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水瓶纪元”的13篇文章

作者 | 陈竹沁

编辑 | 赵小鲁

一位美国联邦特工戴着蓝色橡胶手套，打开了柯蒂斯·鲍德温（Curtis J. Baldwin）的苹果Mac Book Pro电脑。不出意外，里面存有儿童色情制品（Child Pornography），其中包括多部中国未成年女性涉性行为的视频。在美国，仅此一项，足以逮捕并审判鲍德温。罪名：接收和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国际上更倡导的提法是“儿童性剥削或性虐待材料”。

这是2020年3月10日，斯普林菲尔德市被惨淡的云雾笼罩。两周后，这座美国密苏里州西南部的第三大城市，居家隔离防疫措施将正式生效。然而，另一场“全球性流行病”，还在黑暗的“网路”上加速蔓延。

今年4月，英国国家犯罪局发布的威胁评估报告称，疫情期间，英国至少有30万人通过对孩子的性接触或网上虐待对儿童构成性威胁。居家隔离期内，英国互联网观察基金会（全称Internet Watch Foundation，简称IWF）及其合作伙伴至少阻止了800万次儿童性虐待图像和视频的访问。在西班牙、丹麦、澳洲和美国，相关的报告数据都在倍增。

“暗网”中的儿童性剥削版块也因新冠疫情流行下孩子上网时间增多而出现新动向，交换视频“比赛”，交流欺骗和胁迫儿童自己拍摄视频的“最佳做法”，层出不穷。这一切在3月中旬曝出的韩国“N号房”事件中达到高潮，后续韩国检方调查证实，2019年5月至2020年2月期间，主犯赵主彬要挟25名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分享至线上聊天群，被害人中有8人为儿童和青少年。

美国失踪和被剥削儿童国家中心（全称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简称NCMEC）资料显示，性勒索是近年针对儿童的新型在线性剥削犯罪。罪犯通过勒索等胁迫手段，从儿童处获取性影像；有的进一步与儿童进行性行为，或获取金钱。

47岁的鲍德温也是其中的一员。被捕照片中，他眼角低垂，两鬓胡茬和眉尾都已花白。脸上显露的凶相，无法与其此前的英语外教身份联系起来。去年11月，案发前不久，他刚刚因违反员工守则而被英孚教育公司解聘，随即离开中国。英孚在微博上发表了这一声明，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需要被重点审查的还有鲍德温手机中的微信应用程序。据美国司法部通报，回到美国后，鲍德温在与12岁的前女学生微信聊天中，胁迫其发送自己的照片和视频，否则就将她此前的“露骨”涉性视频发布到网上，涉嫌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罪名。女孩的父亲看到了聊天记录，联系了英孚教育公司。英孚北美工作人员在一周内向美国有关部门报案。

总部设于曼谷的国际人权组织ECPAT（全称Ending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终止儿童卖淫、儿童色情制品和为性目的贩卖儿童”）的一项调查报告称，美国人占全球性产业的四分之一，涉及约200万儿童。而美国量刑委员会记录了1992年、2004年和2010年联邦起诉的数据，每年在美国被判刑的儿童色情罪犯，超过85%是白人男性，平均年龄在43岁。

ECPAT和美国司法机关均向“儿童色情旅游业”重拳出击。这种跨国性剥削行为的核心是经济和文化差异，侵害者相信自己在本国以外的地区——往往也是儿童性犯罪立法不够完善的地区——不会受到惩罚。如今这些“性旅行者”也包括了在外国长期公差和定居者。

今年10月，美国司法部官网通报了鲍德温案。他已向美国联邦法院认罪，宣判听证会将于近期举行。等待他的将是至少15年的牢狱生活，且不得假释。按照美国法律，他将被登记为性犯罪者，出狱后仍将面临一系列人身限制。

这不是第一起跨中美的儿童性侵案件。2013年6月，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英语教师赫克托·奥朱拉（Hector Orjuela Jr）被捕。4个月后，他在美国遭到起诉。因在中美两地猥亵12岁以下女孩并制作儿童色情制品，他最终被判刑30年。

观看者就是性侵者

几年前，当“贝丝”女士下班回到科罗拉多的家中时，在前门上看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留下的名片，她的心“立刻沉没了”，“联邦调查局为何要与我们联系？”

与特工会面后，对方向她展示了一些照片，问她是否在其中认出了她的儿子。“我马上就崩溃了，我的丈夫也哭了。”

更令她震惊的是，施加性虐待的是他们认识很久的家庭朋友——50岁的军人理查德·富兰克林（Richard Franklin），他收集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性虐待影像。他最后因制作和传播儿童色情制品，被判100年监禁。

负责该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蒂娜·富卡斯（Tina Fourkas）追踪了富兰克林相关的所有网络连接，与4个州的调查员合作，才确定“贝丝”的儿子。

与传统的“熟人犯罪”不同，借助网络，越来越多的“掠食者”冒充年轻人，诱使孩子自制儿童色情制品，发送给他们。富卡斯说，“孩子们这才发现自己被俘获了，陷入困境。他们会被勒索，但因为太尴尬而不告诉任何人，所以他们继续发送照片。”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在估计的2400万儿童互联网用户中，有五分之一的在线儿童是性对象，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告诉父母或监护人。

“我只是看照片，我不想伤害任何人。”跨国要案“WinMX聊天室”的主犯特雷利维（Carl A. Treleaven）2006年在美国芝加哥落网时，这样含泪告诉警方。事实上，他的犯罪记录包括1986年和1993年对猥亵幼女和严重猥亵幼女的定罪。

与特雷利维类似，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图片消费者，都有亲身虐待的犯罪记录。来自不同执法机构和调查的数据惊人地一致：至少三分之一被捕的从事儿童色情活动的人也攻击儿童。

例如，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犯罪委员会的一项委托研究显示，2000年至2001年间因拥有儿童色情制品而被捕的罪犯中，40%的被捕者是“双重犯罪者”，他们对儿童进行性侵犯，并下载图片。

2002年，英国犯罪心理学家乔·沙利文（Joe Sullivan）提出了“性虐待螺旋”模型。第一阶段是虐待欲望的唤醒，然后是打破内疚和恐惧的“砖墙”。螺旋下降的下一步包括“培养”，面对他所看到的一个或多个孩子，通过诡计、礼物、友好或武力，或所有这些方式的组合，来打破他们的抵抗。最后，他实施了虐待。

2016年，英国互联网观察基金会收到了大约10.5万份儿童性剥削图像报告，其中53%描述了对10岁以下儿童的虐待，28%涉及强奸和性虐待。按照沙利文的说法，这些图像并不是恋童癖者减少性冲动的“安全阀”，而恰恰是“犯罪的燃料”，“就像吸毒者一样，他们正在提高对毒品的耐受性——总是告诉自己他们将能够控制毒品，而事实上他们正在逐渐侵蚀砖墙。”

这些“看照片的人”，既是偷窥者也是施虐者，他们是教师、牧师、医生、政治家、警察和童子军领导人，也是亲戚和邻居。

ECPAT指出，由于绝大多数在线儿童性虐待材料是由受害人信任圈内的人制作的，特别是教练、老师和看护者，因此，识别受虐的儿童对于确定犯罪者至关重要。

“危机已到临界点”

全球化和互联网浪潮，在儿童性剥削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96年的“兰花俱乐部”案，是涉及在线儿童性剥削材料的首批官方案件之一。俱乐部由三名美国男子创立，采取邀请制，入会条件是提供一万张孩子图像，并且必须与俱乐部数据库中成千上万的图像不同。最终被指控的16位成员，来自美国、澳大利、加拿大和芬兰等地，其中一位意大利会员拥有18万张图片。

而到了2015年3月，加拿大安大略省警方查封了一个拥有2200个IP地址的数据托管服务器，缴获了超过1.2千兆字节的数据——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数据量的四倍多。用户来自德日俄加英法等国，仅仅三个月，这台服务器就净赚了1800万美元。

欧洲刑警组织近年表示，越来越多的儿童性剥削材料是为了经济利益而生产的。2013年，德国估计约有25万德国人在儿童色情制品上花费了270亿美元。美国司法部报告称，2012年，恋童癖者在现场网络摄像机前强奸儿童，每晚可赚取1000美元。

强奸儿童的简单盈利模式正在迅速取代毒品和枪支，成为有组织犯罪的首选赚钱工具。儿童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性虐影像可以在许多年内每天出售多次，并且易于运输。

“干我们这行，有些照片就是无法从你脑海中抹去。对我来说，其中一张是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她被全裸绑在椅子上，椅子倒了，一只狗性侵了她。她泪流满面，” 2007年，怀俄明州ICAC特派员弗林特•沃特斯（Flint Waters）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道，“据我所知，她还没有被识别和找到。”

那天，沃特斯展示了一张美国地图，上面布满了红点，每个红点代表一台用于共享儿童性虐待图像的计算机。他预测，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犯罪将被调查。他说：“我们不堪重负，资金不足，诸多惨剧如同洪水淹没了我们。”

2006年5月，美国启动“安全童年计划”，在全美范围打击性侵和虐待儿童。这也是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的一项重要政绩。在他的推动下，2008年通过的《保护我们的儿童法案》，将“针对儿童的网络犯罪特别工作组计划”（ICAC）规模扩大三倍 ，由61个协调工作队组成全国性网络，其中包括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专案组。

该法案要求每四年修订一次《防止和禁止儿童剥削国家战略》。其中特别列出了“高价值的个人罪犯”，执法部门将优先调查起诉：儿童色情制品生产者；对儿童有信任或权威的罪犯；在国外虐待儿童的美国人，特别是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的人；通过移居国外而逃避了美国性罪犯注册要求者。

然而，这些努力还远远无法阻断这场“全球流行病”的蔓延。谷歌公司与美国失踪和被剥削儿童国家中心去年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称，危机已达到临界点，儿童性虐待图像的全球网络传播，仍在以指数级增长，手动审查和执法不再具有规模效益，未来机器学习的进步可能是赶上罪犯的唯一办法。

论文显示，2017年，美国监测的相关报告数量达到960万，平均每月100万份，且84%的图片和91%的视频为首次出现。在此十年前，70%的图像反映的是美洲，而如今68%涉及亚洲（中国的数据并不在监测范围内）。到了去年，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840万份，超过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报告总数的1/3。

比起网络监测的图像数据的猛增，数据的空白才是更大的问题。“缺乏有关儿童性剥削的数据导致政府对该问题的规模一无所知，从而加剧了儿童面临的风险”。ECPAT研究主管马克·卡文纳（Mark Kavenagh）说。

《纽约时报》去年的一篇调查报道称，八年间，美国逮捕的儿童性剥削罪犯从五千人左右上升到一万人上下，联邦拨款却没有上升。国会定期拨出每年6000万美元资金的一半用于州和地方执法工作，而国土安全部去年从其网络犯罪部门向移民执法部门转移了近600万美元。

“警察部门花在追踪被盗汽车上的钱，比我们监管网络色情花的钱还多。为什么找回已经投保的财产比拯救孩子更重要？”一位专职调查儿童性剥削的警察说道。

渐进的司法改革过程

目前，世界上有82个国家立法禁止儿童色情制品，但很少达到像美国这样严苛的标准，包括：专门针对儿童色情制品；明确界定什么是儿童色情制品；包括计算机犯罪；将简单持有定为刑事犯罪；以及强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报告虐待儿童的图像。量刑幅度更存在巨大的国别差异。

事实上，美国也经历了四十年的渐进改革。早在1977年，美国已通过《保护儿童免于性剥削法》，将为商业目的而散布、接收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1984年的《儿童保护法案》进一步删除“淫秽性”和“商业目的”的证明要求，并将受保护儿童的年龄从16岁提高到18岁。

是否将虚拟儿童色情制品同样纳入打击范围，在立法和诉讼中一度展开拉锯，直到2002年的一项法案明确：儿童从事明显性行为的视觉图像，即使是计算机合成的虚拟图像，只要无法分辨真实性，仍可定罪。此举旨在应对涉儿童色情案的被告“钻空子”，以“虚拟图像”自辩。

如今，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为代表，国际社会普遍倡导用“儿童性剥削或性虐待材料”替代“儿童色情制品”的说法。因为色情通常被定义为成年人之间基于同意的露骨色情材料，“同意”对儿童并不成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色情制品”是对社会中最无助的成员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掩盖。

玛莎（Masha Elizabeth Allen）或许是全球最知名的儿童性剥削图片的受害者。在德国，她被叫作“席伦德斯•玛奇”或“对眼女孩”，在美国，她的照片被称为安格利系列。她很漂亮，留着长长的金发，在恋童癖网络社区中备受欢迎：她骑着一辆哈雷摩托车；她躺在旅馆的床上；她坐在游戏厅的赛车上，裙子拉得足够高，两腿分开足够宽，露出来……

当她引起加拿大警方注意时，已经积累了35个不同环境中的200多张照片，从五六岁一直到大概九岁或十岁，出现了更多捆绑在地下室的性虐待照片，负责调查的警员非常不安，“我们正在看着她长大。”

2005年初，加拿大警方别出心裁地用图像软件编辑了其中一张，把女孩形象涂抹掉，留下酒店背景和喷泉的照片，向大众发布征集线索，竟成功定位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世界。在巨大的媒体曝光中，玛莎也因此被称为“迪士尼世界女孩”。

线索中断了三个月，直到有一天，消息传来：两年前，她已获美国联邦调查局营救。一位芝加哥“卧底”特工追踪到照片发布者的互联网地址，并找到了施虐者的家。44岁的离婚工程师、富豪马修·曼库索（Matthew Mancuso）在玛莎五岁时从俄罗斯的孤儿院收养了她，在匹兹堡郊外一所与世隔绝的农场房子里，性虐待了她五年。除了因制作儿童色情制品被联邦法院判处15年刑期外，他还因强奸、乱伦等11项罪名，被州法院判处增加35至70年刑期。

200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玛莎法案》（Masha's Law），支持那些童年时期性剥削照片仍在流传的成年幸存者起诉侵害者，并将对儿童色情下载者的民事处罚增加两倍。儿童剥削的受害者可以获得15万美元的民事法定损害赔偿——但也只是刚刚与一首歌曲的版权所有者起诉非法下载者的赔偿相当。

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孩子孤独的噩梦。基南（Shy Keenan）儿时受到虐待多年，并在网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成年后成为英国主要的儿童权利倡导者之一。

她很早就意识到，这些图像实际上就是犯罪现场：对社会最弱势成员的羞辱和折磨。它们至今仍是她的囚牢，“施虐者是在床罩下、镜头后还是电脑后，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区别。我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被我的腐败和堕落逗乐。”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试着用我的眼睛发送‘帮助我’的信息，”她说，“没多久就发现没人好好看这些照片。没有人看着我的眼睛。”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