的雾气从山谷里升起来，裹住了周遭的一切，令人仿佛置身深山幽谷。眼前的能见度还不到十米，我差点是摸索着穿过寺院里的各个院落，找到最后一进的方丈室。佛源没在，会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坐着三个年轻和尚。我打了个招呼，挨着僧人们在沙发上坐下。这三位来自山东的僧人是出来行脚的，他们四处寻访古寺名刹，拜谒当世的高僧大德。就禅宗而言，佛源乃是当今首屈一指的大师，年轻僧人们自然要来拜会。等了几分钟，佛源在两名侍者的搀扶下进来了。我们立即从座位上起身，合掌礼敬老和尚。

1923年，佛源出生于湖南，十八岁上出家为僧，1951年来到云门寺，依止于虚云门下学禅。同年，佛源当上了虚云的侍者，与净慧一起随侍老和尚左右。稍后，虚云将两人同立为云门宗法嗣。两年之后，虚云又将云门寺住持之位传给了佛源，自己前往江西云居山住持真如寺。

那时的佛源年仅三十岁，而历史则正要进入近代以来最为糟糕的一个时期——至少对于修行人来说是如此。1958年的大跃进刚一开始，佛源就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他差点被判了死刑，后来又差点饿死在狱中。1961年获释出狱后，旋即被遣送至韶关南华寺（六祖惠能的根本道场）劳动监管，从此在南华寺一住十八年。1979年，政府重新落实了宗教政策，佛源便离开南华寺，开始像眼前这三名年轻的山东僧人一样，云游天下，朝山礼佛。他朝遍了恩师虚云老和尚住持和修行过的各处道场。

1982年，佛源终于再度回到云门寺时，寺院里只剩下三个和尚。几年之后，常住的人数增加到了一百多人。1992年，他还同时接掌了南华寺的方丈之位，住寺八年，戮力重光六祖道场。此后，他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云门寺的弘法事业上。他创办了云门佛学院，并使之成为国内最有声望的佛学院之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众多佛学名宿与高僧大德都曾来此讲学说法。数年前，我在寺中偶遇的一行禅师便是来自越南的高僧。

我本来是指望能够单独拜访佛源的，而那三位年轻和尚想必也不愿意我掺和进来。不过佛源如今年事已高，健康状况看来也欠佳，能见上一面已是殊胜的缘法了。他可以说是禅师中的禅师，无论何时，你永远料不到这位老和尚会说什么。落座之后，他先问了年轻和尚们的来意。然后又问到他们寺院的生活条件。和尚们抱怨说，他们的寺院条件不好，而且很多年来得不到改善。佛源于是向他们传授了这方面的经验。他说，关键是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如果你把这方面的关系搞砸了，那一切都会出问题。他还说到，建立佛学院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佛学院带来学生和施主，同时也就带来了好的关系。另外，他又补充说，还需要农田。他很关切地问到，年轻和尚们平时耕种哪些农作物，他们的田地土质如何。和尚们回答说，山东省的绝大多数寺庙都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耕作的土地。佛源闻言摇了摇头说，他们应该邀请地方政府官员到寺庙里看一看，做做工作，向他们耐心解释自给自足对于禅宗的重要性。

年轻和尚们本以为佛源会给他们智慧的点拨，没想到老和尚说的全是种地吃饭的事。毫无疑问，云门寺秉承了禅宗重视劳作的古老传统，所有僧众都有份参加寺院的农田和果园劳动。坐在沙发上听老和尚剖析寺院政治谋略的时候，窗外有花香一阵阵飘进来，我分辨出那是寺后山坡上的甜橙树。植物学家指出，甜橙的原产地就在华南，并从华南传入欧洲，进而进入美洲。而中国的南方人对它也非常喜爱，甜橙常常是迎来送往时必不可少的礼物之一。

佛源并没有询问我的来意，而我也确实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坐在氤氲的花香里，试图体会言语之外的意趣。僧人们继续谈论着寺院里的话题，老和尚谈锋甚健，不过，两位侍者看起来有些担心师父透支身体，于是在一旁暗示谈话可以结束了。众人起身告辞的时候，佛源让侍者给每人拿过一包“胡饼”作为见面礼。收到这件风趣的小礼物，禅门中人都不免会心一笑。胡饼就是芝麻烧饼，但在云门寺，它可不是一般的烧饼。一千年前，有人问云门文偃禅师“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文偃答了他两个字：“胡饼”。这段公案流传甚广，常被后代禅师们引用并与赵州和尚的“吃茶去”相提并论。“云门胡饼赵州茶”几乎成了禅门公案的代称。

我还记得初次与佛源老和尚见面是在前一年，当时他活跃得像个八面玲珑的晚会主持人。“你怕什么嘛？”他走到我面前劈头就问。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蹦蹦跳跳地跑到一旁，跟一群女居士聊上了。他说了几句什么，女居士们都咯咯地笑起来，然后他又跑回到我面前，继续问：“说嘛，你到底怕什么嘛？”接着便又跑开了。

这次见面，他既没有跑来跑去，也没有蹦蹦跳跳，更没有问我问题。他的行动变得很迟缓，两名侍者在左右小心搀扶着，似乎担心他随时会跌倒。我对老和尚说，上次见面时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要好，他笑了：生老病死，早晚的事情。谁都有这一天的。

我们再次行礼告辞，然后跟着明向退出了方丈室。回到住处，房间里有人，是张新面孔。他躺在四人间里仅剩的一张空床上，看样子正要睡觉。这人是个指压按摩师，从韶关来，他是给参加念诵法会的僧人们提供治疗服务的。昨晚，他在寺里熬了个通宵，功德不小。五分钟之后，按摩师酣然入梦。

鼾声里，我坐在床上读完了云门寺印行的云门历代祖师传。吃过午饭，我又找到明向，在客堂里坐下跟他聊了一阵儿，喝了杯茶。我把自己的计划说给他听：明天离开云门寺，去拜访与六祖相关的另外两处道场，也就是南华寺和大鉴寺。明向说他可以帮我安排车，让我明早八点到客堂来等。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有些不满，估计是因为早先拜会佛源的时候，我失礼地提到了老和尚的健康问题。喝完茶，我告辞出来，明向没有跟我挥手告别。

还有整个下午的时间，而我在寺院里已经无事可做，于是走到公路上拦下一辆去乳源县城的小巴。县城距离云门寺并不远，只有区区几公里路。进了城，去网吧查过邮件，我找了间移动营业厅打算给手机充值。中国的手机运营商实在让我摸不透，好像每个省的运营商都是独立的，一旦你出了省，给手机充值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相当困难。在乳源县的移动营业厅里，我最后不得不重新买了个广东的号码。但这意味着只要出了广东省，我还会遇到类似的麻烦。以后的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了。另外，我也由此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还有五亿跟我一样的人。

解决了手机问题，我沿原路往寺院的方向走回去，半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一开始我以为她在服丧，擦肩而过互致问候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外国人，口音似乎来自欧洲。我们俩都没停步，继续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不过到了晚饭时分，我们在居士斋堂又见面了。她叫丹妮艾拉·坎普，是意大利人，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读博士，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虚云和尚的。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她要在中国遍访虚云履迹之处。丹妮艾拉从事此项研究已有八年时间了，这让我非常佩服。虚云老和尚也是我敬仰的大师。据我所知，除了一些轻浮的赞美之外，西方世界里还没有人撰写过任何关于虚云和尚的论著。

饭后，我们出了斋堂边走边聊。一名僧人走过来，邀请我们晚上到佛学院一叙。云门佛学院素以制度谨严闻名，外人非请勿入。所以僧人跟我们约好时间，并说会有一名引路僧人在佛学院门外的鱼池边迎接。果然，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在僧人引领下顺利地进了佛学院。接待我们的是云门寺的大知客万泰，东道则是禅堂的班首明玄，另外还有两位在佛学院授课的僧人作陪，其中一位讲授《楞严经》，另一位主讲《唯识论》。

谈话非常热烈，明玄简直是个活宝。他的风格与佛源极其神似：直接、激烈、不留余地、超级活跃。他的笑声令人过耳难忘。他大概嗜好甜食，开口大笑时，你能看出他满口牙大概只剩下了四五颗。他才不过四十五岁的年纪，估计平时只能喝粥了。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铁观音，不知疲倦地聊着，大有茶逢知己千杯少的意思。十点钟，我决定先撤了。丹妮艾拉留下来和僧人们继续聊。夜里，天上裂开一个大洞，无穷无尽的雨水倾泻下来，不管不顾地，就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一觉醒来，雨依然在下，但世界好好的还在。我打点好行囊，到客堂去等明向替我安排的司机。丹妮艾拉出现了，她正好也要去南华寺，问我是否愿意一起走。这还用说么？除了虚云老和尚几个尚在人世的弟子以外，丹妮艾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了，而南华寺正是虚老一手中兴的禅宗祖庭。有她为伴，我正求之不得。就这样，独自在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突然多出个旅伴，不亦快哉。

司机终于来了。出发之前，我见识了一场隆重的告别。原来，丹妮艾拉是跟着一群中山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一起来到云门寺的。现在，丹妮艾拉就要与他们分别，并跟着另一个外国人离开了。学者们看起来很担心，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不是盲人骑瞎马么？”我想对他们说，那什么，老夫可是匹识途老马。但我知道他们打死也不会信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对他们宣布：用不着担心。菩萨会保佑我们这些弘法之人的。司机发动了车，义无反顾地钻进雨幕，云门寺在身后消失不见了。

车进韶关，雨势稍歇。路过城里的邮局，我又寄了一批书回家。之后，我请求司机带我们先去一趟大鉴寺。也许是因为清明节将近，寺院门口聚集着不少乞丐。我们散光了身上的零钱，走进庙里。寺院的后半边正在拆迁，据说是要建一座佛塔。两株已有五百年树龄的菩提树兀立在废墟中，它们是大鉴寺如今硕果仅存的两件“古物”。不过，大鉴寺的方丈已经设法将“文革”中被强占去的一部分寺院土地收回，准备重新恢复旧观。正在筹建的佛塔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在寺院里，我们甚至看到了一幅建筑效果图，从中可以看出，大鉴寺所在的这条街，有将近一半的居民将要动迁，腾出来的土地会被用于建设佛堂和僧舍。

寺院的知客说，方丈仍在广州，不过明天就会回到韶关。他留我们用斋，但司机还急着赶回云门寺。最后，我们决定第二天中午从南华寺过来跟方丈会面。

坐落在韶关城东南十五公里处的南华寺是六祖惠能的根本道场。离开黄梅双峰山后，惠能在此驻锡讲法三十七载。南华寺从此成为华南最重要的佛教丛林之一。中国人普遍认为，惠能大师已经顿悟正觉，位列诸佛之中，而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南方人。所以，每天前往南华寺朝拜的香客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就能接纳数千人。

第一次来南华寺时，山门外的空地上挤着数百个兜售香烛的小贩，热闹非凡。当时，知客告诉我，有一次南华寺禅七，方丈为了减少干扰，决定关闭寺院。没想到却因此惹恼了小贩，他们把寺院的大门砸了个稀烂。从那以后，寺院和小贩们有了个协议：山门外的空地改建成停车场，所有的小贩都被安置在停车场两侧的固定摊位里，而寺院的大门和头几进院落常年对游人香客开放。与此同时，方丈为禅七专门修建了一组建筑，这些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

司机并没有在小贩云集的停车场把我们扔下，而是继续开到了寺院的一处侧门。按了两下喇叭，不一会儿，有僧人出来开了门，司机踩下油门扬长而入，沿着一条蜿蜒的林间小路一直开到客堂附近。下了车，司机回云门寺去了，我和丹妮艾拉照老规矩把行李放在客堂门外，走进去挂单。清明节近在眼前，我不太确定是否还有房间。我们没有提前预约，而我在南华寺也没有任何熟人。

没想到，运气不错。知客把我们交给管理云水堂的女居士，她把我们带上了二楼，安排在相邻的两个房间里。这有点出乎意料：在大多数寺院里，男女居士是要分住在不同的院子里的，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分住不同的楼层。同样让我吃惊的还有房间里豪华的设施：房间里有两张床，一方茶几，两张宽大的扶手椅，而且都是实木家具；卫生间里有热水器、洗衣粉、毛巾和卷纸。要是再配上床头柜和台灯就完美了。我知道这是吹毛求疵，寺院的云水堂毕竟不是五星级酒店。再说，居士们来访大多是为了参加法会，而不是躺在床上看书。

韶关大鉴寺

我们到的正是时候。去斋堂用过午饭，回房间睡过午觉，又写了一页日记，我起身敲开了隔壁丹妮艾拉的房门。她也在写日记。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显然不需要睡午觉，她已经写了满满四页了，而且她的日记本大得多。我建议去寺院里到处走走。

南华寺的开山祖师是六世纪时来华的天竺僧人智药。502年，他从印度渡海来到广州，然后沿北江一路上溯，打算前往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途经曹溪时，智药掬起一捧溪水止渴，发现曹溪之水与他故乡泉水的滋味一般无二，于是心想，此处山灵水秀，溪水上游必是修建道场的好地方。待到朝台归来时，他便在曹溪源头开山，公元505年寺院建成，当时的寺名叫做“宝林寺”。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宝林寺一直默默无闻，但我们如今已经知道，智药说得没错，此地确实是修建道场的好地方。

丹妮艾拉毕竟是在做学问，因此游览方式和我完全不同。她需要仔细查看寺中每一通石碑，记录每篇碑铭的纪年和其他细节，我们很快就走散了。

我绕过前院的诸进大殿，径直朝六祖殿走去。六祖殿正中供奉着六祖惠能的不坏肉身，两旁分别是丹田和尚（1614年灭度）和憨山德清（1623 年灭度）两位高僧的不坏肉身。我对丹田和尚一无所知，但憨山德清大师则是我一向敬仰的。两位明代高僧都曾做过南华寺的住持。

公元677年，惠能在广州受具足戒后来到宝林寺。和智药一样，惠能也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在他驻寺弘法的四十年间，从全国各地赶来学禅的僧尼居士数以千计。说起对中国禅宗的贡献，惠能在各代祖师中堪称居功至伟。如果没有惠能，禅宗也许仍然能够在中国兴盛起来，但那将会是另外一种禅。我猜它将会是一种更为避世的，形式感更强而且体系更严密的禅法。惠能则把禅带进了俗世，破除了它的体系和形式感，直达其“性体空寂”的本质。

入寂之前，惠能给弟子留下的最后遗言是：

汝等好住，今共汝别。吾去已后，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问、钱帛，著孝衣，即非圣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吾去已后，但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教法，吾住无益。（引自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惠能的教法是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菩提达摩入华时传来的禅法就是这般。字面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所传达出的那种直截了当的风格和旨趣。

六祖殿里香客汹涌，不宜久留。我上了三炷香便匆匆离开了。转出后门，行不多远，便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深林，我信步向前，左手边安静矗立的是虚云大师纪念馆，背后则是他的舍利塔。1934年，时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的虚云和尚受邀前来主持南华寺的重修。1943年，工程接近大成，他便将焕然一新的南华寺移交给弟子，自己前往乳源主持云门寺的修复去了。五年之后，他又将本焕禅师请来做了南华寺的住持。

南怀瑾居士跟我讲过一则虚云的轶事。抗日战争期间，虚云应邀前往重庆举行救国息灾法会，当时的青年南怀瑾恰好也在，因此曾有缘亲近虚老。他向虚老发问：大师主持重修古刹多所，为何每次都是接近大成之时，便交给别人，而不自己彻底完成呢？虚云闻言，给了南怀瑾的后脑勺一巴掌，笑道：你这小滑头，如果我都修好了，还要你们年轻人干什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南老居士已经年过九十了。

1959年，虚云大师圆寂，享寿一百二十岁（丹妮艾拉认为应该是一百一十六岁），肉身荼毗后所得舍利被分赠给虚老生前住持过的各所寺院，云门和南华自然也在获赠之列。有人说，虚云的前世是憨山德清大师——难怪我对两位大师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瞻仰过纪念馆，又躬身礼敬了大师的舍利塔，便朝原路返回，去找虚云专家丹妮艾拉。她已经搜遍了寺内的所有碑刻，未能找到任何虚云亲笔或亲撰的文字。

回到云水堂，我把茶几和扶手椅搬出房间，和丹妮艾拉对坐在阳台上，继续谈论着我们的共同话题——虚云和尚。不知不觉间，夕阳已经降落到大雄宝殿的屋脊线上，这时，斋板响了。负责斋饭的一位居士走了过来，请我们去贵宾餐厅用餐。丹妮艾拉不高兴了。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无产阶级认同的大好青年，她对特殊待遇切齿痛恨。所以我们当然是去了对所有居士开放的斋堂，与“普罗大众”们一起享用了晚餐。吃完饭，有人过来收拾餐具。但你想帮丹妮艾拉收拾餐具？门也没有。

饭后散步的时候，恰好遇到南华寺的监院照远和尚，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那儿喝茶聊天。沏茶的时候，我们聊了几句寺院的大体情况。照远告诉我，南华寺的常住僧已经超过两百人，而且其中有四十多人是在禅堂常住的。常住禅堂意味着修行生活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坐禅。这也是古代禅宗丛林特有的一种制度。修行之路不一而足，但有些人更愿意选择打坐。选择禅堂常住的僧人，每天坐禅的时间分为十四节，其中七节坐香，七节跑香。通常，跑香持续的时间大约是十分钟，而南华寺的禅堂常住每次跑香至少在二十分钟以上，最长甚至可达一个小时。

南华寺也新建了一所佛学院。虽然现在只有五十多个学生，但新校舍建好之后，很快就会达到一百人以上。中国所有的寺院都在大兴土木，这是本次旅行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无疑说明，中国人民在与宗教绝缘了数十年之后，现在正以百倍的热情重新回来。中国人在有了钱之后最先想到的事不是及时行乐，而是为将来打算——为晚年，为来生。

我们也聊到佛教本身。但照远的话听起来似乎是在照本宣科，他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他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他受戒于扬州高旻寺，那里是近代以来中国禅宗的“西点军校”。但他的言谈中好像总是缺点什么。如果佛源老和尚在这儿，他大概又要问了：你怕什么嘛？或者他会给这位监院和尚一个胡饼，让他就着茶吃。

我问到六祖惠能留下的遗物。照远说，方丈不在寺里，没有方丈许可，他不能给我看任何东西。于是我问他，方丈何时回来。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接着又补充说，他不敢问，因为这不太礼貌。当然，我听得出他只是在找借口推托。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事实上，惠能在世时穿用过的短袜、念珠、锡杖，还有女皇武则天赐给惠能的一领袈裟，等等，如今都收藏在南华寺。我虽然没见过实物，照片还是看过的。

第一壶茶喝完，我们便告辞出来，各自回了房间。冲了个热水澡（没有浴缸，甚憾）之后，我早早躺下准备睡觉。窗外有僧人课诵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他们念的是什么，但似乎是一种互有应答的形式，这让我想起中国南方各省曾经普遍流行的山歌。那山歌如今大概已经没人唱了罢。

九点，课诵结束。青蛙和蟋蟀立刻放声高唱。接着，开大静的钟板响了。再一睁眼，已是天光大亮。

暖瓶里的水是温的，我拎着它下楼，到厨房里换了一壶刚烧开的热水。回来的时候，丹妮艾拉的房门开了，她正坐在走廊上，靠着栏杆卷烟抽。“我一夜没睡。”丹妮艾拉对我说。昨天晚上，她的母亲打来电话，带来了外祖父去世的噩耗。外祖父和她关系非常好，临终时她却不能陪在身边，这让她想到，这些年来家里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小情悲欢离合，她总是不在场。她意识到，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使自己远离了家庭和亲人。不过她愈想愈悲，几乎哭了一整夜。“我现在看起来一定像个鬼魂。”丹妮艾拉说。我还真没注意。不过她的脸色的确很苍白，我本以为是早晨的光线所致。

我用刚打来的开水冲了杯咖啡递给她，然后站在走廊上继续谈论了一会儿她的外祖父。我说，虽然他很想在临走前能和你见上一面，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建议你因此放弃目前的工作。止住悲伤的最好办法是用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于是我建议再去访问一处与虚云有关的古迹。丹妮艾拉曾在书上看到，虚云住持南华寺期间，还主持修复了附近的另一座寺院，也许值得一看。听上去是个好主意，应该马上行动。出了南华寺山门，我们分头在停车场边上卖香烛纪念品的摊位前找人打听虚云重建的那座古刹，不一会儿工夫，丹妮艾拉就找到了一个知情的小贩。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的确不算太远，只需向南走大约二十公里。停车场上正好停着几辆出租车，我们走过去找了其中一个姓杨的司机，谈妥了价钱——来回一百二十块。

看得出来，杨司机是个做事谨慎的人。尽管小贩已经跟我们说明了路线，他仍然走走停停，一有机会就在路边找人打听。我一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好司机就应该这样。快到乌石镇的时候，我们在一座热电厂前驶出了省道，沿着小路继续前行。跨过曹溪上的一道小桥之后，前方出现了一座牌楼，上书“月华寺”三个大字。再往前走不多远，就是曹溪与北江的汇流处——一千五百年前，智药和尚就是在这儿品尝曹溪之水的吧。

月华寺的周围新起了一道围墙。寺中央有一座尖顶的大殿正在拔地而起，因为还未完工，所以周身插满了脚手架。在它旁边，月华寺又脏又破的老房子看起来摇摇欲坠。进了山门，正看见一群女居士围着一个年轻和尚说话。年轻和尚在为修庙募款，他身旁的桌子上放着账本，上面密密写着施主姓名和捐款金额。

我们走上前去说明了来意。年轻和尚自我介绍说，他是少林寺的僧人，大约一个月前，方丈派他到此重修月华寺。他还带来了修庙的资金。两名原本在此常住的老和尚显然对这位新来者不太感冒。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来自少林寺。少林寺远在北方，为什么要派人千里迢迢跑到这岭南的荒山野岭，来修一座被热电厂污染着的，没人知道的破烂小庙？

丹妮艾拉独自走开，到寺中各个角落里搜寻碑刻和古迹去了，我跟一个看上去很清楚状况的女居士聊了起来。她告诉我，月华寺和南华寺一样，都是由天竺高僧智药开创的。开山以来，两座寺院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历代高僧重修南华寺时，也一定会同时重修月华寺。惠能如此，憨山德清如此，虚云也是如此。在过去，从广州前往南华寺朝拜的僧侣和香客大多乘舟沿北江逆流而上，到了曹溪入江口便舍舟登岸，先朝月华寺，再沿曹溪走陆路直抵南华寺。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少林寺要来重修月华寺的原因。如果少林寺想要把影响力扩展至岭南，在南华寺的门口建立一处根据地可能是最简便的方法。

月华寺里已经几乎看不见任何前代遗迹，只在祖师殿里供奉着一座智药和尚的塑像。有人说，塑像的泥胎表层下面是智药的不坏肉身，还有人说智药的肉身已经在“文革”中被革命小将们毁掉了。真相到底如何，其实很容易检验，只需在塑像上钻个小孔便可知分晓。不过，这事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至少一时三刻之间是不会有人来钻这个孔的。除此之外，月华寺里再无可观之处，于是我们拜了智药，谢过众人，便往杨司机的出租车走去。

司机正要开车离开，跟我聊天的那位女居士走了过来，她凑近摇下的车窗，悄悄问我，是否听说了最近“重新发现”的“六祖避难石”。所谓的避难石，出自今本《六祖坛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惠能来到宝林寺，住下已有九个多月，又被恶党追杀，于是逃向宝林寺前方的山中，不料恶党尾随而至，并纵火烧山，幸好山中有块巨石，惠能爬进巨石上的洞穴中藏身，终于躲过了这一劫（见宗宝本《坛经·机缘品第七》）。女居士说，避难石就在南华寺对面的山上，如果我们想去，她可以带路。

女居士名叫李胜花，她上了车，坐在副驾驶位上给司机指路，带着我们先返回南华寺，再从山门对面的一座桥上越过曹溪，朝西南方向开去。前两天的大雨把乡间土路泡成了烂泥，出租车在烂泥里艰难地挣扎着，爬上了一座小山岗。在半山腰的某个地方，车子实在开不动了，于是大家集体下车继续朝前走。

泥泞的小路一直延伸到山顶附近的一堆巨石前。有人用砖墙把巨石围了起来，砖墙前后各开了一道门，但眼下它们全都锁着。李胜花四下里看了看，说：看管避难石的尼姑可能进城去了。我们站在紧锁的大门前喘着粗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多亏杨司机挺身而出，他三两下爬上了墙头，跳进院子，从里面把大门打开了。巨石背面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凹坑，据说当年惠能就是在这里躲过了漫山的大火。据说他在洞里结跏趺坐，因而在石头上留下了膝盖的印迹和袈裟的衣纹。巨石下面正对凹坑的位置陈设了香炉和功德箱，香炉旁摆放着香烛，大概是看守此地的尼姑为香客们准备的。

六祖避难石

有趣的是，这个地方是最近才被人“重新发现”的。1978年，一个名叫朱德瑞的当地人根据方志中的线索，辗转查访到此地。似乎在过去，人们虽然知道这个地方，但又觉得还不至于为它修庙立祠，所以它的名气一直不怎么响亮。不过现在不同了。如今的中国，恢复活力的不仅仅是宗教热情，还有变本加厉的商业精神。地方政府对一切有可能被开发为旅游资源的古迹和风景区都不会放过。2002年，朱德瑞获得政府批准，在“避难石”周围建起一圈围墙，并在石前修了一座小庙。2005年，一名比丘尼行脚来到此地，面对六祖圣迹感动不已，于是决定留下来守护避难石。

我们上了几炷香，又往功德箱里投了些钱。我突然想起中午和大鉴寺方丈的约会，赶紧掏出闹钟看了看时间。不好，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匆匆回到车上，下山往韶关方向开去。路过马坝镇的时候，李胜花下了车。为了感谢她的帮助，我想给她些钱，但被她拒绝了。她简直是个天使，而且穿得也像——她穿着一件粉红色镶银边的针织夹克。她说，帮助我们也给她带来了快乐。

到达大鉴寺时已是十二点半。方丈坐在一桌子盛宴前等着我们：豆腐做的素虾和素鱼、油炸面筋，还有四五种蔬菜。饱餐之后，他领着我们上楼去了接待室。方丈名叫法治，看起来五十多岁，精力旺盛。法治解释说，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之所以没能见到他，是因为他在广州学习中医。在过去，佛教寺院大多也兼具悬壶济世的功能，附近的信徒到寺院求医问药是非常普遍的。法治希望能在大鉴寺恢复这项传统。

法治方丈沏得一手好茶。他给每人斟上一杯，然后便在座位上盘腿趺坐，主动问我们关于《坛经》有什么问题要问。大鉴寺正是惠能讲授《坛经》中所述教法的道场，不过我倒并不想和方丈探讨《坛经》，我比较好奇的是大鉴寺的情况，比如它的基址在历史上是否有过变动。还真让我问着了。方丈说，大鉴寺的原址本来是在江边，离现在的位置大约五百米左右的地方。几个世纪以前，一次严重的洪灾冲毁了寺院，从那以后，重修的寺院便选址在北面不远处的高地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而后院里的那两颗菩提树则是当年由原址上的菩提树扦插移栽而成的。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个问题。问完之后，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幸好丹妮艾拉还有问题。她感兴趣的是虚云老和尚，而法治在这方面知道的还真不少。他甚至认识一位尚在人世的虚云的俗家弟子。此人住在附近的县城里，法治把地址和电话都给了丹妮艾拉。茶喝到第三泡的时候，我终于又想起一个问题。在南华寺，我向监院照远问起六祖的遗物，他说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这会儿我又跟法治提起此事，他告诉我，六祖的锡杖和袈裟等遗物都收藏在南华寺藏经阁的二楼上。而他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南华寺的监院。看起来，现任监院的开放程度比之前任可逊色多了。

第四泡茶喝完，连丹妮艾拉也想不出问题了。法治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两个对惠能和虚云感兴趣的老外找上门来这种事大概不是每天都会发生。但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他们的生平事迹而不是教法，这一点好像又让他有点失望。我们始终没问他希望我们问的那些问题。我觉得自己像个痴呆一样坐着。最后，他招呼侍者拿来了几包“禅茶”送给我们，并嘱咐说如果再有问题就打电话给他。我们真诚地谢过他的盛情，便告辞了。

回到南华寺，丹妮艾拉在山门外买了一袋小芒果。回到房间，我又把茶几和椅子搬到走廊上，丹妮艾拉从靴子里拔出一把英吉沙小刀给芒果削皮，然后源源不断地递到我手上。我从未吃过味道如此甜美的水果。半袋美味小芒果下肚，再加上中午的盛宴，已经没有理由再吃晚饭了。我们坐在走廊里谈论着虚云，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管理云水堂的女居士走了过来，她告诉我们，院子里有灯，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打开。我连忙说不用，黑点儿挺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给杨司机打了个电话，安排好当天的行程。我们准备去探访法治方丈昨天提供的线索——虚云老和尚的那位俗家弟子。他叫刘存基，住在乐昌，一个距离韶关大约五十公里的城市。路程倒并不远，但几天前的大雨让路况变得很糟，开到乐昌足足用了两个钟头。约好见面地点，过了一会儿，老刘骑着电动车出现了。他三岁的孙女站在电动车的前踏板上，他的两腿之间。我们跟着他继续前行，来到一个巨大的市场前。刘存基的家就在市场对面。

他比我想象得要年轻很多——今年六十八岁，也就是说，虚老圆寂时他才十九岁。老刘回忆说，第一次见虚老时他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娃娃。从那以后，他常常去南华寺拜访虚老，后来则是在云门寺，甚至后来虚云去了云居山真如寺，他还前往拜谒过一次。那是虚老入寂之前不久的事情。

眼看到了中午，老刘似乎没有留我们吃饭的意思。这在我们遇见的中国人里是很罕见的。一直坐到12:15，他终于象征性地问了句要不要留下吃饭，可我没听见、也没嗅到厨房里的任何动静，只得心领神会地客气说不用了，我们还要赶路。谢过老刘之后告辞出来，临别时他建议说：既然要赶路，还是走云门寺回南华比较好，因为那条路的路况要好很多。他说得没错，回程我们只用了一个小时。

明天就要离开南华了。丹妮艾拉在寺院里做临走之前最后一次古迹踏勘，我留在房间里，把老刘的谈话录音誊抄到日记上。我们的谈话时间并不长，所以誊抄也没花多少时间。吃过晚饭，又在寺院里散步时，碰到两位年轻僧人。他们告诉我说，方丈回来了。我问能不能帮着安排一次见面，他们说可以试试看。接着，我们又去了监院的房间，向照远和尚申谢并告别。照远其实人还不错，就是提供的信息有点不靠谱。大概以前吃过苦头，自然平添许多世故。

回到走廊里，丹妮艾拉又呈上一大袋水果，除了小芒果还有橘子。在水果的陪伴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禅宗与道教的关系。丹妮艾拉的观点与时下大多数西方学者类似，他们相信，禅并非印度原产，而是印度佛教入华以后与本土道教结合孕育出的新品种。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既难证实，也难证伪。且不说史料的缺乏和难以考证，就连其中诸多概念的定义都还存在许多争议。

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于这样的观点则很难认同。这些年来，我仔细爬梳了数百则早期禅师的传记，从其中涉及禅师们出家之前经历的内容来看，除却那些直接出家的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儒门转向释教的，由道入释者几希。我认为，禅既不可能是从道教，也不可能是从儒家中发展而来，它甚至不是从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中派生出来的。禅是一种崭新的事物。想想看，除了禅宗的那些祖师们，还有谁会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还有谁会对困惑的弟子说“吃茶去”？不仅道教徒和儒门弟子们不会这么做，连菩提达摩之前的佛教徒也不会这么做。

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字有极深的依恋，因此禅宗也不可避免地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几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但禅的根本教法并不在文字之中，而在每位师父与徒弟之间用心印证的觉悟中。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它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也许有这样的可能：这种无法用文字印证的觉悟最初产生于印度，并代代传承，但印度人对于文字的态度恰与中国人相反，他们没有文字记录的传统。所以，直到菩提达摩将禅带入中国，并在四祖、五祖，尤其是六祖的手中发扬光大，其影响力才从隐秘的僧伽内部一直扩展到社会所有阶层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禅才开始在中国人的文献里逐渐形成一种相对清晰的面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一直坚持这种看法。就这样，我们在禅宗六祖的寺院里用语言谈论着他老人家不希望人们用语言谈论的事情，直到开大静的钟板敲响，才把我们赶回了各自的房间。一弯新月爬上了寺院的屋顶。晚安，惠能。

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好东西，正喝着咖啡，昨天那两位年轻僧人来了。他们带来了好消息，方丈同意见我们，而且就是现在。他俩领着我们穿过迷宫一般的回廊，来到寺院东侧一个新建成的院子。它完全独立于南华寺里的其他建筑群，像一座闹中取静的寺中寺——这是方丈为应对慕名而来的人潮所想出的办法。我们爬上一道石阶，敲开一扇巨大的门，溜了进去。院子中央，数百株盆栽花卉盛开在这南方的四月天里，既安静又热烈。

院子里的正房是一座三层高的建筑，南华寺的高级僧侣们大多住在这里。方丈法号传正，六十岁上下，正在二楼的会客室等候我们到来。年轻僧人事先交代过，方丈这几日患了严重的感冒，不便打扰太久。我们聊到这几日在南华寺周边访问所得，他确认了大鉴寺法治方丈和老刘居士的说法：惠能的锡杖、短袜和武则天所赐千佛袈裟的确都收在南华寺藏经阁。他还确认了六祖避难石的真实性。

传正的状态的确不太好，我们不愿令他病情加重，待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临别之际，他把意昭法师在香港的电话给了我们。意昭是至今仍在弘法的虚云弟子之一。“如果你们想知道虚云的情况，”传正说，“拜访意昭法师是最好的选择。”他又让侍者拿来一大包礼物，礼包上印着纪念南华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的字样——这些礼物都是去年举办庆典时准备的。最后，传正方丈拿出他的名片，写上手机号码之后递给我，说以后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他。方丈的热心让我再一次想起监院，不免又比较一番。

我们告别方丈往回走，路过大雄宝殿时最后拜了拜六祖惠能，然后到云水堂取了行李，朝山门外走去。三只被人拿到寺院里来放生的珍珠鸡一直跟着我们，从云水堂一直跟到了放生池。明天就是清明节了，大概是因为最近寺里太忙，僧人们忘了给放生池换水，成百上千条信徒送来放生的鱼翻起了白肚皮。工人们正在排干池水，用网搭救那些尚未死去的鱼儿。我和丹妮艾拉背着行李从旁经过，向等在外面的老杨走去。

第十二章不辨东西 ▏第十三章不分南北《禅的行囊》

第十章不得闲 ▏第十一章不见桃源《禅的行囊》

第八章不作，不食 ▏第九章无镜亦无尘《禅的行囊》

第六章无相 ▏第七章无心《禅的行囊》

《空谷幽兰》作者比尔•波特禅修时遇蛇附：道家龙门案例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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