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 （Gabriel Martinez-Gros）巴黎大学中世纪历史学教授，法语历史学界杰出的伊斯兰研究学者
帝国的出现如伊本·赫勒敦描述的那样，要有三个条件：首先，有较大的人口密度，而且往往具有长期稳定的人口增长率；其次，在雄心勃勃的贝都因式部落和有人定居的大河流域之间建立起联系；最后，对一切已知的有人定居的土地彻底地予以征服，以便与如此建立起来的帝国毗邻的只有蛮族，也保证了可以用物质财富换来部落的暴力，而财富象征着修建起来的城市和宫殿。
有人定居的大河流域
虽然帝国的诞生需要某个部落阿萨比亚的征服野心的推动，但帝国只能诞生于人口密集、多产且人们过着定居生活的大河流域。或者说，这样的流域才有能力诞生帝国，也就是说有解除武装且缴纳赋税的可能性。用伊本·赫勒敦（他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的话说，部落的冲击将生产大众作为“质料”，赋予帝国以“形式”。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之前，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集中的人口和生产条件来符合帝国对人口数量及密度的要求。从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新石器革命到公元前两三千年（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之间，世界人口增长了12到15倍。接近公元前500年时，世界上的居民达到了1.4亿人。这令人震撼的增长速度并未有所减缓。当时人口的增速相当于每1500年到2000年人口数量翻一番（与此相比，20世纪后半期人口数量每40年翻一番）。然而，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后半段，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在地中海地区对应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达到巅峰。但在印度，尤其是在中国，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人口激增的现象。公元元年左右，地球上大概有2.5亿人。从那以后，在缔造帝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密集人口在世界上的两三个地区出现了。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时代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初的年代中，进步是缓慢的。尽管如此，这些进步还是孕育出了几个活跃的发源地，2000年以来它们一直在人口密度和生产能力上独占鳌头。公元纪年的历史初期，地中海地区、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大概已经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公元前500年左右，新石器革命——农业、畜牧业、纺织业、陶瓷业、冶金业，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原始的发源地中东地区，四周被希腊、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亚包围，其人口大致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占现在世界人口的7%~8%。公元前400年，希腊大概有300万人口，也就是至少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5%，占现在欧洲人口的2%。但当时中国人口大大超过了印度，根据汉朝最早的人口普查数据，那时的中国在400年中人口增长了3倍多，从2000万人增长到7000万人，占公元元年前后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人口密集、财富涌流、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土地上诞生了最早的帝国。这些帝国在这些土地上维系着生命力，至少一直到18世纪末，那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破坏了它们的规则，之后铲除了它们的根基。这段关于最早的帝国的历史虽昙花一现却极其雄壮，而这段历史只立足于人类大厦的这些大型支柱之上。多民族混居的帝国
第二个条件——部落的阿萨比亚与有人定居的大河流域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决定了帝国诞生于哪一地区：重要的生产中心与最繁荣的边区之间紧密的交界处，在边缘而不是在中心。近东地区推动帝国建立的最早的创造性尝试出现在亚述[大部分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和伊朗高原[米底人（Mèdes）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就来自伊朗高原]。这两个地区毗邻古老又富裕的人类巢穴美索不达米亚，这里为最早的帝国事业提供了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口、灵验的神灵以及令人称道而后消失殆尽的语言。中华帝国出现在中国西北部一片粗犷贫瘠的土地上，它的人民曾与匈奴人（突厥人）交手，久经战场。在几个世代里，这个帝国就完全征服了中国中部和东部人口更多、更为繁荣的诸侯国，使之迅速地被限制在定居生活的状态。古印度出现了几个最闻名遐迩的王国（然而它们存世的短暂使其不能被列为伟大的帝国），即孔雀王朝（公元前4—前2世纪），印度-希腊人或印度-斯基泰人创建的犍陀罗国（Gandhara）和贵霜王朝（Kushana，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就像它们复合的名字显示的那样，这些国家是或成功或失败的外族入侵与印度河（之后是恒河）流域的土地相结合的产物，几千年以来这些土地孕育出了一些最早的文明，这里生活着很长时间内次大陆数量最多的农民。尤其是孔雀王朝，它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印度王国，我们关于这个王国的记忆里还有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将尉带领的希腊人的威胁。但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业绩也出现在边境地区，即希腊人的世界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交界处。这三者都地处世界上最古老的有人定居的大河流域，几百年以来被亚述和波斯帝国打败，解除了武装，并臣服进贡，而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将占有亚述和波斯帝国的遗产。最后，罗马人开始征服世界，从意大利中部开始，扩张至希腊的边缘地区。从此以后轮到希腊被解除武装和被征服了；希腊的版图曾一直延伸到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及北部的希腊化程度很高的伊特鲁里亚地区（Etrurie）。所有这些人和那些人，即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都将成为获胜的罗马人的战利品，也将成为罗马人的典范。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刚刚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征服世界的事业列为奠定帝国部落基础的推动力，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希腊人或罗马人当作“蛮族”。亚历山大大帝曾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公元前4世纪末的希腊（曾入侵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已经诞生了一些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杰作，罗马和西方世界2000年以来都未曾停止对这些著作的仰慕。当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时，罗马还是一个由于特别遵守法律而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不过借此机会在这里说明一下，定居和“游牧”、暴力和非暴力（或者说，对暴力的排斥）是相对的概念。将定居化程度提高一度总是可行的，就像我们总是可以将温度提高一度一样。在这个不断加强生活定居化的区域周围，有一些不会经历相同的演变过程的社会群体，将具备更加鲜明的“部落”特征，将获得更大的机会去占领定居化程度较高的邻国。习惯于城邦生活的希腊人，面对几百年来被亚述或波斯的胜利者平衡占有的埃及，为征服者重建了军营。但是同样的一批希腊人，雅典人或者科林斯人，将被腓力、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带领的马其顿人征服，成为归顺的定居者。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我们常常会有机会再次回到这一点上，也就是非暴力、定居文明的进步反而导致了暴力，并且使得暴力成为集体的、历史的现象。通常，由于部落社会缺乏文字和档案资料，由胜利的阿萨比亚构成的时代对我们来说一直都十分隐秘，直到阿萨比亚在被征服的定居者之中涌现出来，定居者后来书写了关于这些胜利的阿萨比亚的历史。不过，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也会上演新的历史。我们将会看到，领导了征服大业的民族也可能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其文明的定居化程度并不比他们侵犯的人口聚居地和人口中心低很多，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人。16世纪末当丰臣秀吉着手征服中国（十分明智，与我们通常读到的有所不同）时，日本也存在相同的情况；或者，还有12世纪和13世纪法兰克人进行的十字军东征，他们攻占了地中海北岸大部分地区，损害了伊斯兰世界（分布在西班牙、西西里、巴勒斯坦-叙利亚）或者拜占庭帝国（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克里特岛或者塞浦路斯，甚至君士坦丁堡）的利益。就像希腊人征服东方的事业一样，上述两个征服事业没有完全获得成功，或者说完全就是个失败。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陷入困境之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去世，日本人颜面扫地，只得撤军。法兰克人保住了西班牙和地中海的岛屿，但是失去了耶路撒冷、叙利亚-巴勒斯坦沿岸地区，以及君士坦丁堡。日本与西方一样，征服者的阿萨比亚若是失败便会引起内部提高定居化程度的激烈运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人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在日本发展出了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上最富裕、最精妙的文化之一。欧洲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中得到的好处大致比遇到的挫折要多，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最早的几次十字军东征中，相较于封建领主的军队、部落武装和十字军，君主政体（以及符合罗马教廷标准的第一个教会国家）统领的军队的战斗力更胜一筹。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从征服事业的边缘开始，定居化的过程也许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不得不将征服事业引向失败。与所有明显的证据相反，欧洲的人口和农业、城市生产和贸易的进步并没有促进十字军东征的事业，而是对它造成了妨碍。战争的投资（十字军东征第一个阶段确实进行了这样的投资）和文明在定居、领土和财政方面的考虑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相反，人口和经济增长确实帮助了中世纪西方增加了居民，帮助中世纪西方更好地利用从伊斯兰世界或者拜占庭帝国那里夺来的土地。这些发现符合伊本·赫勒敦的理论。他说，大帝国孕育出最野蛮的民族——阿拉伯人，在先知时代即是如此。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大概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不存在“草原帝国”——从定义出发，帝国的中心是定居化的、被征服的、被课税的地方。但是，就像伊本·赫勒敦，格鲁塞看到了关键点：帝国诞生于对得到控制和引导的暴力的大动员，而部落的边境地区（仍然是蛮族，但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战利品的弱点）和有人定居的大河流域能够单独孕育并维持这种暴力。帝国的孤独寂寞
当帝国明确划定自己的领土时（帝国在其领土上施展它的政治权威和财政权威，因此，从定义上来说其领土是定居的领土），帝国的一大特征便显现出来，并据此与蛮族世界相区分。或者说，帝国将世界上其余地方都定义为“蛮族”世界。事实上，这一时刻来得如此之早，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帝国的本质特性之一。奥古斯都，罗马帝国著名的缔造者，在失去瓦鲁斯军团之后，关闭了国内外战争的大门，并且把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定为罗马帝国的边防线（limes）。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在一次同样的行动中命人推倒了对方都城的城墙，并且垒起抵御匈奴人的中国长城的第一块石头。随着阿拉伯人征服事业举步维艰的实情逐渐被人所知，伊斯兰帝国修建了它最早的“里巴特”（ribat）——军事性质的城堡，以防御边境上的突厥人。那么，今后继续追求毫无目的的扩张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本质上，帝国统一了所有文明的土地以及所有配称文明的人。在帝国的权威之外只剩下蛮荒的土地。这种世界观有一定的客观依据。我们可以看到，并且新石器时代在经济和人口上发生的革命以及历史最初的几千年也已经表明，在人口密度方面，人口密集的地区（中东地区、地中海沿岸、中国、印度）与其外部人烟稀少、部落群集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帝国，比如罗马帝国或中华帝国，虽没有进行扩张运动，但是实际上它们完全能够发动这种运动，并且毫无疑问，能够扩大这种运动，将其推广至它们控制的全部领域，至少在帝国早期的几百年里是这样。相反，在印度很可能没有哪个帝国能够做到成功地持久地统一北方，因为那里的人口密集地区相互分离，并且被太多独立的部落区分割开来。但是帝国想要囊括所有文明的企图特别像同义反复（tautologie）。从定义上讲，定居的地域自从帝国出现以后就被其权威控制。然而，部落群集的广大区域被明确定义成部落区域，是因为它们之后不再是部落区域。当他们向恺撒支付税款时他们是定居者，不纳税时就是游牧部落。不列颠——我们所说的英格兰——在被克劳狄皇帝征服（43年）之前都是蛮荒之地，之后就有人定居，而不像苏格兰，被遗弃而处于未开化的状态。我们应当注意在帝国与蛮族的边界之间的这些重大历史轨迹，例如奥古斯都、提比略（Tibère，将日耳曼人赶进了原始森林），或者哈德良（Hadrien，放弃了叙利亚草原的偏远地区）的所作所为。因为边防线的选择远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融合。日耳曼人从此在帝国内外为蛮族塑造了杰出的形象，正如塔西佗（Tacite）证明的那样。巴达维人（Batave）的领袖奇维里斯（Civilis，曾经是帝国军队的军官，也是公元1世纪最凶险的一次叛乱的首领，这次叛乱得到日耳曼部落的广泛支持）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些边境上的阿萨比亚的危险性，同时也可以证明，帝国有必要于军事鼎盛时期（帝国已经有这个意识）在其最缺乏防卫的边境上向阿萨比亚寻求帮助。同样，3世纪时帝国的阿萨比亚的一部分正是来自叙利亚（叙利亚是哈德良在2世纪时以边境行省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巩固下来的）。一般而言，我们鉴别蛮族是通过蛮族被赋予的名字，通过我们认为与之关联的战斗的历史，而之前是通过对他们风俗习惯的描述，这种鉴别方式标志着人们承认他们的地位，标志着一种将我们与蛮族联结起来的没有明说的关系。就这样，从最初的几十年开始，中华帝国就沿其长城在其本民族与匈奴民族之间划界（佯装要与匈奴分割开来），匈奴则一直伴随着西汉（公元前209—公元9年）的历史，更与整个东汉的历史（公元25—约180年）相关联。这个王朝（和帝国大概存在了4个世纪）与匈奴人一起消失。相反，中国南方却与之形成反差。在中国南方，从来不曾有过像北方一样的长城，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凭借其威望、由此带来的恐惧及其在帝国军队中占据的地位与匈奴相提并论。在那里我们只能区分出“原住民”（中国人口和文化不断向南迁移，并慢慢地将原住民汉化）。证据（如有必要）就是，在定居的山谷与游牧的山谷之间，边界线和中国长城标出的山脊线是一种双方认可的分界线，是双方结成联盟的一种承诺。帝国正是出现在这些定居者和部落各自所居区域之间的交界处。在那里，这条界线不存在的地方，帝国只看到历史完全空白的一页，这一页属于帝国，将由帝国以自己的方式书写。近2000年间，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限于中国和中国的几个邻国，印度以及一个更为模糊的联合体，我在前文中称之为“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事实上，最后这个地区的人口重心（甚至比中国或者印度还明显一些）在此地的2000年历史进程中有所变动，从波斯湾和地中海东岸一直到欧洲。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分化使得这种人口变动更为明显。伊斯兰国家的出现还带来了另外两个不应忽视的结果：首先，正如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清楚看到的那样，7世纪和8世纪时的伊斯兰国家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分裂。它不允许拜占庭帝国夺回罗马的遗产，而它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失败了（同一时期，中国的唐朝在帝国中断400年之后做到了）。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将“我们的海”（Mare Nostrum，指地中海区域）分散的成员再次聚集起来。尤其是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几百年间，伊斯兰国家垄断了帝国的职能，而它也因此排斥西方国家。伊斯兰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建立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土地上（中东在7—9世纪依然如此），而将“未开化”的地带——那里稀稀拉拉储备着它们的战士、奴隶或者原材料——安排在帝国的周边。在中世纪早期的若干个世纪，欧洲是东方帝国的边缘地带，伊斯兰国家占东方帝国的主要部分，而拜占庭帝国占余下的部分。尽管梦想还在[教会曾接手过这个梦想，查理曼（768—814年在位）也曾尝试着让它成为现实]，但西方世界的贫困潦倒、人口分散，甚至还有城市组织的松散脆弱，以及对于东方帝国（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帝国）奢侈品生产的单一依赖，使得西方不可能实现罗马式的复兴。相反，与伊本·赫勒敦可能预言的情况不同，欧洲在10—13世纪经历了令人瞩目的飞跃式发展，而并没有求助于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刺激，也没有借助于税收制度对资源的调度。这些涌现的城市不受或者说几乎不受国家控制。欧洲的历史很明显不会是帝制的。那时总共有三个帝国，伊斯兰帝国（加上拜占庭帝国）、印度和中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两个。不幸的是，事实上我们对于公元1200年之前印度历史的了解太零碎、太贫乏，因而无法从中提炼出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全貌。实际上，伴随着伊斯兰国家的入侵，两个大帝国——德里的苏丹帝国（1206—1398年）和莫卧儿帝国（1526—1707年或1858年）——相继统治次大陆，直到被英国占领，这时印度历史的记载逐渐变得清晰可见。而对于如下这些历史的记载更是如此：在15世纪伊斯兰国家式微的时候，新近被占领或重新统一起来的领地，即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地区和印度的北部，见证了伊斯兰国家帝制最辉煌的时刻。我们必须承认印度的事实就是这样，与奥斯曼帝国相比更是如此。人们会感到十分诧异。的确，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自己的成就足可以好好炫耀一番：优良的军队，圣战中的胜利，无与伦比的首都（曾经是拜占庭的首都），对圣地的捍卫，对最古老的伊斯兰城市（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等）的统治，直到公主们的肤色变成白色（这在印度受到高度评价）。但是，就我们感兴趣的事情而言，印度的各帝国确实拥有两项决定性的优势：其形式是真正的帝制，因而被孤立，导致其近邻只剩下一些“部落”区，它们的大部分战士都是从这些部落中招募来的。或许奥斯曼帝国不会忽视这个情况，第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夺走了它最忠诚的仆人。但是从16世纪起，这个国家（我们突出它根源上来自巴尔干地区是有道理的）陷入了欧洲一系列纷争之中，与其他国家作战（有时也联合），即使它一厢情愿地只将这些国家认作蛮族。在最初的几次失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加入欧洲世界争权夺利的行列。第二个原因是人数的不平衡。16世纪末，在所谓的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曾一度达到2500万人，分布在从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e）到瓦赫兰（Oranie）的广大地区。同一时期，莫卧儿王朝有8000万人口（印度次大陆共有1.2亿人），中国皇帝的子民有1.2亿到1.3亿人。因此，我们基于以下两点把奥斯曼帝国先放在一边：一方面人口总量相对处于劣势，因而财政也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其历史一定程度上属于欧洲历史，而欧洲历史却不符合伊本·赫勒敦的理论。因此，接下来的陈述分五个部分，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年代的顺序：在第一部分（涉及年代为公元前400—公元200年），我们将分析最早的帝国，包括波斯帝国、希腊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是如何出现、如何确立的。在第二部分（涉及年代为200—750年），我们将看到它们的让步，它们定居生活中和平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它们思想上对于暴力的排斥（这是基督教和佛教教义赞同的）。伊斯兰教的出现及其对突厥世界的征服将在第三个部分（涉及年代为750—1200年）展开，并在中国见证奇迹——宋朝的诞生。在第四部分（涉及年代为1200—1500年），蒙古人和明朝人在中国舞台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同时，在伊斯兰中央土地上帖木儿帝国覆灭，印度伊斯兰帝国崛起。第五部分（涉及年代为1500—1800年）将讲述满族人在抗倭援朝战争失败后在中国进行的帝国统治，以及印度伊斯兰帝国的复兴，以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的阿萨比亚，即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结束。
本文选编自《历史上的大帝国》，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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