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OECD发布了《强势开端2017：早期教育发展关键指标》（Starting Strong 2017: Key OECD Indicator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获取及时、可靠和可比较的国际数据有助于国家提升早期保教服务体系。在过去的15年，OECD一直进行政策分析并收集有关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最新数据。《报告》首次汇集了所有与早期教育与保育相关的重要指标，展现了国际早期教育与保育系统和服务的详细状况，也反映了近期早期教育改革的趋势。

《报告》呈现了35个OECD成员国和伙伴国的基本情况，包括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供给，以及3岁以下儿童的入园率的最新数据，并提出了早期教育与保育的工作人员（如教师的资质水平、工资和工作时间的构成）和公平性等最新指标。

《报告》共分为5个章节，分别从早期教育和保育领域为何需要指标，以及影响早期教育和保育政策的情境因素、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政策投入（财政、教师队伍和工作条件）、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政策产出（入园率、参与度和课程框架）、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政策结果（15岁的学业表现、对弱势儿童的影响、对儿童的健康、福祉及其母亲就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最后，在考察入园率、管理、公平性、财政投入、课程框架、教师队伍和家长参与等指标的基础上，分析了改进早期教育与保育的重要挑战。

39 37714 39 14987 0 0 3872 0 0:00:09 0:00:03 0:00:06 3871一、汇集早期教育和保育指标的背景

早期教育和保育能够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促进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有助于为其终身学习奠定基础。接受早期教育和保育的年限是儿童后续在校学业能力和校外表现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2015年，PISA测验（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结果显示，接受至少2年早期教育的儿童在15岁时的平均学业水平比其他儿童更好。并且，排除学生个体和学校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从可获得数据的国家来看，这种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仍然具有显著性。并且，接受早期教育也可以使儿童的学习结果更公平，改善人口在代际间的社会流动。

二、早期教育和保育的关键指标

早期教育与保育的关键指标包括影响早期保教政策的情境因素、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政策投入、政策产出和政策结果4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又下设一些二级指标。

情境因素（Contextual Information）指标提供了影响早期教育与保育政策的背景变量，包括社会经济、人口发展趋势，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就业率的快速增长，以及种族、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都会对早期教育与保育造成影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人口和家庭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单亲家庭增加是一些趋势性的变化。许多OECD国家的生育率都逐渐降低，这与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越来越晚地组建家庭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种倾向与家庭寻求更稳定的财务保障，建立更稳定的关系，以及将更多精力用于职业发展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此前相比，OECD国家的妇女的求学时间更长，接受第三级教育的比例更多。此外，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OECD国家的儿童与一方父母或与未婚同居的父母一起生活。

目前的人口趋势和妇女快速增长的就业率是政府在未来认真规划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供给的动力。从相关数据来看，在过去10年间，政府不断满足学位需求，并提供免费的入园机会，确保某个年龄段的幼儿或某类群体的幼儿的入园、入托率持续增长。

政策投入（Policy Inputs）指标是指投入早期教育与保育体系的资源，如早期教育与保育财政的类型和水平、师幼比规定，以及教师队伍建设（如教师的资质水平、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报告》着重介绍了财政和教师队伍建设两个二级指标。

公共财政投入是保障学前教育质量和公平性的重要因素。大部分OECD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公共经费。与非欧洲国家相比，公共财政支持早期教育与保育发展在欧洲国家更为普遍。2013年，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0.8%，且不同国家对早期保教的财政投入差异较大。一些国家，如日本、爱尔兰和瑞士的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仅为0.2%；另一些国家，如智利、丹麦、芬兰、冰岛、以色列、挪威、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和瑞典对早期教育的财政投入占比则达到1%。

各国的入园率和招生模式（全日制或半日制）、教师工作条件（如教师工资和工作时间）、师幼比、学费、对家庭的财政支持，以及幼儿在园的年限等是导致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如爱尔兰和英国，儿童通常在3岁接受基础教育；另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瑞典，儿童的入学年龄是7岁；还有一些国家的入学年龄为6岁。

此外，0~2岁早期教育和3~6岁学前教育获得的财政支持差异较大，2013年，公共财政支持0~2岁早期教育和3~6岁学前教育的经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2%和0.6%。

早期保教机构中的教师是影响儿童健康、发展和学习的最重要的因素。各国都非常关注早期保教的教师队伍建设。

首先，从教师队伍的性别来看，与其他学段相比，早期教育阶段的女性教师比例最高，OECD国家平均为97%。其次，从教师的年龄分布来看，OECD国家中平均25%的教师超过50岁，一些国家，如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荷兰、葡萄牙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超过35%的教师年龄在50岁以上。

其次，从教师的资质要求来看，本科学历逐渐成为最低标准，37个国家中27个国家要求学前教育教师至少具备本科学历，但不同国家新教师入职培训的时间和教学内容差异很大。

第三，从教师的工资水平来看，不同国家差异较大。以15年教龄的学前教育教师的年度法定工资为例，智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教师低于20000美元，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的教师高于50000美元，卢森堡则超过100000美元。超过1/3的OECD国家的教师工资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与其他接受高等教育的从业者相比，学前阶段教师的工资仍然较低。2014年，在25~64岁的全职劳动力中，早期教育教师的工资水平仅为同等高等教育水平从业者的74%。教师工资与教学时间并不相关，83%的教师法定时间用于教学，其他用于非教学工作。

最后，从师幼比来看，OECD国家平均的师幼比为1：14，且不同国家差异较大。智利、中国、法国和墨西哥的师幼比超过1：20，澳大利亚、冰岛、新西兰、斯洛文尼亚和瑞典的师幼比则高于1：10。OECD的12个成员国和3个伙伴国通过增加教学辅助人员的方式提高师幼比。

政策产出（Policy Outputs）指标，即政策实施后产生的结果，包括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机构的入园率，早期教育的参与度，以及课程框架的内容和领域。

许多国家3岁以下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比例都在提高。在2005—2014的10年间，接受正规托幼服务的3岁以下儿童占比从26%提高到34%。并且，超过2/3的国家中，接收3岁以下儿童托幼机构中私立机构的比例都超过50%，平均为58%。即便政府提供资助，家庭的分担比例仍然较高。并且，不同国家的差异也很大。与此同时，大部分OECD国家中的3岁幼儿接受早期教育的比例也一直增长，而且大部分儿童在5岁前都接受过早期教育。从2005—2014的10年间，OECD国家3岁儿童平均入园率从62%增长到70%，4岁儿童的平均入园率从73%增长到85%。

近年来，为了提高学前教育的参与度，许多国家都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学时，或从半日制幼儿园发展到全日制幼儿园，特别是针对弱势儿童。这些举措通常与旨在提高早期教育质量的改革，以及促进幼小衔接的政策有关。

很多国家会同时提供全日制（每周活动时间达到或超过30小时）和非全日制（每周活动时间少于30小时）的托幼服务。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爱尔兰、荷兰、新西兰、西班牙、瑞士和英国，非全日制的3岁以下托幼机构非常普遍。如果统计儿童一周平均参与的时间，就会发现不同国家由于政策选择不同，托幼服务的类型也不同。另一些国家，如爱沙尼亚、芬兰、希腊、洪都拉斯、拉脱维亚和波兰，只为很少一部分3岁以下儿童提供长时间的托幼服务。与之相反，荷兰、新西兰等一些国家则为超过半数的3岁以下儿童提供短时间的托幼服务。

早期教育的普及并不意味着确保质量和公平。因此，制定课程框架（Curriculum Framework）对于确保早期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早期课程框架中都增加了提高早期教育质量的要求，确保更顺利地实现幼小衔接。研究表明，既注重游戏活动和培养幼儿的自我管理能力，也不忽视前学业活动，并在这两类活动之间寻求平衡的课程，被认为是最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但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只有很少的教师具备提供有利于幼儿认知发展的最优学习经验和情感支持的技能，特别是在科学和数学领域。

与2011年相比，大部分OECD国家在2015年的课程框架中仍然强调在读写、计算、运动和科学等方面做好入学准备。游戏时间则以“通过游戏学习”之名被包含在其他领域之中。并且，在被调查的国家中，在2011—2015年间，早期教育课程框架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内容领域，如信息技术技能、外语能力、道德和公民价值观、宗教和身心健康等。

OECD国家一直探讨课程内容改革，一些国家将早期教育课程融入整体的课程改革中。例如，芬兰和韩国引入注重质量的课程，丹麦也在反思如何通过加强课程提高早期教育质量，新西兰和挪威将在2017年颁布新的课程框架。

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s）指标主要包括与政策投入和产出有关的儿童发展指标。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接受早期教育与保育的益处不仅限于学习结果，学前期也是培养健康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而可负担、每周时间充足的高质量早期教育和保育也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就业率。因此，政策结果指标主要包括儿童在15岁时的学业表现、对弱势儿童的影响、对儿童的健康和母亲就业的影响。

2015年的PISA测验数据表明，与较高的师幼比、生均投入相比，接受早期教育的年限是预测其15岁时校内外表现的最强有力的指标。在排除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后，在有数据的国家中，这一相关性在半数国家中仍具有显著的差异。并且，在学前期至少接受2年的学前教育才能确保儿童在15岁时有更好的表现。接受的学前教育年限越多，在PISA测验中表现不佳的概率就越低。研究发现，22%接受了不足一年学前教育的学生在科学领域的得分低于基线水平，相比之下，10%接受了超过2年学前教育的学生低于基线水平的比例要更少一些。

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的儿童从高质量的早期教育中获益最多。PISA数据显示，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或就读于社会经济处境不利学校的15岁儿童中很少在学前阶段接受过至少2年早期教育。越早接受教育，越有可能降低教育不公平，特别是对于弱势儿童。

但近年来，尽管学前教育的普及率一直提高，许多国家学前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存在。2015年，15岁的儿童中，经济地位优势和弱势儿童接受两年学前教育的比例分别为85%和72%。在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土耳其和美国，这两个群体接受至少2年学前教育的比例差距则超过18%。这意味着，从早期教育中获益最多的弱势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机会却很低。

此外，对于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接受至少1年的早期教育对其发展是很有益的。从长远来看，促进有移民背景的幼儿融入新的社区是很重要的，他们能更快、更灵活地掌握当地语言，有利于他们适应当地生活。但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移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都低于本地儿童。在OECD国家中，接受了至少1年早期教育的移民儿童约88%，本地儿童则为95%。PISA测验中，超过6%的15岁儿童有移民背景。

这些移民儿童中，早期接受了至少1年学前教育的儿童的科学测验得分比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儿童高36分。并且，排除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前者比后者的得分仍高出25分。这一现象在法国、希腊、以色列、新加坡、瑞典和中国香港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两个群体的得分相差甚至超过40分。接受早期教育对于有移民背景的儿童，无论是语言发展，还是融入当地社区都是有益的。

早期教育环境提供了儿童理解营养和锻炼的重要性的机会。研究发现，针对年幼儿童的早期干预和行动，能够有效地改变其行为，降低成年期超重的概率。研究发现，2005年，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正规保育机构的入园率越高，这些孩子在10年后超重或肥胖的概率就越低。这一相关对男孩比对女孩更为显著。这意味着，高素质的教师能够通过早期干预培养孩子健康的行为习惯。但由于教育与健康之间相互交织，二者之间的关系仍需谨慎推断。

母亲的就业率和孩子接受正规保育的比例之间具有较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家有3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尤为显著。2014年，OECD国家中，有3岁以下儿童妇女的平均就业率为53%，这些孩子中34%接受了正规的保育服务（childcare）。在母亲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例如丹麦、卢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瑞士（15~64岁之间的母亲中超过70%的母亲的孩子年龄在3岁以下），孩子在正规保育机构的比例同样也最高。

三、改进和提升早期教育和保育仍然面临的挑战

最后，《报告》指出了改进和提升早期教育和保育仍面临的挑战，包括：

OECD (2017), Starting Strong 2017: Key OECD Indicator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OECD Publishing,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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