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纪的巴黎沙龙被人们认为是启蒙运动的最佳代表：这是欧洲最顶尖知识分子的集会 —— 人们秉持着一种平等的精神，跨越了社会地位的鸿沟，聚集在贵族阶层的府邸，进行一场又一场有意义的对话，而这些对话似乎也对金碧辉煌的大厅之外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大多数人早已对 Vogue Runway 网站上那些秀场幻灯片漠不关心，一些大的时尚品牌正在举办自己的沙龙，力图在这个几乎不合理的行业现状中开创一个新的理性时代。让我记忆犹新的例子是 Prada 2021 秋冬男装秀结束后的「对话」。在网络空间里，Raf Simons 和 Miuccia Prada —— 两位时尚界的重磅人物，扮演着这场虚拟沙龙的主持人的角色，对话的对象是一群在各所全球顶尖学府学习时尚、艺术、设计、建筑和哲学的学子。用品牌精心撰写的新闻稿来形容，这些学子「构成了当下时代的多元力量」。高冷设计师和受气媒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创意总监都有了自己的思想武装，他们的性格更像伏尔泰，而不是 Marie-Antoinette。
「时尚与沙龙」这个话题总是让我想起自己在短暂的时尚媒体生涯中，曾经感受过的一种巨大「乐趣」—— 我一直不得不忍受无数时尚记者的夸夸其谈，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天花乱坠的说法来表达「时尚就是销售梦想」这个主题，从而为这个行业的堕落进行辩护。只要低沉的电子乐还在播放，那些看起来有点眼熟的模特还在走动，我，这个渺小而无力的人 —— 不管是幸运地坐在第三排，还是不幸地回到办公室，忍受着断断续续的网速观看直播 —— 都应该让自己沉浸在这一切绚烂的魅力中。时尚界的卫道士会这样解释：时装秀的力量，就源于它能把人带入这种世外桃源般令人震撼的体验之中，这时，你的大脑或许会忘记上一季度该公司糟糕的业务表现，或许会忘记华丽的秀场置景背后的铺张浪费，或许会忘记后排模特可能遭受的不公待遇，甚至忘记了那些有悖常识的行为 —— 试图利用 Michel Foucault 和 Donna Haraway 来促销毛茸茸的乐福鞋是多么牵强。当我被巴黎、伦敦、米兰（但从来不是纽约）的辉煌景象所淹没，我原本期待着自己会如他们所说，暂时忘却世俗判断，迷失在一种感动之中，仿佛感官能够被带到遥方，抑或是另一个维度，又或者被送到柏拉图式的天堂 —— 在那里，我能更接近美的理念。事实上，我有时候确实很难感受到其他时装人所鼓吹的这种体验。抛开所有的愤世嫉俗不谈，我并不否认：时装业的确在做出巨大的努力，试图创造出奇妙的体验。但是 —— 我们必须回到 Prada 的对话上来 —— 在什么样的乌托邦幻想世界里，时代和社会的多元力量是来自清华、哈佛、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和中央圣马丁的毕业生？
Raf Simons 与 Miuccia Prada 在 2021 秋冬男装秀结束后，与来自全球的顶尖学子进行虚拟沙龙对话。
这样的沙龙不止一个。今年早些时候，Chanel 也推出了它的「文学聚会」（Rendez-Vous Litéraies）。第一期中，品牌大使、同时也是摩洛哥公主的 Charlotte Casiraghi 将主题献给了精神分析学家 Lou Andreas-Salomé。品牌网站写道，本次活动的主题是「解放」，我猜这是现在每个人都渴望的东西 —— 即使是那些买不起 Chanel 的人。在介绍 Andreas-Salomé 的时候，品牌强调了这名思想家本身的智慧与成就，被掩盖在她与 20 世纪早期一些名气更盛的男性伟人之间的关系之下，常常被人忽视，但介绍文案依然将这些男性的名字一一列出。时尚媒体也组织了众多对话活动，美国版《Vogue》杂志已经和那些热衷表达的意见领袖们一道开过多场论坛了。如果有人仍然不相信，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存在「沙龙文化」，那么，新加坡版《Vogue》和行业媒体 Business of Fashion 都在自己最重要的活动上使用了「沙龙」一词。当我们去菜场买菜的时候，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元，而 Prada 对于社会人群的描述，会让我们思考：品牌究竟如何理解沙龙的精神？如果品牌希望进行一场多元化视角的对话，那么增加几个其他专业、其他院校的学子，甚至非「精英阶层」的人士会不会更好？我们可能还会问：时装设计师是否决定了要成立自己的社会思想委员会？
毫无疑问，在 Prada 的虚拟对话中，学生们提出的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问题，他们对时尚产业的系统性困扰发起了挑战，无论是关于种族、阶级，还是其他的问题，都令人十分激赏。如果没有这些高质量的问题，我们可能注定要陷入关于「创造过程」漫无目的而又无休无止的讨论之中。然而，我也想发问：对于时尚品牌而言，这些沙龙中提出的理念是否有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当今，时尚沙龙中所存在的荒谬 —— 精英主义、结交权贵、奉承恭维 —— 其实在早期沙龙中就已经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时尚界所举办的「沙龙风格对话」似乎并不像最初人们想象中那么激进，就像旧时巴黎的沙龙实际上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保守一样。时尚不能满足沙龙的崇高愿望，这并不是时尚的错。毕竟，这一点，即使是沙龙自己也做不到。
巴黎是沙龙文化最光辉的背景板，巴黎沙龙的故事被广泛传播，或者至少在我高中学到的版本是这样：18 世纪下半叶，在巴士底狱的炮声响起之前、在法国人的鲜血沿着巴黎的街道流淌之前、在恐怖时期断头台下滚动的人头之前、在法国大革命前最后的日子里，Marie Thérèse Rodet Geoffrin —— 通常被称为 Geoffrin 夫人 —— 巴黎沙龙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位于圣奥诺雷街的家中大开宴会，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那些欧洲最著名的名字：宾客们能够与狄德罗就知识生产的未来交换意见，或者与孟德斯鸠就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展开辩论，而这一切都是在奢华家具的环绕下、在一个时髦的街区里、在一群尖刻的朋友之间、在高到不可思议的天花板下进行的。17 世纪路易十四的古老宫廷观念在彼时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悠闲社会空间形式，据称，这种理念在 18 世纪 60 年代转变为一种所谓的新「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实体。因此，今天，我们被当时的文学作品淹没了，它们描述了 18 世纪的沙龙如何象征着高端的启蒙运动，以及如何带来了激越的社会进步。这是一个属于新时代的新型空间，即使不是物质上的实体，至少也是象征性的标志，让人远离了欧洲专制主义宫廷的沉闷和那些僵化的等级制度。
法国启蒙时代的各界人物在 Geoffrin 夫人的沙龙上解读伏尔泰的悲剧作品《中国孤儿》。哲学家 Jürgen Habermas 就称赞巴黎沙龙是一个让社会各经济阶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地方，这与欧洲封建庄园的分散组织大有不同。在沙龙里，一个人的血统并不比他的思想品质更高贵。同样，历史学家 Dena Goodman 曾写道：「挑战不在于贵族本身，甚至不在于君主制的合作，而在于作为贵族的出身基础。」在这个新时代，即使是那些没有头衔的人，只要他们能创作出像 Jean-Philippe Rameau 那样的芭蕾舞剧，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贵族。在这种新的平等精神的指引下，以前被排斥在知识空间之外的女性，成了驱动前者的引擎。这或许是为什么时尚一直以来对沙龙文化有所青睐的原因：彼时，巴黎的沙龙似乎赋予了女性不少权利，沙龙既是她们受教育的场所，也是她们成为主角的地方。18 岁时，Geoffrin 夫人走入了 de Tencin 夫人的沙龙 —— 后者的私生子 Jean le Rond d'Alembert 后来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与狄德罗共同编辑了《百科全书》。正如 Goodman 所强调的那样，虽然 Geoffrin 在祖母的抚养下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但她发现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正规教育。她在给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的祖母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满意，她认为知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余的。」而在 de Tencin 的沙龙中，在那些知识分子的陪伴下，她才找回了自己之前被剥夺的东西。这场学习过程持续了 20 年，直到 1749 年 de Tencin 去世，Geoffrin 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沙龙，创造了属于她的历史。
尽管喜爱穿着浪漫靡丽的洛可可风格服饰，但这一时期，更多的女性也将对外表的关注分给了社交礼仪和文艺修养，许多人视成为沙龙女主人为一项毕生追求。过去宫廷里隐秘而放荡的生活方式似乎开始转向表面上更为高雅的行事风格 —— 这也为巴黎日后成为时尚之都埋下了线索。作家 Goncourt 兄弟这样写道：「那个法兰西是如此之以其声誉为荣，如此之充满了优雅和一种稀世的美妙 —— 那个 18 世纪文质彬彬的法兰西 —— 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世界，影响了全欧洲，成为一切民族的一所礼仪学校，成为社会风尚的准则，直到 1789 年。」与这样田园诗一般的叙述所对应的是持另一派观念的历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18 世纪的沙龙几乎不是一个讨论严肃问题的地方。法国历史学家 Antoine Lilti 就反对将沙龙里的宾客描绘成「文学共和国」中的平等成员。他认为，革命前的巴黎沙龙是精英们的社交小圈子，「他们是一个社会群体，由社交实践和宣扬这些实践美德的价值体系所定义。」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1779 年，与 Geoffrin 同时代的 du Deffand 夫人曾一丝不苟地列出了她的宾客名单，与会者几乎都是诸如卢森堡公爵夫人这样的顶尖欧洲贵族。这些上流社会后裔的交际礼仪，从搭讪的艺术到机智的调笑，与 21 世纪的时尚派对没有什么不同 —— 大家的思维几乎一致，没有什么针尖对麦芒的对话冲突。为了让参与沙龙的宾客「回归现实」，我遗憾地告诉大家，女主人们还会举办其他一些「高雅」的活动，比如 …… 吃饭和赌博 —— 你可以将其想象为一场奢侈品牌优雅活动的秀后派对上，人们开始接地气地拼酒和划拳。
而哲学家卢梭对沙龙女主人的评价如今被评价为「厌女」。Goodman 的书里提到，他认为，在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沙龙里，男性很容易落入取悦女性的陷阱。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能进行严肃的谈话呢？甚至还可能「对宪法构成了威胁」。而更多本身参与沙龙的男性宾客即便对女主人表示尊重，他们也普遍认为女性的优势，在于其温文尔雅的性格而非智慧的见识。男人们允许女性统治巴黎的沙龙，但不允许她们管理政府，在许多沙龙的谈话中，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时候，她们的声音就消失了。即便被一些历史学家誉为女权主义先驱的沙龙女主人，对未来新文化的贡献也十分有限。作家 Nancy Collins 进行了档案研究，用第一手材料重建了 du Deffand 与 Geoffrin 的生活。她的评价是，前者是一名社交名媛，她的政治信仰并不是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么进步。她曾写信给朋友，告诉他们，自己担心君主权力的衰落，这会削弱她的社会地位，因为她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女王和一些身处上流社会的堂兄弟。沙龙女主人们似乎只是以当时流行的社交形式参与其中，而不是试图颠覆父权主义的宫廷文化。很明显，du Deffand 更关心的是 Benjamin Franklin 的帽子是否是自由的象征，而不是自由本身的实现。
1954 年，在 Dior 于英国布伦海姆宫举办的沙龙秀上，模特在玛格丽特公主前行屈膝礼并展示这件礼服。有意思的是，Collins 的研究还显示，在 18 世纪，沙龙或多或少只是建筑师推销的一类房间的美称，意在试图吸引富人们委托他们设计豪宅。正如她所强调的，这些建筑师不仅仅贩卖建筑，他们通过出售自己的想法、书籍和小册子来展示他们的创新和创造力，把自己与那些普通的石匠与装修工人区别开来。从这个角度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Chanel 位于康朋街 31 号的奢华沙龙，还有位于旺多姆广场 21 号的 Schiaparelli，实际上更接近沙龙的「真实」含义，即字面意义上的空间本身。而在另一个层面上，Coco Chanel 和 Elsa Schiaparelli，分别与音乐家 Igor Stravinsky 和画家达利过从甚密，像那些 18 世纪的建筑师一样，这两位伟大的女性不再像那些卑微的裁缝，而是在工艺中展示了创造力，通过对自己的推广，将自己打造为潮流和品味的引领者。所以，1921 年成立的保护艺术工业协会决定也保护时装设计师的知识产权，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在她们之前，20 世纪初，时装秀更多地被称作「时尚游行」（Fashion Parades），一些的确在闭门的沙龙中上演，然而其得名更在于其展示的公开性以及毫不矫饰的方式 —— Paul Poiret 的化装舞会上，女人们穿着他东方风格的服装翩翩起舞。他还会带着人台去欧洲的剧院和百货商店里进行展示。随后，时尚再度转向封闭的沙龙本身 —— 通常指的是时装屋中为了供富裕的主顾们试装辟出的狭小空间。那时候，设计师的重点是顾客，而非宣传，甚至为了阻止设计被抄袭，摄影师们也被拒之门外，媒体更鲜少受邀，造型只能透过艺术家的画笔传达而出。摄影师 Chris Moore 在他的书《猫步》（Catwalking，2017）中回忆道：「那时候，设计师确实认为我们是间谍。」直到 Christian Dior 在 1947 年邀请摄影师们记录下那创造了历史的「新风貌」（The New Look）。九年后，Gaby Aghion 邀请众人一起去花神咖啡馆观摩她的首个系列，形式相当轻松，模特们脱离了设计师在沙龙中的严格掌控，诠释了 Chloé 此后延续多年的自在风格。就像 18 世纪的建筑师一样，一开始，巴黎时装设计师的作品只留给了那些有钱人。然而，如果我们再看看 20 世纪后半叶的财富分配 ——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大的购买力，还是中产阶级的崛起 —— 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时尚品牌不能再只去满足那些 1% 的人的需求。当 20 世纪 60 年代，Yves Saint Laurent 引领的成衣风潮取代了高级定制，T 台也取代了沙龙，成为了设计师的新媒介 —— 然后，人们组织起来，成就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时装周。同一时刻，女性的真正解放在如浪潮一般的社会运动中逐渐实现，而非是在沙龙之中。
想想文章的开头，我是怎么描述时尚是关乎销售梦想的。也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矛盾：如果时尚产业如此依赖大众和精英文化，它又如何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存策略？某种意义上，「时尚沙龙」在 Cristóbal Balenciaga 退休的那一刻也陷入了休眠，Balenciaga 最忠实的顾客 Mona von Bismarck 为此把自己关在卡普里岛的别墅里，悲痛了三天三夜，悼念那些极富雕塑感的手工高级定制。然而，Bismarck 伯爵夫人也不自觉地扮演了埋葬高定沙龙时代缩影下的角色 —— 一名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名媛闯入欧洲，嫁给了当地日渐没落的贵族，犹如大工业生产即将取代高定工坊里的针针线线。在如今，Balenciaga 早已成为了年轻人成衣、运动鞋和卫衣的供应商 —— 那些产品在工厂里，由机器制造。而 Martin Margiela、Alexander McQueen 这样的叛逆分子，很早就将时装展示放在了那些最为偏僻、泥泞、粗糙的现实场景里，普通人也能够参与其中 —— 将沙龙的字面和精神概念碾压成了齑粉。今年夏天，Balenciaga 将重新回到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的日程表上，但 Demna Gvasalia 需要面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浪潮。这是一个关于精英文化下放至大众群体的故事，品牌将自己重新变成了某种奇怪的混合体：服装的价格可能令人窒息，但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免费使用他们的图片。这种商业模式中，品牌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目标人群的参与度，但又不显得过于饥渴。现在的时尚业似乎奇迹般地做到了这一点，也说服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我们正在积极参与一场场更大的文化运动」，而实际上我们是被品牌公关团队拉入了品牌的叙事。时尚界对沙龙文化的痴迷也不例外。一季又一季，我们观看直播或者收听播客，然后把我们的观点发回到网络空间，就好像我们在向另一些智慧生命传播来自国际空间站的信息，这些智慧生命是否会理解我们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只是为了在点击发送按钮后，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受疫情影响，不少品牌不得不将办秀规模缩小为沙龙的体量，Chanel 在法国卢瓦尔河谷舍农索城堡发布 2021 高级手工坊系列时，现场观众只有 Kristen Stewart 一人。
也有一些品牌做了回到传统时装沙龙概念的尝试，对于形而上学闭口不谈，而是聚焦于产品本身。如同拒绝将摄影师请进门的前辈一样，Tom Ford 和 MSGM 的 Massimo Giorgetti 都试水了禁止在秀场拍照或上传社交媒体，但不久之后，他们就选择了放弃 —— 因为智能手机几乎已经成为了人类肢体新的组成部分。
最新的尝试来自 Bottega Veneta 的 Daniel Lee，他甚至就将自己的时装秀命名为「沙龙」，并以数字作为序号。去年 10 月，没有任何预兆，包括 Kanye West 在内的一众明星突然聚集在伦敦萨德勒威尔斯剧院，在空空如也的舞台上，模特们鱼贯而出，展示了那些令人着迷的彩色珠毛呢和针织，还有如云朵般柔软的手袋。「为了重新定义我们与观众的互动方式，Lee 正在尝试用一种更私人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主要作品。」新闻稿中这样写道，这样的说法算得上令人信服。当大众真正在网络上能够一窥该系列的全貌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如果说有什么和旧日沙龙不一样的地方的话，过去，人们在沙龙的有限空间里摩肩接踵而坐，而如今在防疫规定下，每一名在场宾客彼此隔着两英尺远 —— 因此在看秀时，他们无法彼此对话（聒噪地谈论八卦和熟悉陌生人间假惺惺的贴面吻是过去每一场时装秀的基础配备）。再后来，Lee 干脆将 Bottega Veneta 的所有社交媒体内容全部清空，包括微博和微信。似乎，Lee 的沙龙更关注的是「看」和作品本身 —— 而非通过社交媒体与消费者直接喊话。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封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开放 —— 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将品牌美学的解释权交给了观者，而这样的非常之举最终会去向何方，我们暂且不得而知。
尽管学界对沙龙的不同形式以及有效性有着不同的论述，但是对所有人免费，所有参与者都能被引向更高层次的对话，这种开放沙龙的理念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大众的念想中，且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被抛弃。在 Chanel 的同一时期，Gertrude Stein 的花园街 27 号成为了启蒙运动沙龙在 20 世纪的「转世」，据说这位文学评论家在此接待了所有人 —— 从艺术学生到军人以及毕加索和他的整个圈子。根据英国教授 Sara Blair 的说法，Stein 的波希米亚天堂证明了「沙龙作为一个社交空间是如何被重塑成流动的、不稳定的、民主的现代化形象的」，这再度令人想起了 18 世纪沙龙的故事。我们忍不住会想：「为什么理想化的沙龙形象还没有消失呢？」现在，现代主义运动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力批判其本质是「精英主义事件」。批评家 Allan Sekula 的话是这么说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压抑的社会秩序的救赎，艺术为温顺和孤立的观众提供了一种完全虚构的超越，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和谐。」无论时尚是不是艺术，这句话听起来都尤其真实。
这些价值数百亿的品牌背后的营销人员，把公关活动形容为重塑 21 世纪知识景观的运动，积极一点说是天真烂漫，消极一点说是故意夸大。而我们 —— 那些真正靠写这些东西赚钱的人 —— 以及那些点头同意，假装我们正在改变世界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任何对时尚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也许我们需要说服自己，我们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去观看手机上那些我们永远不会被邀请去看的时装秀，或者我们希望把自己包裹在一种高雅的氛围中，这样当我们看到有人穿着《i-D》杂志封面上出现的那件夹克时，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和在网红街区闲逛的青少年没有什么不同。今天，大多数消费者显然希望他们喜爱的品牌在社会问题上有所发声。但是，如果这些品牌根本不能够了解真实情况的全貌，又有多少消费者宁愿让这些品牌装聋作哑呢？
我们可能会哀叹时尚产业已经被某种虚伪的觉醒主义或其他什么的幽灵所腐蚀，但也许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不安全感。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南京西路上那些穿着双 C 标志睡衣的新富阶层，晚上可能会睡得更香，因为我们拥有的 Chanel 可能不多，但读的 Andreas-Salomé 却更多。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在国内深造，或是申请贷款留学海外，工作后却依然在地铁上拖着十几个大卖场袋子里的打折货，但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说服自己 —— 即使我们每天都在做「社畜」，如果我们在自己所在的行业有所作为，也依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些例子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然而的确能够很好地凸显时尚行业某种对伪知性主义的屈服。让我们回到时尚的本质：因为喜欢衣服本身而喜欢时尚是没有问题的。（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裤子能再宽松一点儿的话，我觉得自己穿 Prada 下一季第 28 套造型会很好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Simons 和 Miuccia 这两位当今最著名的设计师的初衷，他们希望积极地与来自全球的青年互动，聆听他们的声音，让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到时装之外。但这些有意义的问题在全球关系恶化、大规模失业、种族仇恨加剧的时代噪音下，很容易消泯于无声。时尚和奢侈品行业的痛点在于：那些销售价格完全超出社会大多数人能力范围的产品的持有者，如何处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并展开真正的对话。似乎在时尚品牌主办的所有活动中，我们暂时还很难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