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尊孔祭祖问题获罪遭到撤职——山西首任主教黯然离晋信友忿忿不平
杜约理去世穷人泪流相送，他是为中国礼仪之争问题而牺牲的最可敬的一位主教
山西主教首任代牧杜约理主教（又称杜嘉弼），1845-1862年在位
一，教宗委任杜约理为首任山西代牧主教
山西是中国天主教大省，其历史源远流长，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教廷派遣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进入山西，开启了天主教在山西镜内传播的序幕。
1716年，教会曾建立“山陕教区”，将山西与陕西合为一体。到1844年因教会发展壮大，又将山西教区单列，成立独立代牧教区。
教宗委任杜约理为首任代牧主教，但他接到委任书时，不愿接受，欲向教宗请辞。经冯尚任主教劝说后，才接受委任。
冯尚任主教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近代陕西天主教区第一任主教。最初在山西传教，随着清政府对传教的许可，罗马教廷将山陕教区划分成两个教区，冯尚任被罗马教廷任命为陕西省主教。
1845至1848年间，冯尚任还监管甘肃教务。设总堂于高陵通远并建主教府，同时创办了一所男修道院，有意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经过历任主教的完善和建设，以通远天主教堂为中心的天主教教产一度达到最高峰。
据1845年教会记录，山西教徒已达七千余人，四位外籍方济会传教士，十六位中国神父。
二，杜约理在文水县新立村接受祝圣礼
1845年7月13日，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杜约理在文水县新立村接受祝圣礼，执掌第一位山西主教职务，
文水县有两个天主教聚居村，其中新立村是吕梁市最大的天主教聚居村，新立村位于文水县城东14公里处，新立村的天主教堂非常漂亮，和村里虔诚的信教徒融为一体。
杜约理上任之初就不遗余力地开展教务，教会事业蒸蒸日上，任期内，他曾主持编纂了部分经文要理书籍，供教徒使用。
他将修道院由祁县九汲村迁到太原西南的洞儿沟村，并特别注重修道生培育，由于当时师资力量缺乏，从拉丁文到神学的教授都由他一人担任。
九汲村是晋中地区天主教传入最早的村庄之一，明末清初，九汲村在京经商的先辈接受天主教信仰，九汲村也因此而开教，清朝雍正至道光教难年教友更加热心事主，对教会无私奉献，1802年由秦晋代牧吴若翰在九汲村主持建造了新的教堂，开办了山西境内的第一所修院，将此做为了晋陕教区主教府所在地，为教会培养了许多神职人员。为后来天主教在山西、陕西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洞儿沟教会在山西天主教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山西天主教脱离秦晋教区后，洞儿沟教堂曾是山西教区、榆次教区、太原教区的主教教堂。
洞儿沟方济各会院不仅是方济各会培养修士的重要基地，还是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大本营，凡来山西的方济各会士都先到洞儿沟然后再分赴各地。
每年到了修院假期的时候，他就出外到各个基层教堂实地视察教务，各地教会发展很快，教友也与日俱增，成绩斐然。
三，因尊孔祭祖问题获罪遭到撤职
尊孔祭祖问题一直是中国公教会绕不开的历史难题，杜主教虽然是方济各会士，却旗帜鲜明的赞成耶稣会利玛窦的传教理念，坚决主张尊孔祭祖乃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问题并非信仰问题。
当时教廷已经对这个问题下了结论，但杜约理认为那样贻害无穷，并且坚持不该初衷，这就有点顶着干的意思了，由此获罪罗马教廷及方济会总会长而遭到撤职。
这实际上是“礼仪之争”的后续效应，“尊孔祭祖”是中国的传统习惯。在封建社会里不“尊孔祭祖”，会视为大逆不道而受到社会歧视和排挤。
利玛窦认为”尊孔”是“尊其为人师范”，“祭祖”是“尽孝思之诚”，但后来天主教内为了这一问题争论不断，最后诉诸罗马教宗。最后罗马教宗作出了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尊孔祭祖”的决定。
教廷随委任意大利藉方济各会士傅安当神父为山西宗座署理，杜主教把教区交给傅安当神父管理后，不可能有欢送会，杜约里形单影只于1862年6月13日黯然离晋。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沈艾娣著《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中，就有关于主教杜约理在洞儿沟的历史讲述。
书中提到主教杜约理被调走后，当地教众非常难过，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调走他，“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彰显天主的荣耀，拯救人的灵魂，为什么会像做贼一般悄无声息就回了罗马呢？”
四，辞去主教隐居28年，去世后穷人泪流相送
返回意大利后杜约理便即刻辞去主教一职，隐退到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的一座方济各会院，在此隐居28年，皮埃蒙特是意大利西北的一个大区，首府是都灵，三面被阿尔卑斯山山脉包围。
意大利 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的圣山
杜约理在离开中国后近三十年人生后半段，一直过着谦逊、虔诚的奉献生活，生前特别同情照顾穷人，默默为当地的基层贫民做了很多事情，有穷人之父的雅称。
1891年1月9日杜约理去世，葬礼那天很多穷人泪流相送。后世有很多人评价杜主教是为中国礼仪之争问题而牺牲的最可敬的一位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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