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现代日本史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及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日本的政治史和社会史。著述、编写及翻译有多部重要著作，200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已成为欧美高校的核心教科书，并持续修订，成为检验学术研究进展的黄金标准，被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等近20种语言。他的另一本专著《战前日本的劳工与帝国民主》（Labor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他的新著《制造消费者:现代日本的缝纫机》（Fabricating Consumers: The Sewing Machine in Modern Japan）已于近期出版。
日本领导层在1868年取得政权，其所推动的连串改革其实有若一次革命。然而要掌握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动，则不能不了解日本在17世纪所形成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体制，及其在18世纪及19世纪以后的变化。此一时期史称德川时代（德川为统治者的家姓），亦为本书第一部分的重点所在。但若使初学现代前期及现代日本历史的人理解此一令人目眩的时代，则必须追溯日本历史在地理、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重要方面的情况，这一切到现代仍为重要因素。一、地理与气候
日本今天的疆域为一锁链形群岛，距朝鲜半岛最近约160公里，距中国则约800公里，四个主要岛屿是九州、本州、四国及北海道。（要到19世纪日本才真正掌控北海道的人民及土地）。群岛是东北至西南对角走向，全长约2 000公里，略等于美国东岸的长度。因此可以说日本全国临海，内陆最深入的地区亦不会离海岸120公里以外。日本总面积略少于38万平方公里，约等于美国蒙大拿一州的面积。日本雨水充足，雨季在潮湿的春末来临，集中在夏季的6月及7月初。但与亚洲其他季风区相比，日本很少有大暴雨，然而水资源仍足够灌溉及种植稻米。日本陆地表面超过2/3由崇山峻岭组成，低地平原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3%，高原则占12%。日本的高山有不少是火山，自古至今均如是。事实上，日本历史上有关火山爆发的记录不少（从公元6世纪开始到现在，日本的94个火山中，共约有1300次火山爆发的记录），其威力猛烈，故无论从次数还是强度来看，均超过世界其他地方。[1]日本列岛位于所谓“环太平洋火山带”上，处于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交汇处，状态极不稳定。这个地震及海啸多发带沿太平洋周边，世界上约90%的地震都发生在该处。日本地震的年爆发率最高达1500次，在20世纪及21世纪初，便发生了三次极度严重的地震。除了地震及海啸的状况与可能性，上述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几方面与其近代发展有关。九州岛南部与亚洲大陆的距离之短足以令双方在2 000年前便能建立海上交通，而其长亦足为天然屏障，不易轻渡。是以近代以前，鲜有来自亚洲大陆的军事侵略，日本亦不易渡海远征。此种不短不长之距离，无论在近代以前还是近代，都使日本岛上的居民对亚洲大陆文化怀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其独立自主性。日本气候温和潮湿，本州岛中部以南地区更为明显，故农作容易，人口繁衍。在中国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日本人口约500万，到19世纪初则增至约3 000万。其中两个平原地区最为重要，是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中心。西面的关西平原，即今天大阪及京都地区，为上古至中古时期各闹市之所在。东面的关东平原，面积居全国平原之首。德川时期以前，关东平原沿岸只不过是渔民聚落，其后发展成首府江户。1868年以后更名为东京，成为今天日本的首都。日本气候固然宜人，平原亦适合耕作，但起伏的地形却将其人民分隔。日本各岛虽然位置上邻近，但岛上的森林、山脉及短急河流却有碍交通运输，政治上不易统一。今天的日本政治上团结，民族认同感强烈，乍看即会把此种团结及民族情感归因到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实这是错觉。在近代以前，中央政权大都仅在首都周围，除此以外地区的统治能力十分有限。德川政权建立于1600年，在此之前约300年的历史最为混乱，甚至在德川时期，虽然政治稳定，兵甲不兴，但地方统治者仍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今天所说的日本共同文化，能见于当日一般民众者其实并不多。所谓日本是个万众一心的地方，人民因此能组成一个团结的民族，此种看法是现代才形成的观念，“日本性”其实只不过是硬拼凑起来的认同概念，与其地理实况并不相称。
二、政治制度
天皇在日本现代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近代革命浪潮中，天皇制度可以说是少数硕果仅存的君主政体之一。然而从历史来看，天皇在19世纪及20世纪所领导的转变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可以说史无前例，或可以说只有7世纪及8世纪时的天皇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今天的皇室可以溯源至6世纪初的大和家族，约与中国南北朝同时，它由关西平原发展起来。皇室担任氏族内男女祭司之职（早期天皇中有8位是女性），并与邻族争夺霸主地位。到8世纪初，大和族已夺得政治及宗教权力。它打破过去新天皇必建立新首都的旧习惯，于710年，首次在平城（即今奈良）建立“永久”首都，后于794年迁都平安（即今京都），日本才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政治中心。奈良建都后，大和朝廷下令修纂史书，编造一个神话谱系，将天皇起源追溯至公元前660年，至修史时已历经28个天皇，但都是以传说为依据。此古代神话到19世纪末又再度复活，成为天皇正统历史的“现代”版。日本的正史时间是以天皇“年号”的先后次序为标志。新天皇临朝即位会马上命名新年号，但每一朝的年号通常有好几个。直至近代睦仁天皇即位，改元明治（1868），才开创了一个朝代一个年号的习惯。天皇拥有无上权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然而这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自中国唐末到清中叶的一千年间，除了少数天皇，其他大部分天皇都无政治影响力。但在宗教上，天皇仍沿袭本土神道传统，担任神官角色，而实际统治日本者则另有其人。他们假借天皇的名义统治，最初是天皇的近亲贵族，其后是出身于不同政治及社会背景的武家。因此，19世纪的近代君主制能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实与其传统历史相异。在19世纪的革命浪潮中，具有历史渊源的武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各自出身不同，但日后都成为显赫人物。武士最早见于10世纪左右，即中国五代十国及宋朝初年。他们原为地方上的战士，服务于首都的贵族或皇室，靠弓箭闯天下，后来他们开始与贵族平起平坐，最后甚至反客为主。在12世纪80年代，在位于关东沿海地区的镰仓出现第一个武家幕府政权。其首领源赖朝虽以武力取得天下，但仍请求天皇赐封将军名号（正式名称是“征夷大将军”），使其统治合法化。其后的武家政权，如近代前期的德川幕府，亦自天皇取得将军名号，奠定其统治合法性。至于武士之战斗技巧则与时俱进，由弓箭到刀枪，最后到16世纪时使用火器。武士的政治及社会组织亦不断演变。早期武士在战阵中多靠单打独斗，地区武士家庭则散布在乡间，不太能控制其辖下的人口。直至15世纪及16世纪（中国明朝时期），武士之组织才较严密，统归军事强人率领，号称“大名”（即最大名田之主的略称）。政治结构到16世纪中叶仍十分松散，日本各岛为数百个名藩割据，其首领大名各个拥兵自重，相互攻杀争雄。日本近代前期政治史的特征就是群雄征伐，多数大名屈服于少数有力大名之下。三、早期对外关系
直到16世纪40年代，欧洲传教士及商人才首次来到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开始其统一大业。西方人带来了枪炮及上帝：火器令各雄藩增广眼界，增加生力军，加速了各岛的统一进程；基督教的影响则较小，到1600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传教士的努力下，信奉天主教的人数一度达30万。日本统治者由于害怕其子民因信奉外国宗教而反叛，于16世纪90年代开始禁止基督教，并进一步限制对欧贸易。对战国三雄之一的丰臣秀吉而言，锁国尚有另一个原因，即葡萄牙人贩卖日本人为奴隶，这使他气愤不已。到17世纪30年代，各项限制已全面展开。因此欧洲人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前一个世纪中虽曾担当重要角色，但其影响仍然有限。相反，亚洲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及韩国人，自古以来即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在前现代历史中，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及日本群岛三者是分不开的。
近代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亚洲各地统治者的关系主要建基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上。南至越南，北抵东北亚，中国皇帝是整个地区中最具权势的人。他视疆域以外者为未开化之人，统治各地之国王会派人入使中国首都朝贡、叩头、贡献方物，以至歌颂天子圣明。同时，皇帝会给予列国保护，并特许其贸易牟利。朝鲜半岛及越南国王并不乐意朝贡制度中的臣属关系，他们接受此等义务只不过是迫于中国力量的强大。但是日本则不同，其精英虽长期吸收中国及朝鲜的文化成果，但他们大多不愿在此种朝贡制度下称臣。由于拥有海洋屏障，日本较易抗拒朝贡压力。虽然如此，日本在19世纪以前仍无法设计出另一种地区制度；直到近代，日本迅即接受了西方外交及国际制度，并运用西方语言，大玩其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游戏。对日本而言，这是其近代革命中的一环，也是其与邻近亚洲国家的不同之处。当然，形式外交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日本与亚洲各民族在近代以前可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文化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几乎无不以亚洲大陆作为其出发点。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约当中国秦汉魏晋之世，中、朝移民为日本带来稻米农作。直到20世纪，稻米仍占据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新军事技术亦约于此时传入。其后数百年间，在移民及日本远游者的共同努力下，日本输入了以中国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书写系统（见图0.1），另外包括各种政治及宗教上的思想与制度。日本古代文明能在奈良及平安时期（8世纪—12世纪）开花结果，实奠基于此。到中古时代（13世纪—16世纪），日本与亚洲大陆间仍维持着重要的宗教及经济关系。因此在近代开始以前的1000多年间，亚洲大陆各种文化通过日本人或移民输入日本，并融入当地。
上图为现代日语中使用的汉字，它们在古代由中国传入日本。“月”是象形文字，象征半月形状；“上、下”两字是指事文字，其意义较抽象；“権（权）利”则是合字成词，与原来的图像已无直接关系，该词是日本人在19世纪创造的。
在输入的各种文化中，佛教与儒学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宗教、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南亚出现，其后在东汉时期即公元1世纪或2世纪进入中国，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在6世纪初，朝鲜的百济国王把佛教经典及佛像传至与天皇亲近的氏族，此为日本接触佛教之始。原始佛教着重强调人生一切皆苦，其在印度发展，继而遍及亚洲各地，逐渐演变出思想及实践均不同的宗派，目的是引导世人达到涅槃或明心见性之境，以解决人的存在的痛苦。部分教徒强调禅定或苦行的方法，亦有主张诵经及求助超能力以获解救者。在7世纪与8世纪间，日本佛教首次出现高峰期，展现出其文化及政治影响力。不过各宗派很快便衰落，其后数百年间，取而代之兴起的是另一些新教派，如主张静坐的禅宗或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及日莲宗。佛教亦逐步在社会中扎根，不但深入乡村，亦在武士、平民以至贵族间巩固地位。部分寺院发展成庞大组织，不但拥有武力，亦谋求得到政治地位。少数中古时期的教派独自建立起政治权力网络，成功地深入基层。德川幕府则将各佛教宗派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每一个乡镇和村庄都会有某个宗派的寺院，统治者亦利用它们掌控人口变动状况。经过数百年以上的发展，佛教已成为日本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有如中古时代的新儒学，佛教一方面引领新思潮的出现，一方面亦成为旧传统的守护神。
儒学的道德及政治思想，自古以来在日本即有重要影响力。儒学强调统治者选择官员应以道德情操及学问修养高者为上。道德修养应始于家庭，凡子女事亲必以孝，特别是侍奉父亲。圣人能成为他人的表率，是因为他们力学不倦，并因此培养出仁人之心。中国古代精英所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以圣人留下的经典为范本，并以之为测试道德及学问的标准。直到20世纪初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皇帝及政治高层均以科举考试为选才必经门槛。儒学思想及其经典传入日本的方式一如佛教，都是经由百济国。儒学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在7世纪与8世纪间的日本首次达到高潮，因为日本统治者有意模仿盛唐时期的各种儒学制度，中国式科举考试亦曾风行一时。
在其后数百年间，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日渐式微。不过在中古时代，约自13世纪至16世纪，亦即中国南宋至明，日本渡华僧人带回当时流行的新儒学，由于它强调直接解读古代经典，为儒学注入活水，使其得以再现生机。新儒学的创立者是朱熹（1130—1200），为南宋杰出思想家。他重振儒学，修改传统儒家学说，反对依傍汉唐注疏，主张直接返求孔子及其他古圣人的经典。日本中古时期，朱熹学说一直流行于僧人间，当时有所谓“儒佛僧人”者，悉心研究朱熹思想，新儒学得以在当时日本的丛林寺院中取得一席之地。到德川时期，新儒学复散播于世俗间，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力量。
由于大家都在争取贵族护荫或政治地位，佛教与儒学信徒的关系有时候会相当紧张。但整体而言，就所宣扬的教义或所宗奉者来看，佛教与儒学在古代大致仍能和平共处。两个学派都不会单方面宣扬真理在己一方，因而排斥另一方。故儒学及佛教教义均能并存于日本，并生根于其文化中。
佛教与儒学亦能与日本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平共存。日本早期信仰十分驳杂，各地都有不同的宗教活动及参拜寺社，到8世纪时统称为神道。神道内各个圣者均称神，不少神与农业及地方社区生活有关，平日被供奉于一个小神社内，一年中只在礼拜及节日时才被请出。神道礼仪及信仰，强调保持人类社会及自然中的纯洁性及活力。还有些神是专门保佑政治家族，最重要的当然是天皇家族。天皇家族号称是天照大神之后。另外一些重要神社，很早便成为皇室祭拜祖先之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势神社。经过许多世纪，神官、佛僧及儒者（有时是一人兼三者）已将儒佛传统整合到神道庙堂之中。8世纪以后，佛寺与神社经常比邻而居，中世纪更创神佛垂迹之说，神祇只不过是佛的另一显相而已。德川早期的儒者，亦同样强调儒学与神道的共通之处。虽然如此，三者在宗教上及伦理上的相异之处仍不会消除，何况信徒之间有时亦因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冲突。由近代早期至今，日本历史上各个多元因素一直备受讨论，甚至被不断解释。人们有时视这些因素为接受现代性的障碍，又或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另一方面，亦有人颂赞日本的多元性，视其为近代“日本人独特身份”的由来。1800年的日本群岛居住着3 000万农业人口，商业繁荣而蒸蒸日上，都市生活亦虎虎有生气，约有1 /10的人口居于城镇。在德川半集权式的统治下，日本已成为东北亚外交及贸易体系中的一员。然而就全球观点而言，日本仍为一个相对落后地区，它的政治及经济关系无法超越东亚范畴。资本主义虽略具雏形，政治危机亦随处可见，但在短时期内，似乎仍无法出现经济社会或政治文化上的革命性转变。但到1900年，日本已历经一场复杂的革命。它成为欧美地区以外唯一的立宪制国家，它亦是唯一的非欧美帝国。在当时的非西方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成功跨越工业革命的国家。日本在20世纪的转变亦十分突出，生气勃勃的民主运动很早便出现，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劳工与资本家、佃农与地主冲突不断。现代也带来两性关系的改善及不稳定性。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上是层出不穷的恐怖与暗杀，帝国则积极对外扩张，其所推动的战争杀戮不断，为该世纪最惨不忍睹的暴行之一。踏进21世纪，日本走向和平化，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苛酷的新挑战接踵而来，日本人民面临着各种困难，包括重振经济、教育年轻一代、供养老年人，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活动。本书的目的是厘清这段历史中各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方面不抹杀历史传承，另一方面亦留意激烈变化，希望能掌握日本人民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经验。上述各种议题虽具争议，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遗产的一部分。
本文选编自《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详细内容请查阅原书。【点击图片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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