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晓月（化名）想放弃高考了，对于她，这是个艰难的决定。晓月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到今年为止，她和抑郁症已经共处了5年。
上个星期，在浙江省中山医院滨江康复院区心理康复科治疗两周后，恢复不错的晓月准备出院。
此前，她在微信上开了公众号：写抑郁症为什么找上自己、写自己怎么努力走出来……
“你不知道做‘别人家的孩子有多累’，孩子需要肯定但不要追捧”，她想剖析自己的成长环境，并自我剖析。
“把这些写出来，是我宣泄自己情绪的一种办法，算是一种自救的手段。”瘦小的晓月扶了扶圆圆的框架眼镜，语气中带着和年龄不符的老成。
在陌生人面前，晓月保持微笑，语气轻快，她不想让别人把抑郁症和阴郁、自残划等号。
晓月是初二被诊断为抑郁症的。诱因是学业压力，那段时间她的成绩忽高忽低，“我又非常在意学习，承受不住这种波动。”
得知这个消息时，晓月是懵的，因为她对抑郁症的认识仅停留在“张国荣跳楼自杀”这件事上，“特别担心，我会变成那样吗？”
这5年的时间内，晓月的身体出现紊乱。尤其是碰到考试，她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坐在教室里，晓月开始走神，头脑里想象出考砸的结果，“我觉得我考不好，别人会对我另眼相看。”
她出现了进食障碍，在厌食和暴食之间切换：暴食时，可以一次吃下9个面包，一个汉堡，一个 蛋挞，一包薯条……不让吃，就闹；厌食时，滴水不进，喝糖水都会觉得恶心反胃，体重一度降到70斤，坐在教室，屁股会被硌到痛。
高一到高二这两年，晓月开始反复休学。
“治疗一段时间，情况有好转，我就回去读书。太艰难，想好好学，但是心力跟不上，用力过猛后，只能回家休息。休整时候落下的课，再拼命回去补……进入了恶性循环。”
之所以如此，是高中的时间，分秒必争，晓月不甘心就此放弃高考。
从小，晓月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乖巧，听话，初高中都被保送进当地不错的学校。
晓月的爸爸因为工作原因，常年不在家，她是妈妈一手带大的。
“她特别希望我能有出息，对我非常严厉。如果我不成器，她会压力比较大吧：自己没能将女儿培养好。在她的教育理念下，我也形成一个观念：要么优秀，要么完蛋。”
晓月能感觉到，妈妈以她为傲，“她特别喜欢推销我。比如，接到同事朋友的电话，对方向她请教教育孩子的经验，她会把我推出去，让我在电话里回答。”
对晓月来说，这种“引以为傲”是莫大的压力，“我觉得自己只有80分，但被人设成100分的样子，我就像个橡皮泥，被无限拉长了。也在心里拔高了对自己的定位。”
大家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但做“别人家的孩子”其实很苦恼。
很少有人知道，晓月害怕每次考试，“考好、考不好我都不开心。考好了，会担心下次考砸了怎么办。”
刚读高一的时候，她成绩落后，拼命往前赶，从20名到10名，最后进了前三。
“可我依然很紧张，觉得应该再往上提升，但我又知道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焦虑、疲惫。”
晓月形容自己，不能接受失败，又害怕成功，“因为到达巅峰，便只剩下坡路。”
生病后，晓月爸妈对女儿说：不在乎她的成绩。但晓月说，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是争强好胜的心态，总想到达超出自己能力的高度，就是他们放过我，我自己也放不过自己了。”
住院后，晓月发现，自己并不是“特殊”的一位，那里有来自省内各个重点中学的初高中生。“他们都在学业方面和父母存在冲突，最后承受不住。”
“我爸会立刻说：没关系，开心一点。听到他这个话，我更要炸了。我这个时候想宣泄啊，但他一下子就把我堵回去了。”
说到这里，晓月忍不住笑了下，“突然觉得，我爸挺难的。”
晓月的妈妈是位老师，对女儿的照顾无微不至。“到现在，我每天穿什么衣服，穿多厚，三餐吃了什么，她都要管。做老师的，大概都有很强的控制欲。”
晓月耸耸肩，沉默了一会儿，给出一个结论，“做老师的父母，如果把教育学生的模式，原封不动照搬到自己孩子身上，那真是可怕。”
晓月说，自己病情反复，每次情况好转，父母就会重燃对她的期待，“很大的压力。”
看起来性格柔和的晓月，其实是暴脾气，“和我妈妈一样，在家里，我们俩就是两枚炸弹。”
“我对着爸妈发脾气，大吵大闹。”她做过最过激的举动是举起菜刀，想要伤害自己，“只是想让他们别再说话。其实自己下不了手，就是用这样极端的手段，威胁他们。”
今年9月份，晓月妈妈带着她，慕名到浙江省中山医院滨江康复院区心理康复科住院治疗。
“来来往往的人都面带笑容，难道他们的生活都很顺利吗？他们应该也会遇到难题吧，可他们还能笑得这么开，我应该也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逼自己？我落下那么多功课，肯定赶不上高考了。但我不能接受啊，以前这个念头，我想都不会想。”
从那个时候开始，晓月开了公众号，写自己生病的经过，分析前因后果。
“对我来说，这其实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吧。”晓月的文字轻松、乐观，有人攻击她：你如果真是抑郁症不会是这样的。
“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加油。现实中，我没那么乐观。”晓月幽幽地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抑郁症要郁郁寡欢，这只是浅表的一角吧。冰山下面的，才最令人猝不及防。”
晓月病房里的病友们，有人整夜失眠，有人整夜无眠，有人终日躺在床上，不想动，有人焦躁起来，情绪失控。
晓月身边的人看了她的文字，“家庭问题很复杂，她的有些分析不一定全面，但她能找到这样一种自我宣泄的通道，也蛮好。”
自我反思也是晓月的“抑郁症作战计划”之一，她的理由是，与其改变他人，不如改变自己。
“我和爸妈一起吃饭，我妈说想点个酸菜鱼，我不想吃，就直接否决；我想吃牛排骨，但憋着不说，就等他们猜。” 事后，晓月说，自己没必要否决妈妈，“我可以吃其他菜，而让他们猜我的心思也太难了，完全可以说出来。不给自己添堵。”
除此之外，晓月努力让自己动起来。“找点事做，不让自己有那么多想法。”
这些爱好都是她一直有的，只是以前把全部时间都给了学习，“重新拾起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她（晓月）情绪平稳了很多，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浙江省中山医院滨江康复院区心理康复科主治医生曹新毅说，很多出现抑郁症的孩子，根源其实大都和家庭关系有关，很多是亲子关系的反映或夫妻关系的折射。
曹新毅医生的朋友圈里，曾分享过一本书《青少年家庭治疗》，他配文说：青少年的问题，大部分的确是家庭问题。
曹新毅医生所在的科室接诊过很多患上抑郁症的初高中生，“很多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点，家长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随成绩起伏而时喜时忧。在长期单一评价的体系下，成绩会慢慢成为孩子自信心和存在价值的唯一支柱。一旦成绩波动或者下滑，青少年极易出现情绪问题，甚者出现极端行为。所以，家长应重视对孩子的多元评价，这对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增强其自信心和价值感十分必要。也能培养青少年对困难和挫折的应对能力。”
曹新毅医生认为，药物治疗，很大程度上是在急性期改善患者的情绪，如果要从根本解决，还需要心理治疗，其中，家庭治疗可以是一大努力的方向。
最近，晓月和爸妈初步达成协议：放弃高考。这像是解除了她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一家人商量之后，晓月也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她觉得自己会慢慢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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